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極端的季節，漫長的反思

　　全球剛剛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熱的一個六月，氣候議題以科學家們最不希望的方式再次闖入大眾視野。作為最典型的全球問題，日益嚴峻的氣候議題是對全球治理與多邊合作發出的拷問。

　　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裏訪華，“氣候”一詞的含義也更多元。政治氣候的討論度與自然氣候都很“熱”；“大氣候”與“小氣候”之辯層出不窮。

　　中美氣候合作的“小氣候”與中美關係的“大氣候”密切相關。

　　五十多年前，小球推動大球轉，中美關係得以破冰；如今，“小氣候”能夠調節中美政治的“大氣候”嗎？

　　帶著疑問，譚主找到了關注變局、研判趨勢的張宇燕，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在談到全球治理體系的原則時，氣候問題治理是他提及最多的例子。

　　張宇燕告訴譚主，自然氣候與政治氣候的互動與疊加，正深刻影響著世界格局的走向。世界各國必須持續協調，共同解決。關於氣候問題，張宇燕説：首先是離開懸崖，這是我們時代的任務。

　　以下是張宇燕的講述：

　　氣候可以有多種分類，比如自然的氣候和政治的氣候。我覺得這有點意思，值得探討。

　　自然氣候與政治氣候之間的互動，是當今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我們可以用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理解這個互動。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了著名的歷史“三段論”，將歷史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每個時段影響歷史走向的核心變量各有不同。

　　自然氣候是長時段的變量，大國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屬於典型的中時段變量，中美博弈複雜加劇則是短時段影響國際格局的基礎性變量。

　　如今，這三個時段的變量正疊加在一起，成為當今時代面臨疊加共振的“巨變”狀態的關鍵源泉。

　　在長時段尺度下，氣候問題一直被視為“恒量”、至少是一個超級慢變量，而現如今卻已成為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現實且直接的變量。

　　從供應鏈韌性角度來看，隨著極端氣候成為新常態，自然災害多發增加了供應鏈受阻甚至斷裂的可能性。同時，極端氣候通常還會導致糧食減産，進而使糧食安全問題成為世界主要焦慮的議題之一。

　　引發氣候變化的主因是溫室氣體排放，因而作為當今世界兩個最大排放國的美國和中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鋻於綜合國力的日趨接近，中美兩國間博弈的性質發生變化，博弈領域、維度和複雜性都在擴展、升級和加大。在這個過程中，氣候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問題，更是中美政治“大氣候”內的核心問題之一，自然氣候與政治氣候相互交織地走到了人類發展的十字路口。

　　中美之間，氣候問題是無法回避的。最近幾年頻繁出現的極端氣候給許多國家或地區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這其中也包括中美兩國。

　　從趨勢上看，極端氣候將愈演愈烈是大概率事件，世界各國對中美兩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上的合作抱有的期望也不斷提升。無論從全人類利益還是自身利益考慮，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坐下來面對面地商討解決之道。

　　在這裡，自然氣候從某種意義上扮演了緩解政治氣候壓力的角色，成為調節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抓手。

　　其實在自然氣候問題上，特別是在節能減排或能源轉型方面，中美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中國在光伏産業和儲能電池方面都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國，生産成本不斷下降，規模效率不斷提高。美國在氫能源技術開發等領域全球領先，最近美國研究人員首次成功實現讓原子核聚變中産生的能量超過了該過程消耗的能量。

　　兩國在技術開發或者專業化生産等方面擴大和深化合作，不僅對中美兩國，對整個人類都會帶來莫大的好處。

　　氣候治理表現為一套國際規則體系。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氣候治理的中性化，其主要特徵表現為所有國家一致接受。但現實情況是國際規則體系往往顯現出非中性特徵，主要特徵是同一規則下各國的損益情況各不相同。

　　在大國競爭時代，國際規則體系很容易被“武器化”，被霸權國家拿來作為打壓競爭對手的工具。

　　近年來，在面臨極端氣候、生態破壞的嚴峻問題時，美國常常試圖將氣候、環境治理與實現國家政治目的挂鉤，將氣候議程與發展議程、經貿規則進行捆綁，換句話説，在自然氣候中摻兌濃烈的政治氣候要素。

　　2021年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成立後，它開的第一次會議就將氣候和綠色技術納入重要議題，打著應對氣候變化的幌子，在投資審查等方面提高技術標準，形成隱性壁壘。

