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勉：美國對華錯誤認知的根源是什麼？

　　6月18日至1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這次布林肯訪華，中方對當前中美關係，作了一個清晰的判斷：中美關係處在建交以來的最低谷。而導致這種局面的，正是美國對華的錯誤認知。

　　很多人都有疑惑，為什麼美國總是企圖一邊跟中國談，一邊打壓遏制？美國對華錯誤認知是怎麼來的？

　　譚主最近看到一個觀點指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思想根源存在問題。提出這個觀點的，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楊潔勉，他目前擔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諮詢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學術委員。

　　楊潔勉在一篇文章中追溯了美國對華錯誤認知背後的哲學思想、歷史觀、世界觀以及戰略理論等思想根源。他提到，美國有一種“自戀式的未來史觀”，美國對未來世界的走向判斷的基準點不是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而是美國不足250年的發展史。以個體代替整體的思維必然導致錯誤。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我們要如何理解和應對美國的對華行動，如何尋找中美的正確相處之道，可以從看清美國的思維定勢開始。為此，譚主與楊潔勉進行了交流，以下是交流實錄與楊潔勉的萬字分析文章。

【交流實錄】

　　譚主：您用“自戀”這個詞形容美國的歷史觀，提到美國以自身的未來史觀替代世界的未來史觀，以自我為中心。美國的這種認識，在現在這個時代會産生什麼影響？

　　楊潔勉：“自戀”這個詞是我經過長期的思考以後寫出來的。

　　美國今天的地位，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他成功的道理。但任何事情物極必反，美國就沒有想到或者看不清楚，人類和國際社會的前景永遠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是在不斷地打破平衡與不平衡之間取得了前進的動力。現在大西洋文明面臨著亞洲文明的挑戰，但是美國就不承認，以前還講過歷史的“終結”。美國一直在標榜他們的一切是最好的，而且是永遠最好的，這是很可笑的。世界上哪有絕對的事情？

　　第二，一件事在異國能取得成功，有它的條件，有土壤因素，但是不可能將它完全照搬到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社會。人類文明是融合共處，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美國把自己看成最好，所以對於自己招致的問題，它不是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而是尋找敵人，就找中國。

　　第三，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國家一百多年，在一戰、二戰、冷戰都是勝出的。他希望繼續保持他世界領袖的地位，就不讓中國發展，在你家門口進行圍堵，搞“印太戰略”。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美國作為一個300年不到的民族國家，今後還有很多路要走，他遲早會看清這一點。就像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等曾經的殖民大國，他們最終還是接受了自己不再是世界一流國家。但這需要很長和很艱難的過程。

　　譚主：美國眼中的霸權地位到底是怎樣的？

　　楊潔勉：美國設想中的霸權是美國治下的和平。

　　作為世界的霸主，由他來制定規則、決定判斷世界事務，主要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同時也保持美國在科技、經濟，特別是經濟上的地位，比如金融管理這方面的絕對優勢。現在不僅是全球，宇宙外空美國也要霸權。

　　奧巴馬、特朗普、拜登都提出過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他們都説過不能讓中國來制定規則，這個是很可笑的。中國有這麼多的人口，有這麼多的GDP，有這麼豐富的文化歷史傳承。我們一直強調世界是大家的，要共商共建共享。

　　譚主：我們常説中美關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要找到大國相處之道。對美國來説，中國相較于其他大國，有什麼不同？

　　楊潔勉：區別大概有三點。

　　一是從歷史、文化、種族來説，美國眼中過去的“對手”，英國、前蘇聯等，主體部分是歐洲的，或者向著歐洲方向的，而中國傳承的是東方歷史文明。

　　第二，中國的基因是和平發展。3000多年前，我們的疆域就大體形成了，中國是以防禦性為主的。在歐美大西洋文明裏，它遵循拓展、擴大、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等。中國強調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在美國，在英國那是不會認同的。

　　第三，中國的經濟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走過了西方幾百年的路，而且現在後勁還正足。對於美國來説，一種不同的信仰、政治理念、社會制度，確實能夠成功，很難以接受。而且，中國的成功給想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借鑒和選擇。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文章全文】

　　摘要

　　為了維護霸權地位並延緩自身衰落，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和“安全威脅”，推行所謂“全政府”和“綜合威懾”的對華戰略。準確認識美國的對華錯誤認知，需要把握其哲學思想、歷史觀、世界觀以及戰略理論等思想根源。美國根深蒂固的“天命論”和“盎格魯-撒克遜優越論”及對叢林法則的信奉，導致其形成了唯美國獨尊的歷史觀，建立了固執己見的當代史觀和自戀式的未來史觀。美國從零和博弈和二元對立思維出發，形成了偏執地樹立假想敵的政治安全觀和“重利薄義”的對外關係理念。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本質上服務於美國的霸權，並在當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將中美關係推向競爭甚至對抗。中美關係影響世界的未來走向，和平共處應是中美兩國基本的相處之道。中國需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全方位、綜合性地應對和塑造中美關係，在物質和精神、實踐和理論、戰略和政策等多層面與美國進行建設性互動。

