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風景這邊獨好！
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謀劃了中國新一輪改革的目標和重點。
會議開完後，國內的媒體、專家和網友，都在爭相“劃重點”、看解讀，關注全會公報字裏行間每一個未來的機遇點。
而與中國人前行奮鬥的姿態形成對比的，是全球正在上演的另一種現實：貿易保護主義壁壘林立、美歐綠色轉型遭遇滯阻、全球經濟復蘇仍然脆弱......
甚至有學者提出，世界正在進入歷史的下行週期。
置身於這樣的大環境中，我們看到不少國家爆發危機，出現了“走馬燈”式的政治亂象，甚至發生政治人物遭遇刺殺的極端情況。
相比之下，中國仍然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自己的目標，這樣的節奏感、確定感，從何而來？
最近，在“全球經濟裹足不前”的同時，世界銀行、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銀紛紛上調了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展望》中將中國經濟增長率預期上調了0.4個百分點，調至5.0%。
這樣的增長預期，遠遠高於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調中國經濟預期的同時，下調了美國的經濟預期。
這些機構在相關報告中也提到了具體原因：看好中國經濟的韌性與發展潛力。
三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2024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時，提到了我國經濟當下的發展環境：
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動能偏弱，通脹具有粘性，地緣政治衝突、國際貿易摩擦等問題頻發；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企業經營壓力較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推動經濟穩定運行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穩定在5.0%，殊為不易。
而中國上半年經濟數據，不僅是一些國際機構作出預期的佐證，更為我們理解中國改革發展的節奏感，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參考。
譚主注意到二十屆三中全會中的一個細節：
“當前形勢”和“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僅被寫入了三中全會公報當中，還拿出一定筆墨來闡述。這在以往三中全會的公報中，並不常見。
從當下著眼、從當下出發，這正是我們理解中國改革發展節奏感的第一個時間坐標。
著墨于“當下”，意味著接下來的行動要保證精準的現實針對性，迎難而上。
在著墨當下形勢的內容中，公報提到了幾個具體方面：
落實好宏觀政策，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紮實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這些方面既是我們一段時間以來各項政策和工作的重點，又關乎下一步改革發展的突破口，公報中也做了相應的部署安排。
過去、當下與未來在公報中形成了統一，進一步明確在同一個目標之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有了紮實立足於當下的起點，向前看，我們完成任務的時間表也是很清晰的。
這次三中全會公報，還出現了一個內容——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週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透過三中全會公報中這第二個時間坐標，我們可以感受到責任心和強大的自信。
這樣的自信，也來自我們對於未來一段時間，對全面深化改革重點內容的準確把握，對具體要改什麼、怎麼改，心中有數。
這在公報中，體現為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部署，並且開宗明義地強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曾在中央財辦工作，他説，“高水平”，意味著要更充分地激活市場的積極潛力。
就拿民營經濟來説。2012年至2022年，民營企業在所有企業數量中的佔比從79.4%增長到93.3%。
隨著數量的增長，民營企業也參與進了更多的經濟活動。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油氣、核電、鐵路等領域，最近幾年已經向民營經濟主體陸續開放。
在19日解讀三中全會精神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提到，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
這些舉措，都是在把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二十屆三中全會，也給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設置了一個完成區間，2035年。這也是公報為我們把握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節奏，提供的第三個時間坐標。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將是怎樣的圖景？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濟南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這場會上，也提到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與專家、企業家討論的話題很細緻，具體聊到了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發展風險投資、建立健全民營企業治理體系、優化外資企業營商環境等議題。
這些議題，都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力關注的層面。
也正是這樣一份時間表，給了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一步一個腳印的堅實感。
方向既定，如何發力？
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為我們向前進發提供了更加明確的著力點：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全會也明確了具體部署。可以注意公報中接連提到的兩點內容——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
高質量發展和創新，如何理解二者內在的邏輯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論述高質量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放在過去十多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創新，不僅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深改會的新聞稿中，與創新相關的具體領域也在不斷擴展。
而這一次，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最新部署，又將如何進一步釋放我們的創新潛能和活力？
譚主專門找到對各國科技政策有著深入研究的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院長薛瀾。薛瀾跟譚主解釋，注意全會公報中的一個表述——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全面，意味著一整個生態。創新，説到底是我們把知識變成價值，這個過程中涉及企業、科研院所、金融機構等多方主體。
要調動牽引多方主體的積極性，首先需要一個“指揮棒”。
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有一個表述出現了兩次——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期間提出，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增強發展新動能。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則更為具體地點出了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可以著手開展的領域：
加快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等産業發展，積極打造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增長引擎。制定未來産業發展規劃，開闢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賽道。開展“人工智慧+”行動。
在政策文件中，直接點出最有前景的新賽道、新領域，首先幫助市場、企業和科研院所明確了最有可能性，以及國家發展最需要的方向。
明確了大方向，接下來，還需要形成適宜創新的環境。薛瀾告訴譚主：這次特別提到的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要做的正是繼續健全這個創新生態。
實際上，教育、科技、人才不適配的問題，也是制約我們創新能力建設的一個“裉節”。按照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的分析，近幾年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遇到的“卡脖子”問題，一個癥結是源頭創新的頂尖人才不足。
