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運轉的格局，變了

　　全球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正陸續來到北京，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要知道，過去十年，圍繞“一帶一路”的錯誤印象一直不少，直到峰會臨近，一些美西方媒體依然在炒作：

　　“一帶一路”只能吸引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製造了“債務陷阱”，“一帶一路”是在打造新的政治陣營。

　　為什麼這些錯誤印象擋不住全球這麼多國家的熱情？為什麼它們要齊聚中國，共商“一帶一路”？

　　全球運轉的格局，已經變了，“一帶一路”的實踐就是答案。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發展合作的事實，讓長期以來美西方的錯誤認知不攻自破，也早已超越了西方“發展邏輯”的狹隘觀念。

　　最近，一部紀錄片，《通向繁榮之路》播出，翔實展現了過去十年來“一帶一路”的實踐。紀錄片一上來，就給出了一個全景數據：

　　到目前為止，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吸引了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

　　這樣的整體認知，回擊的正是美西方最近質疑甚至抹黑“一帶一路”的底層心理，下意識地認為“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和自己關係不大，“一帶一路”只是發展中國家抱團。

　　但回看發達經濟體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的時間線，這樣的想法不攻自破：

　　從2015年起，先後有10多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下的發達經濟體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

　　給它們分類，可以看到發達經濟體共建“一帶一路”的兩種方式：

　　韓國、新加坡和新西蘭等亞洲、大洋洲發達經濟體，通過“一帶一路”，與中國開啟了雙向互惠模式。

　　新加坡是中國累計最大外資來源國，反過來，中國也已經連續10年是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國。新西蘭在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之後，則已與中國實質性完成自貿協定升級後續談判。

　　至於歐洲的發達經濟體，要通過“一帶一路”解決的問題，可以從一個細節説起。

　　歐洲發達經濟體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的時間線上，有一個年份格外突出：2018年。

　　回看這一年發達經濟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時的新聞稿，總能看到保護主義等關乎全球經濟問題的關鍵詞。

　　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全球經濟增速2019年明顯放緩，降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歐元區的增長勢頭在大幅放緩。

　　要解決逆全球化的問題，中國給歐洲提供的，是一整套新的聯通方案。它有三條路線：

　　｜｜傳統的海運航線

　　｜｜陸上中歐班列

　　｜｜中歐陸海快線

　　就拿最新的中歐陸海快線來説。通過中歐陸海快線，中國出口的貨物先通過海運送達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然後以比港為起點，通過陸運直達中東歐腹地。與傳統航線相比，這條快線將縮短7至11天的航期。

　　“一帶一路”帶來的變化，不只是幫助歐洲將區位優勢真正轉化為全球競爭優勢，還正在為其賦予新的增長點。

　　這樣的變化，通過中歐班列，在歐洲不少內陸城市上就有所體現——中歐班列沿線，衰落中的老工業城市正在轉型為新興物流樞紐城市。

　　2023年9月底，中歐班列已經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7個城市。10年來，這25個國家與中國的進出口值增長至近2倍。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中歐班列的聯通可以減輕歐洲受到的衝擊。

　　從運輸方式到産業樣態的全面升級，“一帶一路”提供給歐洲的，是再一次擁抱開放帶動發展的契機。

　　按照《外交學人》做的一個調查統計，今天，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的歐洲國家佔到了歐洲整體的近60%。這甚至已經超過了東亞國家的相應比例。

　　所謂“一帶一路”只是發展中國家抱團，並沒有説服力。

　　這背後存在著一個深層舊有邏輯，那就是世界經濟是有尊卑秩序的。

　　一個發展中國家怎麼可能超越發達國家？又怎麼可能有能力為全球包括發達國家提供發展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所謂的“逆全球化”，一些發達國家正是罪魁禍首。目的，正是不願惠及發展中國家，而保持自己的發展優先，事實證明，發達國家也很難獨善其身。

　　沒有國家不需要發展，也沒有哪個國家發展就比其他國家高貴。

　　在過去的全球運轉格局中，先發展起來的國家予取予求，而後發展起來的國家則要處處看人臉色，甚至連發展權都無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要打破這種局限，不以發展的先後順序為尊卑秩序，不再讓一方的發展淩駕於另一方的生存之上，而是探求多方共贏的路徑。

