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説話：要發展，也要認識發展
這幾天，隨著全國兩會的臨近以及各地2024年GDP增速目標的公佈，對今年中國經濟前景的討論，變得多了起來。
但譚主也注意到，諸如“中國經濟見頂”這樣混淆視聽的聲音，夾雜在討論當中。
大家關於中國經濟的討論，需要得到回應，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正確認識中國的發展。
譚主也要談談，自己對於中國經濟的認識。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更多地被放在世界的語境下去討論。
自從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中國GDP佔美國GDP的比值一直都是大家討論的焦點議題。
2023年，這一數字有所下降，看到這個變化，再結合著這幾年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封鎖與打壓，不少人覺得，中國經濟，是不是在打壓之下要走“下坡路”了。
事實，是這樣的嗎？
我們首先回歸這個數字指標本身，做GDP總量的核算還涉及物價、匯率等因素。
我們先説物價。各國在做GDP總量核算時，用的是本幣現價計算的名義GDP，這就需要考慮物價的因素。過去三年間，美國採取激進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導致美國陷入高通脹的境地，這也大幅拉高了美國名義GDP規模。
就拿2022年來説，2022年，美國CPI、PPI同比分別增長8%和16.5%，相比之下，2022年，中國CPI、PPI分別上漲2%和4.1%。這其中，數值計算上的“差距”，可想而知。
但GDP的增長，説到底，要解決本國民眾的問題，要讓本國民眾有獲得感、幸福感，高通脹之下，這樣的增長有沒有獲得感，美國民眾最有發言權——最近，美國進入大選週期，通脹問題，仍是美國民眾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
美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總歸是要調整的，放在長週期去看，當前的火熱，是臨時性的、階段性的。
除了物價，在做經濟總量對比時，還需要考慮匯率——中美經濟總量對比，要將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GDP規模折算成美元計價。
過去兩年，美國進入了新一輪的加息週期。從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美聯儲已連續11次加息，累計加息幅度達525個基點，是近20多年來美國最陡峭也是最激進的一次加息。
加息通常都會帶來國際資本凈流入，推高美元匯率。人民幣匯率就從2022年3月的1美元對人民幣6.3元，來到了如今的1美元對人民幣7.1元左右。匯率，也在客觀上拉大了計算上的“差距”。
這些都是在做經濟體經濟總量對比時要考慮的因素。
前不久，《華爾街日報》發了一篇報道，報道中稱，2008年，美國和歐元區經濟規模相當，但現在，美國的經濟幾乎是歐元區的2倍。《華爾街日報》用這一數據證明，美國經濟比歐洲經濟好。
這一報道遭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批評，他表示，這主要是歐元對美元匯率貶值的結果——2008年，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最高時達1.59，2023年，這個數已經貶值到了1.05。
按理説，在對比中美GDP時，也應該考慮這樣的因素。但有意思的是，在看到中國GDP佔美國GDP的比值下降這一現象後，克魯格曼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中國經濟陷入嚴重困境。
在討論其他經濟體時，客觀地考慮其他因素，在討論中國時，就是中國經濟要崩潰、要“見頂”。
事實上，這不只是克魯格曼一個人的聲音。
回溯更早的歷史，首先被炒作的一個概念是“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左右，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僅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的國家和地區繼續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有的甚至降為低收入經濟體。由此，經濟學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在同一時間，中國人均GDP達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平，並且保持7%左右的穩定增速。
對此，一些人開始炒作中國是否會同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中國經濟數據，被拿來和巴西、阿根廷等國家的經濟數據做對比。
當時，這部分人抓住了一個節點是，全球經濟形勢處於下行週期——因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很大一部分國家，就是因為過去依賴出口，在全球需求放緩的時期，自然也就出現了增長放緩或停滯的現象。
這套敘事被套用到中國身上，就變成了，此前中國的成功是因為順風而行，當下，中國處於一個新的超級週期，而這是個下行週期。
具體來説，過去中國經濟都在全球化的“風口”上，現在，“風口”消失，那中國之前站得越高，現在就要摔得越慘。
事實卻是，就在炒作全球化“風口”消失的同一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也成為了首個貨物貿易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的國家。