一體化改革，正是要從制度層面進一步理順各種創新主體的關係，打通堵點，使人才和資源，更加順暢地流動到最需要的方向。
目前，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最高在30%左右，與美歐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距。這背後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融資不易。
這樣的情況，在今年6月發生了一些變化。
《關於深化科創板改革 服務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八條措施》的出臺，相當於在資本市場為“硬科技”企業留出了一條融資的綠色通道。在嚴格的監管下，這樣的改變，給一些具備硬技術實力、但尚未實現盈利的潛在獨角獸更多機會孵化破殼。
而一旦這些企業挺過“從0到1”的艱難，接下來，中國市場本身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可以通過大市場和豐富的應用場景來攤薄創新成本，更會給企業的成長、壯大提供肥沃的土壤。
明確方向、彌補短板、暢通協作，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將會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帶來更大的動力。
現實中，以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改變，已經在醞釀和發生。不妨繼續用“投資”這個風向標來觀察。
今年上半年，“換新”成為了國內投資的一大趨勢。數據顯示，與産業升級改造密切相關的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對全部投資貢獻率超過50%。這意味著，各個産業通過創新，培育自身新質生産力的共識已經形成，方向也已錨定。
與此同時，外資對中國高技術産業的投資，反映著一個現象：在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中，中國創新的前景吸引力十足。
上半年，中國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佔比較去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尤其是醫療健康等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是外資企業加碼中國的重點領域。
這些外資中，有美歐等國的高技術企業，也有來自沙特等發展中國家的新資金，且加碼中國的速度驚人。
根據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數據，2022年，沙特、阿聯酋等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在中國開展的直接投資僅有1億美元，然而到了2023年，這個數字就達到了23億美元，今年上半年這樣的趨勢還在延續。
沙特投資者在解釋投資中國的原因時，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自己在向其他國家的公司提出希望在六個月內完成計劃部署時，被對方告知不可能，但在合作的中國企業那裏，成為了可能。
這樣的速度也透露著，創新，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的“衝鋒號”。
創新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但路雖遠，行則將至。面對科技創新這場人類的漫漫征途，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底氣，在全世界看來仍是無可比擬的。
解決了改革動力的問題，那麼，改革最終又要達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公報中有這樣一句話：
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這句話之後，公報提到了它的一個具體體現：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當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就會産生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反過來破壞發展的環境。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發展停滯，就與此有關。
不久前，世界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度全球和平指數報告》中，就提到了一個具體的制約因素：安全因素。
根據測算，2023年，全球有97個國家的安全局勢都在惡化，是過去15年來的最高點。其中，暴力事件産生的經濟影響也有所增加，達到了19.1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13.5%。
要理解這些社會動蕩加劇的現象，要從各國的經濟發展肌理中尋找線索。
還是拿發達國家來説。
前幾年，世界經濟論壇關注到了一個問題：富裕國家的貧困水平正在上升。根據其測算，近三分之二的經合組織成員國都出現了貧困率上升的現象——經合組織成員國，基本都是發達國家。
習近平總書記在《之江新語》中就寫道：老百姓可能不關心GDP，但他們關心吃穿住行，關心就業怎麼辦、小孩上學怎麼辦、生病了怎麼辦、老了怎麼辦，等等。
要知道，中國有14億多人，這個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
理解公平的一個重要的視角，是這次三中全會的一個論述：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到今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
就在上個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考察時，還提到了這一問題。
過去十多年間，我們的城鄉融合發展，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一組數據，足以説明問題：
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2012年的2.88縮小到了2023年的2.39。
但這離我們的目標，還有不小的距離。
如何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
公報具體談城鄉融合發展的151字中，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比起“城鎮”只出現了兩次，“村”出現了兩次，“農”出現了四次。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提到過這樣一個例子：
很多農民辛辛苦苦掙錢，回老家在宅基地蓋了一個房子，自己回去也住不了幾天，甚至常年不住人，幾年下來這房子破破爛爛的，實際上是辛苦積累的財富打水漂了。
這個小例子，映射著現在農村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制約——現在農村有大量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其實，這幾年鄉村經濟中走紅的幾個事件，就可以説明，很多生長于鄉村的資源、産業、文化現象，其中都蘊含著經濟發展的機遇，但它們過去因為信息不流通等因素，沒有找到發展的著力點。
就拿貴州“村超”來説。
“村超”的走紅，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村超”所在的榕江縣，是全國最後一批脫貧摘帽的縣。“村超”火了後，據不完全統計，已實現旅遊綜合收入85億元。
這裡可以思考一個問題，有多少人會僅僅為了一場縣級的足球賽，前往一個貧困村旅遊？
通過“村超”，很多人關注到榕江縣，了解到榕江縣獨特的民族文化現象，這裡能吃什麼，能看什麼風景，榕江縣又都有自己獨特的答案，這些要素才是“村超”不止于“村超”的基礎。
除此之外，“村超”的走紅還讓貴州以南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關注到這片區域。2023年5月以來，有62家這樣的企業前來考察，其中不少已經敲定在榕江縣落戶。
正如公報中提到的，城鄉融合發展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這些元素，也成為“村超”活力的來源。
“村超”之所以能夠創造這樣的生命力，在於它通過信息這個要素的流動，為其潛在的經濟資源拓寬了再配置與利用的空間。
2023年，榕江縣全縣GDP為96億元。上面提到的這些增量，已經創造了相當於榕江縣全縣GDP的經濟效益。這意味著，當地老百姓，能多得一大筆收入。
這也對應著公報提到的，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介紹，新一輪改革堅持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抓住什麼、推進什麼。
通過解決過去大量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問題，切切實實地惠之於民，這背後，是中國改革的落腳點：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動力。
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中國的改革得以持續不斷地推進下去。
中國會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去發展，讓發展的成果惠及每一個人，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而每一個人的信心，會築起中國發展前景的堅實基礎，這也是中國對於未來的信念感獨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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