　　“一帶一路”的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是發達國家的阻礙，反而讓發達國家打開更大的世界格局。

　　看到了“一帶一路”的發展潛力後，一些有心之人卻又開始質疑起中國談共享發展的目的。

　　過去幾十年間，美西方向世界提出全球化的解決方案時，一個根本出發點，是為資本擴張奪取全球市場。它們同樣在以這種利己主義的眼光，審視中國提出的方案。

　　紀錄片《通向繁榮之路》裏，也提到了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時西方國家的質疑聲。其中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香農·蒂耶茲，她的觀點就很典型。

　　蒂耶茲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一直活躍在美國學界，包括專業的外交媒體、大學和智庫等。從她的觀點中，可以一窺美西方看待“一帶一路”的邏輯。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時，蒂耶茲就質疑：這是不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與之對應，譚主通過大數據手段，統計海外英文媒體今年以來關聯“一帶一路”的議題，發現它們談得最多的，是“債務陷阱”。

　　這樣的認知背後，不只是美國思想界的邏輯慣性，更是被美國政府有意引導出來的。

　　就拿過去兩年來説。統計白宮官網公開的新聞稿，本屆美國政府在數十個場合提到了“一帶一路”，除了説要和中國競爭外，半數左右都談到，“一帶一路”提供的是所謂“強制性”和“不可持續”的貸款，即中國在通過“債務陷阱”，試圖控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未來。

　　譚主深度挖掘後發現，這樣的判斷，基本來自於一些捕風捉影的案例。

　　最典型的一個，與最近幾年深受債務危機困擾的斯裏蘭卡有關。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斯裏蘭卡是海外英文媒體提及所謂“債務陷阱”時，談得最多的國家。

　　要知道，中國並非斯裏蘭卡最大的債權人（約佔10%），遠低於國際資本市場（約40%）和多邊開發銀行（約25%）。

　　僅以這樣份額的債務，中國何以成了一場斯裏蘭卡長期債務危機的主要誘因？

　　放眼到整個世界，美國閉口不提的一個事實是，西方商業債權人和多邊機構才是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債主。在這個基礎上，美國還在持續通過印鈔和加息加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

　　去年7月，斯裏蘭卡破産之際，美媒在集中炒作中國對斯“債務陷阱”。當時，有斯裏蘭卡企業家在《紐約時報》刊文，從內部視角，指出了斯裏蘭卡的真正問題所在：

　　斯裏蘭卡債務問題的根源是450年的殖民主義、40年新自由主義，以及長期不健全的經濟結構。

　　這些問題，其實都和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息息相關。

　　回應“債務陷阱”這樣的抹黑，有更多全局性的數據可以作為支撐。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各國債務水平整體保持增長，但中方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政府債務水平遠低於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説，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反而一定程度上幫助減弱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政府的債務水平。

　　那麼，美西方為什麼要如此處心積慮，構建債務問題和“一帶一路”的關係？

　　這就與它們理解中“一帶一路”的目的有關。

　　譚主通過大數據手段，統計近期美國主流社交媒體上提到“一帶一路”的帖子後發現，在情感傾向偏向消極的帖子中，有半數左右，都提及“附庸”（vassal）一詞。

　　換言之，在美國的解讀中，“一帶一路”的終極目標，是要在政治上主導甚至控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而所謂“債務陷阱”，就是控制的手段。

　　在美國書寫的冷戰史中，美國就是通過在美國倡議下進行的“馬歇爾計劃”，在西歐建立起了一套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在“馬歇爾計劃”的設計中，西歐國家只能遵照美國單方面的意願，被動接受美國希望向它們進行的投資和輸出的産能。

　　基於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一帶一路”，顯然相較于這種單向的輸出，有著本質的不同。

　　事實上，此前質疑“一帶一路”是“馬歇爾計劃”的香農·蒂耶茲，也早已拋棄了這樣的敘事。

　　蒂耶茲今天已經是《外交學人》的總編。上個月，她又寫了一篇回顧“一帶一路”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新的文章中，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