　　美國是世界首要強國，自詡擁有全世界超一流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其為何卻在“世界屬於全人類和整個國際社會”以及“與中國為敵將自食惡果”等常識性問題上屢屢犯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對華思想、理論存在問題。

　　2017年12月，美國特朗普政府拋出一系列戰略性文件，公開把中國確立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和“最主要的對手”。2021年1月，拜登政府執政後不但沒有在對華問題上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在圍堵和打壓中國的政策上加速推進。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導致中美關係持續惡化，也使世界面臨的大國競爭風險有所上升。為此，我們不僅要明晰中美關係中的具體問題，而且要從哲學思想、歷史觀和世界觀、戰略理論等方面追根溯源，從更深層次上分析原因，進而有效應對挑戰並主動引導兩國關係發展。

　　一、缺乏有縱深度的歷史觀

　　在國際關係中，美國是一個建國歷史最短但霸權維持時間較長的大國。作為相對年輕的大國，美國沒有過多歷史包袱且富有創新精神，但因其缺乏歷史的縱深度，特別是堅持“美國例外論”，更使其難以借鑒和吸取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一）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觀

　　關於大國興衰的歷史，無論是美國的政界還是學術界都有其獨到的認識和研究。從華盛頓總統到奧巴馬總統，其中不乏有識之士的客觀現實之論，至於專家學者的學術成果，更是不勝枚舉。例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受到國際公共産品概念的啟發提出了霸權穩定論。吉爾平指出，當霸權國維持國際秩序的成本大於收益時，將逐漸走向衰落，而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尋求改變當前國際秩序的意願也將變得更為強烈。奧根斯基（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提出的權力轉移論認為，後發國家的實力因工業發展而得到迅速提升，並對既有國際權力結構産生不滿，從而對霸權國家提出挑戰。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則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出，過度擴張是霸權國家衰亡的主要原因。為維持對外擴張，霸權國勢必將國內的生産重心向國防安全領域傾斜，這將擠佔經濟生産活動所需的資源，進而拖累經濟發展，使國家實力遭到削弱。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大外交》一書中指出，“仿佛是根據某種自然法則，每一個世紀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智識和道德動力的強國依其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將基辛格所觀察到的大國興衰更替歸納為長週期理論。該理論認為，世界性領導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週期約為一個世紀，即兩個“康波週期”。隨著霸權國國力日衰，單極化權力結構逐漸鬆動、分散，最終催生新的領導國家。儘管如此，由於美國受到其思想理論的局限，卻很難形成基於世界各國和本國的經驗教訓而形成的比較客觀、科學的歷史觀。

　　第一，“天命論”的優越感。一是美國自稱是“上帝的選民”而創造了美國的歷史。自第一批歐洲移民到達北美以來，他們肩負“上帝使命”，即實現“山巔之城”理想的意識便深深根植于美國人的靈魂之中。而隨著自身的成長壯大，美國人也愈發相信自己的國家有著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稟賦。美國著名文學家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白外套》中就表達了作為“上帝的選民”的驕傲。他寫道，“我們美國人是獨特、被選中的民族；我們是當代的以色列；我們擁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經註定，人類期待著我們做出一番偉大事業；我們的靈魂也對此感同身受，我們肩負著作為世界自由避難所的責任”。二是英、美霸權的“盎格魯-撒克遜優越感”的傳承。“盎格魯-撒克遜優越感”廣泛存在於美國社會之中，在這一優越感的驅動下，美國人認為自己與血統相同的英國理應齊心協力共同推廣先進文明，領導世界事務。1836年，《裏士滿問詢報》在報道阿拉莫戰役時質疑墨西哥軍隊能“戰勝勇敢而堅定”的得克薩斯人，因為“他們的血管裏流淌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血液”。1839年《紐約先驅報》則稱，“盎格魯-撒克遜人註定要統治整個西半球”，因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種的使命是建立“全世界自由的政府、自由的制度和文明的最高等級”。三是美國和西方的制度優越感。自美國建國以來，其對於自身政治制度有別於歐洲“舊大陸”的“落後專制體制”而驕傲，並對此保持著超常的信心，以至於認為其為最完美的制度體系。這一優越感在冷戰結束時達到了頂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時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治體制的終極形式。

