改革開放是中國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向全世界再次宣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展示了為實現目標願景所作的系統謀劃以及為之持續奮鬥的重大舉措。對正處於動蕩變革時期的全球格局而言，這無疑提供了一種可預期可測度的大國方案。面對百年變局中的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改革開放正在成為中國給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

　　改革開放是全球公共品

　　之所以説改革開放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一種重要全球公共品，除了它具有能使全球不同地區更多人口獲益這個基本特徵外，還因為它具有4個突出特點。

　　標識性。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在改革開放中，世界開始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不僅是歷史悠久且文明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古國，擺脫半殖民地落後挨打地位、堅韌站立起來的東方大國，更是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發展中大國，是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移動支付、綠色能源、高速鐵路等諸多方面領先其他國家的新興大國。這些新的特徵，構成了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的當代中國形象。

　　生産性。改革開放使中國在市場、技術、資金等多方面給世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連續多年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和穩定器。中國探索形成的基礎設施投資模式、開發區模式，以及&&創建的、更具包容性開放性的各種國際合作機制和平臺，為各國的發展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支持、更多的機遇以及可供分享的經驗。

　　持續性。缺乏持續性是全球公共品提供面臨的最大挑戰。中國將改革開放確定為基本國策，始終堅持、不斷推進。這種決心和堅守，與一些西方國家的政策隨著選舉帶來的政黨輪替而變化不定甚至朝令夕改，形成了鮮明對比。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宣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是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堅持的事業。

　　整體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更為積極主動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公共品，在分擔聯合國會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多種形式發展援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等許多方面，已經作出或正在作著與大國身份相匹配的貢獻。這些不同類型的全球公共品，都是中國在踐行改革開放這個基本國策過程中提供的，改革開放是對這些全球公共品的總概括。

　　作為全球公共品，改革開放是多維度的。除了眾所週知的經濟維度外，更應該關注其價值維度和方法論維度。這些維度揭示了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認知革命和實踐革命。只有更全面地認識和把握這些維度，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在全球發展進程中，改革開放具有破除“西方中心論”導致的僵化的思維定式、根深蒂固的價值歧視的巨大作用。

　　改革開放是一種全球價值理念

　　歷史發展、文明繁盛、人類進步，從來離不開價值理念的引領。每個時代都會凝練出體現時代精神的價值理念，進而引領社會的發展，形塑制度的建設。理性、科學、進步、自由、法治、人權、民主、和平、主權、發展、治理等是不同時代凝結而成的價值理念，經過傳播、實踐、詮釋，層疊交織在一起，共同匯聚成當代全球價值理念譜係，引導、規範著各國的制度建設和發展。

　　改革開放是基於當代實踐形成的全新的全球價值理念。這個理念是伴隨著冷戰結束，由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勇敢探索和創造性實踐凝結而成的，有著堅實的現實成就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改革開放作為價值理念，從其産生就與既有的絕大多數價值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更少“西方色彩”，更具全球共識。既有的價值理念，多數是隨著西方社會的發展而生成的，並在西方首先轉化為制度、組織、實踐等現實性存在，成為西方國家佔據國際社會“道德高地”的依據。隨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自我覺醒，這些國家對這些價值理唸有了更多樣的理解闡釋和實踐，並通過自己的探索，生成新的、更有時代性的價值理念。

　　改革開放是代表著時代潮流方向的全球價值理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這一判斷不斷被現實驗證。在經濟全球化和交通通信技術迭代更新的推動下，世界各國已經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開放是歷史潮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為“孤島”，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關起門來實現自我的發展。在開放的過程中，各國制度的運行被置於“無影燈”下，使人們對其優缺點的認識更為充分全面，因此開放必然會引發制度的自省，推動制度的更新。改革與開放緊密聯絡起來，成為不可分割的全球價值理念。