　　據估計，由於能源轉型，到2040年人類對鋰的需求將是2020年的40倍以上，對石墨的需求將是25倍，對鈷的需求將是21倍。這勢必引起各國尤其是利益攸關國家對相關資源開採、加工及供應的主導權之爭。

　　誰能保證美國及其盟國不搞排他性的、違背經濟規律的“小院高墻”？

　　在減排承諾方面，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淡化發展階段差異，過度地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完成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

　　碳預算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

　　如果從存量角度來看，在大氣中現有的2.5萬億噸溫室氣體中，美國的排放量超過5000億噸，而中國只有2800多億噸。歐洲工業化起步更早，排放規模存量和美國差不多。

　　從公平的角度看，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必須統籌考慮。

　　包括美國在內的工業化國家減排“成功”，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把碳密集産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來自己國家的排放自然就少了。

　　去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通過的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對特別脆弱國家進行補貼。這是歷史性一步，但細節存疑：

　　資金來源何處？總體規模多大？誰受益？如何定義“特別脆弱國家”？要知道，時至今日，發達國家承諾的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也遠未兌現。

　　此外，發達國家的碳邊境調節機制，也就是俗稱的“碳關稅”，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雙重打擊。

　　首先，發展中國家出口到歐美國家的碳密集産品的競爭力因調節稅而受到損害。其次，發達國家所收的碳稅主要用於發達國家自身，進而拉大南北差距。

　　難怪有些評論家將其稱為“新綠色殖民主義”。這也是多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爭論的焦點之一。

　　今年人類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極端氣候的厲害。

　　據世界氣象組織和歐盟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中心的最新數據，2023年7月（到7月3日的數據），全球平均氣溫首次突破17攝氏度。在熱浪不斷來襲的同時，山火、乾旱、洪水等都在以更大規模出現。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致辭振聾發聵：“人類只有一個選擇：要麼合作，要麼滅亡；要麼是‘氣候團結協定’，要麼是‘集體自殺協定’。”古特雷斯秘書長特別指出，氣候問題主要不是天然災難，而是人類行為的後果。

　　矛盾論講凡事都有兩面性，極端氣候頻繁出現和生態環境極速惡化正將人類逼近懸崖，這反過來也使氣候變化成為時代主題之一，也成為了某些陳舊的多邊體系開始瓦解、令一些全球治理新構想不斷涌現的原因。

　　對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類而言，眼下最緊迫、最優先的戰略是離開懸崖。這是我們的時代任務，其餘的可以等待。然後我們需要進行漫長的反思，在這段時期內，通過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走向美好的未來。

　　人類首先需要就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和美國之間就建設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四項原則達成共識，尤為關鍵。

　　｜｜主權平等原則意味著約束一國的規則和制度必須同時約束所有國家；

　　｜｜自願服從原則指的是約束性規則事先必須徵得被約束國的同意；

　　｜｜權責平衡原則是指規則規定的權利與責任必須統籌安排和互惠補償；

　　｜｜可操作性優先原則強調的是切實解決問題，而且要有健全的反饋與改進機制。

　　調整産出或財富指標體系也可成為遏止氣候變化和生態惡化的途徑之一。

　　目前，人類生存品質依舊與GDP密切關聯。但事實上，氣候與環境的很多問題，都和人類單純追求GDP增長息息相關。

　　十幾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組織開發了一套新的經濟指標體系，即包容性財富指數（IWI）。與GDP相反，包容性財富指數（IWI）並不側重短期貨幣價值，而是將一國財富置於生産資本、人力資本與自然資本三大資本存量上。其中，自然資本包括化石燃料、礦物、森林、農業用地、漁業等。

　　顯而易見，包容性財富指數（IWI）更加契合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理念。

　　作為全球氣候大國，中國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不少積極的努力。

　　今天，圍繞發展和安全等世界重大議題，中國倡導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方案”，均融入了以人為本、普惠包容、和諧共生、互利共贏等中國傳統哲學觀念，不僅蘊含著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啟示，更包含著千百年來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和國家交往之道。

　　儘管目前人類所做的一切對抑制不斷擴大的氣候治理赤字而言還遠遠不夠，但可喜的是，今天人類就氣候變化治理正在做出持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