　　第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叢林法則對美國戰略界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缺少天下為公的政治思想。美國自建國以來便將國家利益置於國際利益之上，美國前總統華盛頓在給開國元勳亨利·勞倫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談到，“從人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的金科玉律是，我們唯一相信的是各國必須從其國家利益出發行事。”現實主義理論奠基人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同樣認為，國家間的外交互動本質上是利益和權力之間的角逐，他呼籲美國外交應堅持實力至上原則，因為“外交若無實力為後盾是軟弱無力的”。二是美國繼承了歐洲“寧為海盜不為農夫”的傳統思想。不少歷史研究者認為，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建立與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私掠船制度的實質是國家支持的海盜行為，其背後充斥著叢林法則的強盜邏輯。海上私掠文化起源於英國，美國潛移默化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三是與英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等的博弈以及對亞非拉國家的侵略、掠奪。美國建國後即開始走對外擴張之路，其先是利用“門羅主義”將美洲視為其勢力範圍，並不斷通過談判、購買甚至戰爭的方式來擴展領土及殖民掠奪。1803年以來，美國陸續從英、法、西、墨、俄等國手中奪取大片領土和海外殖民地。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還因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昭昭天命”論，成為美國對外侵略的“科學依據”。追根溯源，美國的價值觀由其輸贏觀所主導，這種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外交。在擴張領土、謀求區域乃至全球霸權的過程中，美國都充分展現出其為了攫取利益而不擇手段的特點。

　　第三，以美國為中心的學術思想。美國學界強調“尋找世界的普遍規律或價值”，主流理論流派均側重於尋找歷史中隱藏的共性機理或發展方向。一些理論學説在分析問題和指導政策實踐上有其積極意義，但是整體上仍然沒有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觀的束縛。美國學者在考察歷史時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西方史作為世界歷史演進的中心，缺乏對世界其他地區歷史的客觀研究。而且，美國學界的眾多理論創新來源於歐洲的經典理論思想。例如，現實主義學説的前提假設中有相當一部分直接來源於奧古斯丁、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關於權力與政治的思想。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學説則受到洛克、康德等思想家的深刻影響。此外，西方古典哲學思想也對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構建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美國學者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理論。作為地緣政治理論的重要分支，馬漢的海權論首次提出了廣義的海權概念，並將海權視為國家強大的決定性條件。在該理論的指導下，美國成功崛起為一個商業、軍事帝國。在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基辛格的均勢理論更多地強調多極均勢，但仍不願放棄美國的主導權和領導權。在思考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時，基辛格建議美國在歐亞地區建立全球大國均勢體系，以維護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戰略論也同樣以鞏固美國的世界領導權為核心目標，他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的結論中宣稱，“當務之急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的聯合有能力將美國趕出歐亞大陸，或顯著削弱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關鍵性仲裁作用”。

　　（二）固執己見的當代史觀

　　20世紀是美國國力迅速上升的世紀。美國自恃是一戰、二戰、冷戰的“勝利者”，對戰後世界發展的大勢和趨勢視而不見，並形成了以維護其霸權為特徵的當代歷史觀。

　　第一，領袖主導觀。《聯合國憲章》強調“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但作為其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美國卻不以為然。遍閱戰後美國的官方文件，充斥其中的都是“美國領導世界”，從杜魯門總統到拜登總統，無一例外。杜魯門將朝鮮戰爭視為共産主義對“自由世界”的挑釁與試探，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理應進行堅決反擊。杜魯門隨後更是以此為藉口下令將軍事干涉範圍擴大至中國台灣地區，以守護所謂的“永不沉沒的航母”。艾森豪威爾以“多米諾骨牌”理論作為干涉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藉口，並成為此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大指導原則。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通篇充斥著“領導世界”的話語，明確強調要繼續擔當國際社會的領袖。

　　第二，經濟霸權觀。美國戰略界精英很早就認識到，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經貿制度是其擴大對外貿易、保持經濟增長的根本保障。在杜魯門政府擔任副國務卿的威廉·克萊頓（William Clayton）認為，重建世界經濟秩序、恢復和平與繁榮的關鍵是在美國的領導和支持下發展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二戰後，美國謀求實現世界經濟霸權這一目標主要表現在組織機制、規制話語、美元主導、經濟分工等方面。由“懷特計劃”衍生而來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不僅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而且和之後應運而生的“馬歇爾計劃”共同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兩大全球性金融組織及在美國推動下達成的關貿總協定，成為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經貿體系的支柱力量。同時，美國還通過加權投票制、重大事項85%以上多數通過等國際組織規則安排，以及一系列國內貿易法規和政策進一步鞏固其經濟霸權。制度上的絕對話語權使美國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仍然保持著絕對的經濟優勢。