　　改革開放是解決當今時代各種挑戰和難題急需的全球價值理念。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穩定，要適應國內外情況的新變化、新要求，防止制度僵化，不斷釋放出治理效能，必須對制度體系進行調整改革。改革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等後發現代化國家的專屬，而是世界各國都應該重視並選擇的價值理念。多位西方學者早就指出，已經運行了幾百年的西方現代制度，深陷利益集團固化、制度僵化困境，治理亂象不斷，改革勢在必行。在當下百年變局下，一些既有價值理念不僅沒有發揮凝聚全球共識的作用，反而引發甚至加劇了全球共識的破裂和對抗。全球治理中出現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其底層邏輯就是理念赤字。如果沒有更有凝聚力、説服力、普遍性的價值理念來引領，就難以走出一條解決全球治理難題、國家治理困境的新路。

　　改革開放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價值理念。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必然有不同的實踐形式，不可能只有一種改革、開放的“萬能良方”。在這種理念的倡導下，就要鼓勵更多適應時代要求、符合國情特徵的實踐探索，而不能將某種特定做法奉為圭臬。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一些曾經在開放中長期獲益的西方國家，卻選擇了“小院高墻”“選邊站隊”的方式，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開打貿易戰，割裂全球價值鏈，破壞持續幾十年的穩定的全球開放格局；通過推卸責任、塑造“對手”的方式，加速實行政策的“內向化”，激發外部環境的“對抗化”，推延本國制度的自我改革。這種為謀求自我確定性、犧牲全球確定性的方式，是逆歷史潮流的選擇，更是對全球價值理念的拋棄和挑戰。

　　改革開放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法論

　　改革開放是治理現代國家的必然選擇。中國作為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者，始終高舉改革開放旗幟，積極主動維護全球開放格局，大力倡導改革開放理念。基於長期的實踐探索，中國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成熟的治理現代國家的方法論。這套方法論，成為中國給世界不斷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基礎性認知要素。

　　堅持中心論。發展始終是現代社會的主旋律，是各國治理的中心工作，不能實現合理、可持續的發展，任何國家都會喪失實現良好治理的物質基礎；不能讓人民從發展中獲益，任何國家都會失去長治久安的民心基礎。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發展生産力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性工作，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開放的落腳點。要按照生産關係和生産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邏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堅持系統論。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社會越發展，整個系統運行越複雜，越容易出現“蝴蝶效應”“黑天鵝”事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突出強調“堅持系統觀念”，要求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係，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堅持均衡論。改革開放是一個激發各個主體活力、形成合力的過程。各種主體、各個領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多樣、持續的互動關係，既是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礎條件，也可能成為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誘因。保持這些社會發展基本關係的均衡，實現良性互動，成為各國治理面臨的重要挑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聯絡的觀點，重視凝聚發展共識，集聚發展合力，形成更大的“同心圓”，確保了各種互動關係的良性互動。

　　堅持統籌論。對於各國來説，共同的挑戰就是有限的治理資源無法滿足不斷增多的治理需求的治理赤字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只靠某個領域、某個地區、某個國家擁有的資源來應對，必須樹立全局意識，建立統籌機制，這樣才能有效地將有限的資源動員起來，合理配置，根據問題優先序順利加以解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直強調統籌理念、大局觀念，重視國內資源的合理配置、國內與國際兩種資源的有效統籌。尤其是在改革過程中，重視提高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耦合性，加強改革配套銜接，力爭取得最大綜合效益。

　　堅持自主論。許多研究表明，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是改革開放是根據國內外具體情況有序展開的，而不是“無條件開放”。改革開放是國家決策，必須保持決策的主動性和自主性，不能受某種利益集團影響，更不能受外部勢力的操控，而要根據國內民眾的承受能力、國家治理體系的負荷能力以及外部環境的客觀情況來安排部署。在中國，無論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還是強調“頂層設計”的改革方式，雖然形式不同，但底層邏輯都是始終保持決策的主動性和自主性，實現了有序改革、有序開放。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推進的根本保證。因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