隨後，中國用發展，讓“中等收入陷阱”的敘事逐漸衰弱，靠著這些年的發展，我們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陷阱，沒有擋住我們前進的腳步。
但與此同時，新的敘事，又以同樣的套路被炒起。中國要和印度比人口，和美國比總量，和越南比增速，每一項對比的結論，都是中國經濟將要“見頂”。
這種對比的目的，是什麼呢？
在對“中國經濟”“頂峰”等關鍵詞進行搜索後，譚主發現了“中國經濟見頂論”的主要提出者。
一位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哈爾·布蘭茲，另一位是塔夫茨大學教授邁克爾·貝克利，他們在大學中的身份都是政治學者，沒有經濟領域任職的背景，相反，二人都曾有在美國國防部及國家安全部門任職或提供諮詢的經歷。
邁克爾使用了一個地緣政治上的概念——“力量巔峰陷阱”（peaking power trap）來注解“中國經濟見頂論”。邁克爾的用意是，把中國和歷史上的其他大國放在一起對比，然後作出了所謂“見頂衰落”的推演。
顯而易見，對比的目的，就是要説中國會成為世界的“風險”。無論什麼樣的數據，只要能夠論證中國經濟“見頂”，就會被放大傳播，就能作為中國會帶來“風險”的“證據”。
當然，通過某個單一數據唱衰中國經濟的方式，很容易被“打臉”。譚主也發現，有些人在通過數據比較關聯敘事，這種手段背後的邏輯更值得我們深究。
中國經濟當前的一些指標與趨勢和某個國家比較相似，言下之意，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中國同樣需要面對——別人踩過的坑，中國需要再踩一遍。
在對“中國經濟見頂論”觀點的相關表述進行搜索、分析後，譚主發現，海外社交媒體，是“中國經濟見頂論”傳播鏈路的重要一環。
其中，海外社交媒體平臺“X”（前身為推特）與海外社交論壇Reddit（紅迪）上關於“中國經濟見頂論”的討論趨勢與外媒報道“中國經濟見頂論”的趨勢，基本一致。
去年的1月和9月，是這兩個平臺唱衰中國經濟討論最密集的月份，在對相關的內容進行分析後，譚主發現，房地産相關話題，佔到了其生産的中國經濟相關“觀點”的40%，佔比最多。
這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將中國房地産市場與日本、美國的房地産市場相關聯，稱中國正在經歷“房地産泡沫”。
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房地産行業能否健康發展，關係到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否平穩運行。
就拿日本來説，日本房地産泡沫破裂後，給日本帶來的不僅僅是資産價格暴跌這一個後果，在那之後，日本經濟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輪番的刺激下都不見起色，整個社會仿佛也喪失了“心氣兒”。
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室主任金瑞庭告訴譚主，一方面，受日本經濟社會體制僵化、年輕人升遷意願不足等因素影響，日本社會消費活力日益萎縮。另一方面，日本在政治和安全方面高度依賴美國，面對美國發起的咄咄逼人的貿易戰，日本只能步步退讓，導致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優勢産業在退讓中一步步喪失競爭力。
很明顯，外媒想要通過構建日本就是中國前車之鑒的敘事，來唱衰中國經濟的前景。
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中國仍處於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的後期階段，仍具有以城市化拉動內需的較大空間，無論是市場規模還是經濟潛力，還是積極應對和主動塑造外部發展環境的能力，日本都與中國有較大差距，並且，就只説房地産行業，中國與日本的狀況也並不相同。
中國真的在經歷房地産泡沫破裂的時刻嗎？
前不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自己也注意到，當下，關於中國正在經歷房地産泡沫破滅的觀點十分流行，但在進一步仔細分析數據後，他認為，這一觀點的許多方面值得進一步推敲。
高善文從兩個方面分析了日本、美國等幾個國家的房地産泡沫破滅的過程。
第一組，是房地産投資佔GDP的比重。
｜｜泡沫化前，日本房地産投資佔GDP的比重為8%，泡沫化過程中，這一數據上漲為11%，泡沫破裂後，日本花費10多年時間清除供應過剩問題，最終將房地産投資佔GDP比重維持在6.5%左右。
｜｜泡沫化前，美國房地産投資佔GDP的比重為8%，泡沫化過程中，這一數據快速上漲，泡沫破裂後，美國花費將近5年時間，將房地産投資佔GDP比重維持在7%左右。
第二組，是二手房的交易量。
無論是美國、英國、荷蘭還是西班牙，這些國家在房地産泡沫破裂後，都出現了二手房交易量劇烈萎縮的現象——泡沫化過程中，需求已經被透支。而這種萎縮一般在50%左右，且會持續五六年之久。
高善文認為，中國住宅市場正在經歷的是價格的修正，而不是泡沫的破滅。所謂泡沫，指一段時間內大量投機性需求涌入市場，導致供應會不正常地放大。而投機性需求消失後，放大的供應就會形成過剩。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沒有出現明顯的供應過剩。中國房地産投資佔GDP比重的峰值出現在2013年，此後房地産投資佔比快速下降，到2024年可能會下降到5.5%左右。
從交易量層面，房地産泡沫破裂，會導致投機性需求消失，一部分正常需求透支也會消失，因此交易量會快速萎縮。交易量觸底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
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從政府公開披露的數據推算，2023年中國二手房交易量是明顯放大的。這與大多數泡沫破裂情況下的市場調整極不一樣。