　　第三，戰爭萬能觀。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幾乎每隔十年就會發動或參與相當規模的戰爭，如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60年代的越南戰爭、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戰爭、90年代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進入21世紀後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這些戰爭緣于美國“用戰爭換和平”的謬論，這種以“正義”之名來使戰爭合理化的邏輯在美國戰略文化中根深蒂固。被公認為“進步主義者”的老羅斯福總統認為，文明種族的擴張對世界和平至關重要，否則好戰的野蠻人將會引發無休止的戰爭。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對外戰爭的減少應完全歸功於文明種族強大的實力，它們戰鬥的本能逐漸給世界帶來和平。約翰遜總統在談及美國為何捲入越戰時則表示，在他經歷的一戰、二戰和朝鮮戰爭中，美國皆為自由而戰。而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後，“我們認識到撤退無法帶來安全，軟弱不會帶來和平。”不難看出，美國的戰爭萬能觀本質上是美化其戰爭行為和侵略政策的工具。

　　（三）自戀式的未來史觀

　　美國對未來世界的走向判斷的基準點不是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而是美國不足250年的發展史，以個體代替整體的思維必然導致錯誤的未來史觀。

　　第一，以美國的未來史觀影響世界的未來史觀。首先，美國非常重視研究世界未來的發展，在這方面發表的報告和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美國的未來學存在方向性問題，導致其研究結果往往南轅北轍。例如，美國的未來學大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將追逐權力視為國家和人類的本性，信奉“衝突不可避免論”，並將物質實力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甚至個人權力的關鍵標準。其次，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解讀世界歷史，又以當代的勝利者和未來的決定者看待歷史。受此影響，相關學者把美國看作理所當然的“世界領導者”，進而推導出後發國家的崛起將引發守成大國的敵意。再次，美國的政治未來觀和科幻未來觀相互補充，認為未來世界充滿零和博弈和地球上的人類與外星人之間的戰爭。美國對外星人的形象建構中雖然不乏正直、友善的“他者”，但更普遍的是採用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進行建構。美國的《異形》系列、《獨立日》、《環太平洋》等電影都是以外星人威脅地球文明作為故事主線，尤其是《獨立日》中對世界各國在美國帶領下一致對外、戰勝外星人場景的刻畫，更是體現了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思維。這些文藝作品充分暴露了美國迷信零和博弈、偏執尋找假想敵的錯誤政治安全觀。

　　第二，美國對未來的總體展望和基本設想反映出其固守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根據已經公開發表的美國智庫報告來看，美國對未來的總體展望是全球權力格局將加速演變，中國已重新確立全球大國地位，並尋求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隨著中美在各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美國認為中國試圖挑戰甚至重塑當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破壞地區和全球穩定。對此，美國的基本應對思路是，在其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華施壓與圍堵。一方面，美國減少國際承諾，內外政策均以服務國內經濟議程為目標，鞏固、加強自身的戰略競爭力；另一方面，美國與傳統盟友和夥伴國家保持合作，領導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同盟，確保國際體系和權力變革朝著有利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方向發展。

　　第三，美國試圖通過制華、遏華來維持其霸權地位。隨著美國在各領域的領先優勢逐漸縮小，美國的戰略家和政客非但不正視自身面臨的問題，反而試圖通過轉移視線、轉嫁矛盾的方式對中國進行圍堵、打壓，以此緩解其失落、焦慮的情緒。2022年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發表演講並指出，中國是唯一“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而且由於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而“有能力”這麼做的國家，因此美國將中國視為對國際秩序“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二、“唯美獨尊”的國際關係理論

　　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自有其正確或相對正確的部分，正是這些理論指導了美國的積極奮鬥和不斷進步。但是，同樣的理論在不同的背景下卻在加速美國的衰退，並使美國將中美關係的主流由合作推向競爭甚至對抗。

　　（一）聚焦美國主導權的“三大主義”

　　在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有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流派，就本質而言，它們都服務於美國的霸權和領導權，也為美國將中國視為對手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

　　現實主義為美國追求和捍衛霸權提供了理論上的正當性和指導原則。現實主義理論奠基者漢斯·摩根索提出，國際政治是追逐權力的鬥爭，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二戰結束後，美國憑藉超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及在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而現實主義恰好迎合了美國追求世界霸權的需要，成為指導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論。二戰後的美國外交決策者都受到了現實主義的影響，認為世界需要霸權，而且當代和未來的世界只能有美國霸權，凡是有實力或意圖削弱美國霸權的國家，都是美國的敵人或對手。在實踐中，為了維持超級大國地位，美國始終強調要確保其在所有領域佔據首要地位，因此不能容忍前蘇聯率先發射衛星、日本購買洛克菲勒中心、中國成為世界創新中心。進攻性現實主義更是直接提出，大國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辦法是爭取成為霸主。隨著中國成為超級大國，中國將與美國在世界上角逐，美國必須與亞洲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儘早出手遏制中國崛起。當前，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和“唯一有能力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因而不遺餘力地動員國內資源、聯合其他國家、採取全方位措施打壓中國，其對華政策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色彩愈發濃厚。