　　全文已經看不到“馬歇爾計劃”的字眼。

　　相反，這篇文章得出一個結論是，“一帶一路”已經成長為了一個面向全球範圍的倡議。

　　蒂耶茲的認知變化是一個注腳。事實和數據説明，每當美西方想用一種傳統的地緣戰略敘事框定“一帶一路”時，“一帶一路”所承載的理念和願景，都總能超越這樣的想象。

　　幫助別國發展不一定以控制別國為目的。

　　這是美西方看待世界格局的局限所在，也是“一帶一路”與其的根本不同。

　　再往深追溯美西方的地緣戰略觀，可以定位到國際關係的一個結構性問題，那就是長期以來美西方開展全球治理時的聯盟體系。

　　梳理美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會發現一個細節是，“倡議”這個詞，常常跟“戰略”“影響力”“抗衡”這樣的表述一同出現。

　　也就是説，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所表現出來的吸引力，在美西方的敘事裏，變成了中國爭奪國際影響力，威脅西方在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地位。

　　那麼，“一帶一路”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封閉體系嗎？

　　如果真是這樣，“一帶一路”為什麼要面向所有國家，不設條件，不設門檻，不分親疏遠近？

　　為什麼中國歡迎每一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包括美國？

　　實際上，就在美國政府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排斥甚至對立之時，一些美國企業已經看到了機遇。

　　非洲肯尼亞的凱佩托風電項目，就是中美企業共同參與的。

　　其中，像通用電氣這樣的美國企業有著頂尖的技術設備供應和豐富的海外經驗，可以在售前投標、項目執行、各方融資等方面提供支持。而中國企業，更擅長資源整合和從零開始搞基建。

　　中國和非洲“兄弟國家”的良好關係，也讓中國在當地的項目開展更加順利。這樣的合作，證明了中美可以帶來1+1>2的增量。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也可以跟美國在非洲的發展計劃相互助益。

　　誰説發展就只能是“要麼你好，要麼我好”，發展也可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顯然，美國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超越自己狹隘的發展觀。

　　這些年，美國拉著自己的盟友推出了五花八門的倡議，包括“藍點網絡”計劃、“繁榮非洲”計劃、“重建美好世界”等。但究其本質，它們都是懷著打造封閉體系、排除異己的心態，企圖對抗中國。

　　結果就是，這些倡議多是以“打包”“摻水”“湊數”的套路糊弄世界。長此以往，美國不僅恐怕很難説服自己的盟友，甚至會對自己的聯盟體系産生負面效應。

　　實際上，G7國家從不同層面都對“一帶一路”進行了客觀的分析觀察，甚至呼籲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

　　｜｜英國金融機構曾撰文分析“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開放性，將為英國的獲益創造可能。

　　｜｜德國更是成立了德國“一帶一路”倡議協會。事實上，德國的一些城市已經加入中歐班列的版圖，變成了歐洲的貨運樞紐。

　　｜｜法國派出觀察團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法國前總統也曾表達對中國發展理念的認同。

　　｜｜日本的大財團則表達，日本經濟界渴望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加拿大學界也在反思其過於倚重北美和歐洲的經濟模式，提出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找到另一條“經濟走廊”。

　　美國的主流諮詢公司，同樣在敦促美方政府找到與中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方式。

　　“一帶一路”是不是美西方所謂靠經濟關係建立的“封閉體系”，這些呼籲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西方的世界觀裏，一個聯盟的本質，是將自身存在建立在否定另外一種文明合理存在的邏輯之上。

　　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文明衝突論”的偏執和謬誤，恰恰是國際關係走不出大國爭霸、動蕩戰亂的癥結。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的文明觀，與各國共同謀求獨立發展的新格局背道而馳，註定會被時代所拋棄。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國家間的相處，之所以能超越“封閉體系”的窠臼，是因為這完全是一種出於自願、平等的聯結，不是為了反對誰、遏制誰，而是通過合作，成為更好的自己。

　　成為更好的自己，是全世界最廣泛的共同語言。

　　“一帶一路”正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走向繁榮的新理念：

　　它同時惠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超越了經濟有尊卑的西方發展觀；它不強制、不干涉，超越了利己主義的西方發展觀；它不輸出模式，不拉小圈子，超越了西方你死我活的發展觀。

　　正如世界銀行報告的統計顯示，“一帶一路”已成為有史以來全球規模最大、共同收益最多的國際公共産品。

　　一個“共”字，道出了大道同行，命運與共的中國品格。

　　循大道，至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