關於中國房地産市場的情況，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董建國表示，從結構上分析，房地産對宏觀經濟的貢獻，從增量拉動為主轉向存量帶動為主。二手房交易佔比提高，對水泥、鋼鐵、建材等上遊産業帶動作用有限，但能夠帶動傢具、家電、家裝等下游産業發展。
譚主注意到，最近，地方兩會頻頻提及“以舊換新”以及積極培育智慧家居等新的消費增長點。
2月23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又研究了家電等傳統消費品以舊換新，推動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
這些舉措，也正是在把握新形勢的基礎上，進行的新調整。
中國房地産行業調整期中，同樣在醞釀新的機遇。
打一個簡單的比方，房地産對上遊産業的拉動，更像是“一次性”的，畢竟，水泥、鋼鐵這些東西不會迭代，但智慧家居等産品是會的，生産廠家拿著收益會繼續研發，更新迭代自己的産品。一方面，這會創造更多就業，另一方面，這會讓消費者以更便宜的價格用上更好的産品。
很顯然，直接推斷一個簡單的結論：中國的房地産市場會跟日本一樣，這是站不住腳的。
從數據比對到發展階段比對，“中國經濟見頂論”似乎只是“中國經濟崩潰論”的最新説法。
鼓吹“中國經濟見頂論”的目的，只是為了唱衰中國經濟嗎？
為“中國經濟見頂論”做經濟學“背書”的美國洛伊研究所曾出過一份報告，這份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將降至2%-3%。
報告中提到這樣一句話，當然，也不排除會有高達5%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可能性”的條件是什麼呢？簡要概括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是否“西方化”。
顯而易見，“中國經濟見頂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比較經濟體制的優劣，從而改變中國的經濟體制。
看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明白了。比來比去，就是要讓我們丟掉自己。
有智庫從敘事角度對“中國經濟見頂論”做了分析，譚主發現，其中一個重要的敘事，是用重投資還是重消費這樣的兩分法，來質疑中國經濟復蘇。
在實踐中，我們的邏輯是什麼呢？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給譚主分享了這樣一組數據：
今年1月份，住戶貸款新增了9801億。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528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6272億元，保持了穩定增長的勢頭。
一般來説，住戶新增貸款反映居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復蘇的情況。這組數據足以説明消費的動力並不弱。
具體到中長期貸款的數據，它反映的是更長久的需求。
王青分析，中長期新增的信貸集中在居民的經營貸和中長期的消費貸，這其中，最集中的就是汽車消費，因為汽車消費一直也是中長期消費貸的一個主力。
1月份汽車銷售243.9萬輛，同比增長47.9%。而中長期的汽車消費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帶動著短期文旅消費。
今年春節前六天，河南、內蒙古旅遊的人均花費分別較2023年增長14.4%和35.5%，河南旅遊人均花費較2019年還增加6.4%。
而自駕出行，成為絕對主流的出行方式。春節期間，自駕出行佔據公路人員流動量的比例為91.4%，春運前20日，公路非營業性小客車日均出行人次，較2019年也大幅增長。
現實是，無論從短期看，還是中長期看，中國的消費潛力依然巨大。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2.5%。
支撐中國消費的，不是靠美西方的放水“撒錢”邏輯，而是在盡力提升收入和社保水平、改善消費環境的同時，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生産端優化供給、擴大有效投資。
就比如代表中長期消費潛力的汽車領域。過去一年，汽車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9.4%，遠高於製造業投資整體增速。在這樣的背景下，1月份汽車生産完成241萬輛，同比增長51.2%。
産量增長的背後，則是更多的就業與收入，本身也會提升消費能力。
投資和消費，並非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可以統籌兼顧。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就提到，投資具有雙重作用，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
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並不來自於跟別人比較，也不在於和別人的邏輯是否一致，而來自於我們有自身解決問題的方式。
符合自己實際，能夠解決自己問題的方式，才是應該堅持的方式。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要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但這幾十年間，我們已經經歷了那麼多困難和挑戰。我們一直在和各種困難作鬥爭的過程中實現發展。
爬坡過坎，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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