　　自由主義試圖為美國在形勢變化下鞏固和拓展全球領導權提供相應的道德理念支持。首先，由威爾遜總統提出的集中反映現代美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十四點計劃”為美國奪取世界領導權搶佔了國際道德高地。“十四點計劃”本質上是美國在道德原則指導下主導對世界秩序的改造，目的是推動美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其次，對自由主義的信奉使美國在干涉他國內政和更迭他國政權方面有著巨大的衝動和積極性。自由主義強調，為了保障外國人的權利不被踐踏，可以干涉他國內政，最好的辦法是在他國建立自由民主政權；建立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是實現世界和平、消除戰爭、減少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的重要方式，也是保護美國國內自由主義的理想方式。再次，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出的相互依賴和國際機制等概念都是以美國為核心，聚焦國際機制、全球化和國際治理的討論也是美國有意為之，其目的是利用相互依賴和國際機制確保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利益和領導權。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美國一直以所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保護人權”“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口號，批評和干涉中國內政，但這些行為本質上只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而非推行自由主義制度和道德。

　　建構主義為美國在冷戰後推行霸權主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這一理論認為，觀念定義了國家的身份和性質，因此觀念和文化在塑造國際政治現實和國際政治話語中有著重要作用。美國從建構主義理論中找到了維護霸權的新思路和新手段，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首先，建構主義認為民族、主權和邊界等概念都是社會建構的，而非絕對和永久不變的。這為美國干涉他國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內部事務以及與鄰國的邊界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持。不僅如此，美國還不斷借助輿論和國際機制製造並傳播錯誤觀念，激化他國的民族問題、內政問題和與鄰國的邊界問題。其次，建構主義認為“威脅者”的身份是社會建構的。因此，美國在國內外渲染一些國家對其和世界的威脅，給這些國家貼上諸如“邪惡軸心”“流氓國家”“修正主義國家”的標簽，試圖從觀念上將這些國家建構為美國乃至世界的威脅。再次，建構主義強調合法性的重要性。美國深知有必要為其行動尋找合法性，因而會努力利用國際機制和國際話語權為其霸權主義行為爭取“合法性”，同時指責對手行為的“非法性”。近年來，美國頻頻在涉疆、涉臺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與鄰國的邊界問題上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利用國際話語權抹黑中國。這些都表明，建構主義同樣在美國遏華的行動中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體現美國價值觀的“民主自由論”

　　美國人對其價值觀有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堅信在自由、民主、開放、法治等原則基礎上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並誓要將其價值觀推廣到世界。這種美式“民主自由論”及其演繹出的一系列推論極易將中國置於美國的對立面。

　　第一，強調美國的價值觀引領世界的發展方向。根據“民主自由”理論，美國有一種道德義務，即作為一個楷模服務於世界其他國家，以此鼓勵世界範圍內的自由發展。20世紀上半葉，歐洲接連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美國人認為歐洲正走向衰落，因而對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更加自豪和自信，認為美國的價值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價值觀。對美國價值觀的自信在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該報告宣稱，“美國將繼續在國內外捍衛民主，以更好地實現建國綱領文件中所載的美國理念。”該報告還強調，“為了推進美國國內繁榮，維護所有美國人的權利，必須積極主動地塑造符合我們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秩序……（由美國領導建立的）這些機制推進了美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目標，並以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式，通過塑造政府和經濟體的互動方式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正是在此背景下，當中國提出的價值理念在全球影響力日益擴大時，美國必然會在價值觀領域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第二，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爭。這是“歷史終結論”之後的又一新論調，旨在維護美國的理論霸權。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之所以能在美國引起巨大轟動，是因為這一理論與美國的觀念高度契合。美國人的思想中有一種長期形成的共識，即認為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高、最道德、最終的政治組織形式。美國對其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自信，併為其披上了道德外衣，這導致美國總是誇大不同類型的政權對其利益構成的威脅，並認為只有推翻那些“專制”政權才能獲得自由和民主的福祉。近期，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又用“民主與專制”之爭定義美中關係。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i）就持這一觀點，他在《長期博弈》一書中提出，與美國在全球和亞洲地區的秩序建設相比，中國的秩序建設將“明顯缺乏自由”；同時，他提出美國應對中國的最佳策略是採取非對稱戰略與中國競爭，而“民主及其産生的秩序”便是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獨特競爭優勢”。

　　第三，在“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後，鞏固和擴大在發展中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基於自身的發展經歷，美國深信自己堅持的道德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深信“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因此，美國總是竭力輸出其民主價值觀和制度，勸説他國人民改變制度和意識形態，將對外擴張和全球支配行動作為其傳播民主價值觀的工程。在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後，美國認為其迎來了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的大好機會。在理論層面，美國學者用“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歷史終結論”為美國輸出民主的“正當性”作了進一步的理論闡釋；在戰略層面，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分別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參與和擴展戰略”“新帝國戰略”，指導美國在全球輸出民主；通過推動“顏色革命”和發動對外戰爭，美國製造了一系列政權更迭事件。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又奉行“巧實力戰略”，在中東地區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和非政府組織推動“阿拉伯之春”，隨後又以同樣的策略向烏克蘭、緬甸、中亞國家輸出所謂民主。面對中國這一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國從未放棄對中國實施民主輸出，時常打著“民主”和“人權”的旗號干涉中國內政，但均以失敗而告終。此外，中國始終堅持任何國家都有權自由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美國以“民主”為由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由此，在美國看來，中國既是拒絕接受美式民主的“頑固對象”，又是阻礙美國輸出民主的“絆腳石”。

　　（三）服務於美國絕對安全的同盟理論

　　如果説美國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的同盟理論主要關注軍事安全問題，那麼當前美國同盟理論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極大變化，在廣義上服務於美國的絕對安全、全面安全和泛化安全。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CRS）發佈的專題報告認為，2014年以後，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受到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嚴峻挑戰，大國競爭已經取代反恐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大國競爭時代呼喚“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回歸，美國需要動用一切政策工具，制定一套包括外交、經濟、信息、軍事等在內的總體戰略以應對新階段的挑戰。儘管美國和中國並未發生軍事衝突，但美國已經將其同盟和夥伴整合起來共同應對中國，如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五眼聯盟（Five Eye Alliance）等。近年來，為應對中國戰略軍力的上升和戰略軍事活動範圍的擴展，美國及其關鍵盟國對同盟和聯盟結構做出重大調整，建立了美國主導的多維、靈活的“印太”聯盟。從這一動向的近期結果看，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森聰指出，美國的“印太戰略”正呈現一種多層次的“盟伴”網絡，主要有三個層次：一是由美日、美韓、美英澳構成的地區安全網絡；二是依託QUAD、東盟發展地區經濟網絡；三是與歐洲的“盟伴”聯手打通“印太”和大西洋跨地區網絡，引導歐洲介入“印太”事務。

　　此外，學術界的聯盟理論也有新的發展。一方面，美國戰略界積極策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就同盟理論提出各種新概念、新觀點。既有高政治領域的“硬對抗”，如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發佈的專題研究報告強調，當大國競爭的遊戲規則向不利於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時，就要“創造新的棋盤”，即通過美國及其盟友、夥伴強化軍事網絡以確保新一輪遊戲規則由美國主導；又有低政治領域的“軟對抗”，如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專題報告提出“強制性經濟治國方略”（Coercive 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主要強調美國與盟友、夥伴在運用經濟工具應對地緣政治問題上要協同合作，最大限度地對中國施壓，加強美國的施壓能力，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國的報復能力。另一方面，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從盟國視角思考同盟理論發展也出現了新的動向。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菊池努指出，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日益擔憂美國不會完全履行對日防衛的承諾，因而近年來積極就強化日美同盟提出各類倡議，出現了“把美國捲入日本戰爭”的同盟戰略意圖。同樣，澳大利亞也在“被美國拋棄”的戰略焦慮中進一步強化了對美國的依賴程度，為維持同盟付出了很大代價。可以認為，部分美國盟友由於其自身安全利益已經深度融入同盟體系，由此出現了這些盟友倒逼美國確保同盟安全的現象。

　　三、“重利薄義”的思想基礎

　　“重利薄義”是美國處理對外關係的主要思想基礎，代表了美國政界和學界對世界公義和自身私利之間的取捨標準，也決定了美國在全球事務和中美關係方面的基本理論取向和行為方式。

　　（一）實用主義哲學

　　外交哲學體現了一國在對外關繫上的基本準則和追求。作為貫穿美國發展歷程的主要哲學思想，實用主義所強調的“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範疇和‘假定是必需的東西’，而去看最後的事物、收穫、效果和事實”的論點，不僅深刻影響了美國人的精神面貌和行為方式，而且在美國政黨政治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雙重催化下發展成為機會主義和投機主義的替身。首先，實用主義在其主體思想上沒有原則只有霸道。以中美關係為例，美國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上強詞奪理，近年來更是以“切香腸”的方式不斷歪曲、篡改、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2022年8月，美國國會前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嚴正警告，執意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安全，嚴重損害中國領土完整，嚴重危害臺海和平穩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然而，佩洛西辦公室發言人卻顛倒黑白妄言“此行絕不違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等長期政策”，甚至倒打一耙“呼籲停止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其毫無原則的霸權本質和強盜邏輯展露無遺。其次，實用主義在國際機制中體現為沒有義務只有權利，往往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以“不符合美國最佳利益”等説辭退出了包括《巴黎協定》《全球性難民和移民協議》《伊核協議》《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關於強制解決爭端之任擇議定書》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內的數個多邊協議或組織，其“利字當頭”的單邊主義行徑不僅動搖了現有的國際秩序，而且大量透支了美國在其盟友及其他國家中的信譽，站在了歷史潮流的對立面。反觀中國，在面對來勢洶洶的逆全球化浪潮時，在合作抗疫、提振經濟、科技創新等方面堅定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主席2021年1月25日在“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提出的，“要堅持開放包容，不搞封閉排他。多邊主義的要義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此外，受實用主義哲學影響，美國在經濟、科技上的行動沒有契約精神，只有利益。在中美經濟、科技關繫上，美國通過炮製層出不窮的“中國威脅論”，將“數字絲綢之路”等視為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與挑釁。自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通過《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美國創新與就業法案》《無盡前沿法案》《民主科技夥伴法案》《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等一攬子措施從立法層面將與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和科技上的全面競爭作為主要關注點，並通過進出口管制、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如打壓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制定新興技術標準等手段達到其競爭目的。經濟、科技領域的競爭，正在被美國單方面轉化為一場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戰略競爭，已無戰略互信與契約精神可言。

　　（二）只贏不輸的博弈思想

　　既為博弈，就有輸贏，但美國追求的是絕對和完全的“贏”。在中、美總體力量的對比上，美國追求對中國的絕對、持續優勢。拜登在其競選期間，曾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明確提到“中國正在通過擴大其全球影響力，推廣自己的政治模式，並投資于未來的尖端技術……美國必須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以防止其諸如‘掠奪’美國公司的技術和知識産權之類行為”，拜登甚至表示美國亟須建立堅實的同盟陣線以重新獲得對華的絕對體量優勢，從而維持美國霸權。在對華戰略佈局上，美國擁有一整套遏制中國的戰略思想、機制、力量部署、手段等。在戰略思想上，無論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優先”與“脫鉤”，還是拜登政府的“對華全面戰略競爭”，其本質都是通過塑造“共同威脅”以達到遏華目的。在機制上，美國繼續加強與盟國、夥伴的合作廣度與深度，推動機制化建設，最大限度地制約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活動能力和影響力。在力量部署上，美國自奧巴馬政府時期就著手加強對亞太地區的投入，調整軍事力量部署，並通過從阿富汗、中東等地區的戰略收縮與對亞太地區盟友、準盟友的再拉攏，使亞太地區在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手段上，根據《更長電報：走向新的美國對華戰略》一文，可以歸納為五點：重建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威懾和阻止中國逾越美國“紅線”、在特定領域公開對華戰略競爭、在某些領域繼續與中國進行合作、加強對華意識形態鬥爭。在中美關繫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反對中美“雙贏”，並反對國際關係中通常的利益交換，充斥著零和博弈與獨斷專行的思維。

　　（三）急功近利的執政思想

　　在美國，贏得選舉和獲得政權成為執政的首要目標。而且，長期以來形成的以選舉驅動的執政思想已經被認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在對華關繫上，以疑華、反華而獲得選票和達成兩黨共識、府會共識、朝野共識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頑疾而積重難返。借打“中國牌”以顯示維護美國利益的決心，已成為美國選舉政治的常態。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研究學者托尼·法布裏齊奧（Tony Fabrizio）在觀察了2022年中期選舉的選情後直言，“關於候選人同中國的關係的流言，即使是虛假的、有誤導的、誇張的，但依然甚囂塵上，……候選人被貼上對中國軟弱的標簽並不是一件好事。特朗普執政的四年催化了選舉中的中國因素”。因此，在美國選舉頻繁的環境下，中美關係長期受到制約和攻擊。在對華戰略和政策上，因循守舊成為美國的政治常態，戰略突破則阻力重重。在當前的美國政壇，反華者皆可唱高調，希望合作者噤若寒蟬。以盧比奧（Marco Rubio）和斯科特（Rick Scott）等為首的反華議員近年來“逢中必反”，他們僅在2022年就向國會高調提交了多項針對中國的法案，其內容包括石油禁運（China Oil Export Prohibition Act）、交易採購限制（Transaction and Sourcing Knowledge Act）和企業投資（Turn off the Tap Act）等多個方面。然而，在美國兩黨之間、府院之間，沆瀣一氣者眾多，主持公道者甚微。美國不顧道德底線與國際交往原則攫取政治資本的險惡圖謀，使本就困難重重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尋求戰略突破受到諸多限制。此外，美國利用其政治制度為自身缺乏誠信道義的對華戰略和政策服務。例如，美國的政府更替往往導致對華政策穩定性和持續性不足，如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裁軍、核不擴散、糧食與能源安全等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又如政府和國會意見相左，一項政策有時會出現政府同意但國會卻反對的情況，從而增加了政策實施的難度。在《中美建交公報》發佈後的1979年1月26日，美國國務院就曾向國會遞交了“台灣授權法案”，但未能通過。在之後的三個月內，美國國會出於“將台灣的前途納入美國的利益”的重利薄義思維，通過了130多項修正提案，最終《與台灣關係法》得以出臺。可以説，《中美建交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共存就是“府院之爭”的典型例子。

　　（四）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強調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對即錯、非善即惡，這種思維模式在西方國家根深蒂固，早已成為其民族的一個思維特性。

　　第一，二元對立的思維在美國分析和處理國際關係方面體現得非常突出。例如，美國依然固守大國競爭與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思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聲稱美國“不是在尋求衝突或新的冷戰”，但同時又稱中國“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與實力……北京會使我們遠離過去75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其自相矛盾的邏輯背後正是數十年冷戰思維在作祟。又如，拜登政府執政後熱衷於聯合同盟尋找假想敵。美國通過改造既有雙邊同盟以及新建夥伴關係的方式雙管齊下，將“印太”地區作為構建制衡中國的盟友與夥伴體系與複合陣營的“試驗田”，在推動盟友和夥伴力量深度整合的同時，尋求建立對華競爭甚至對抗的“統一陣線”。再如，美國“一刀切”地將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定義為“民主與專制”的關係。美國總統拜登在俄烏衝突爆發後聲稱，“我們正在重新參與一場爭取自由的偉大鬥爭，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民主的內涵並非由美國來定義，將“民主”二字與西方資産階級代議制劃等號本身就是不客觀、不民主的行為。美國及其盟友需要清楚“民主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而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第二，“和合共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徵和基本價值取向之一。以辯證法來認識世界，可以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零和博弈思維與“衝突—征服”的世界觀，使行為體的能動性得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紀念會議上提到的，“人類應該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第三，不同的思維模式將長期存在。不同民族、國家的思維模式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才得以形成，相對正確或錯誤的思維模式往往需要更長時間辨析、檢驗和反復後才能最終被接受或摒棄，一些基本的思維模式之爭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並將持續進行。中國和美國堅持的基本哲學和思維模式也是如此。沒有當代化和全球化的裂變以及硬實力的支撐，《中庸》《周易》所倡導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很難完全改變美國的思維模式，這需要戰略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結束語

　　在走向衰落的歷史進程中，美國為了維持霸權或至少延緩自身的衰落，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和“主要安全威脅”，正在推進“全政府”和“綜合威懾”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對此，中國的應對也必然是全方位和綜合性的，需要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有效應對的基礎上進行思想理論的交流、交匯和交鋒。黨的二十大從更寬廣的視野提出了處理當代大國關係的框架和準則，“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時進一步指出，“中美雙方需要本著對歷史、對世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探討新時期兩國正確相處之道，找到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

　　中美關係影響著未來世界的走向，中國不能只是被動應對，還需要更加主動地塑造。從思想意識和理念、理論方面看，中國需要做出努力。

　　第一，世界是物質的。綜合國力的基礎是經濟，發展是硬道理，也是第一要務，更是最終改變美國仇華、壓華立場的基本保證。中國需要繼續以發展為中心，夯實經濟和科技基礎並不斷提質升級，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促使或迫使美國在中美關繫上承認現實和回歸理性。

　　第二，世界也是精神的。中國在走近和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中，需要不斷提升自信。為此，中國在與美國的鬥爭與合作中要加強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學習與領悟，加強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體系建設，加大建設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力度，爭取在世界範圍內形成更多的思想理論共識。

　　第三，正確和準確地定位國際關係中的競爭，並予以應對。國際關係中競爭是常態，如經濟競爭、科技人才競爭、綜合國力競爭、思想意識競爭、戰略競爭等。因此，中國並不否認中美關係中存在競爭。例如，外交部發言人曾指出，“我們不否認中美在經貿領域存在一些競爭，但是不能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不能搞你輸我贏的惡性競爭，更不能打著競爭的幌子搞大國對抗。”但是，中國政府反對美國政府以偏概全地以“戰略競爭”定位當前的中美關係，並且認為“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個大國如何找到正確相處之道，既是人類社會沒有遇到過的課題，也是兩國必須共同解開的方程式”。

　　第四，以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引領當前的中美關係。中國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看待人類社會從哪來、到哪去這樣的根本問題，引導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在國際關係和全球事務方面進行戰略思考，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次上逐步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和理念。而且，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將美國包括在內的。儘管當前美國的認識達不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中國不能因此而放棄相應的努力。相反，中國要堅持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在物質和精神、實踐和理論、戰略和政策上與美國進行建設性互動，以鍥而不捨的精神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