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中國|對話樊綱：增發超長期特別國債 支持範圍已到節能降碳

今年以來，面對經濟運行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從中央到地方都靠前發力，推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組合性強的政策措施：中國人民銀行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金融總量穩定增長。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3.27萬億元，為歷史同期較高水平；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專精特新企業貸款、普惠小微貸款等增速均高於同期全部貸款的增速；截至二季度末，金融機構已發放近250億元，啟動租賃住房貸款支持計劃。着力擴大國內需求，推進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補貼持續推出，將保障性住房建設等納入專項債券用作項目資本金範圍。

今年7月份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統籌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進一步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優化設備更新項目支持方式，將支持範圍擴大到能源電力、老舊電梯等領域設備更新以及重點行業節能降碳和安全改造，降低申報門檻，簡化審批流程。”中國人民銀行在7月25日再一次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操作規模為2000億元， 較上次操作利率下調20bp，同日，四大行宣佈降息。

在上半年經濟取得新進展的情況下，也要看到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等問題的存在， 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基礎還需進一步鞏固。下一步如何更好發揮政策的協調配合作用？現階段引領經濟增長的發力點是什麼，瓶頸又在哪？增發超長期國債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城投債功能與期限錯配問題？發展新質生産力引領了哪些代表産業和投資機會？主持人李策對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樊綱表示：第一，中國需避免“流動性陷阱”。雖然中國距離0利率仍有一定空間，但經濟面臨結構性“流動性陷阱”挑戰，居民和企業存款呈現定期化趨勢，居民消費傾向較低，企業投資意願不足，推動貨幣流通速度下降；M1、M2剪刀差走闊，民間投資持續走低；同時金融市場出現“資産荒”，存在資金空轉現象。第二，展望下半年，財政政策將綜合運用中央預算內投資、新發政府債券資金、政策性開發性資金，以及財政補助、財政貼息、融資擔保等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擴張力度。最值得關注的，無疑是超長期特別國債、新增地方專項債的發行，‘雙債’協同發力。傳統國債期限較短，而許多基礎設施項目的回報周期較長，需要更長期的融資安排。因此，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不僅有助於解決債務期限錯配問題，還能為長期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進而平衡當代與未來的經濟發展需求。第三，製造業數字化轉型、創新藥和服務業是新質生産力引領下的三大投資賽道，國家進一步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並優化設備更新項目支持方式和範圍。第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依然是宏觀調控的第一要務。下半年貨幣政策在堅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主基調的同時，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期有效化解重大領域潛在風險。

以下為精選對話實錄：

面臨“流動性陷阱” 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

李策：我們看到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新一輪大規模的設備更新和消費品的以舊換新，並且要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的特別國債，這一系列的舉措對宏觀經濟意味着什麼？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

樊綱：這幾點都有一個共性，屬於財政政策。它雖然有政府的行政舉措在內，但基本都是財政政策。為什麼這麼説呢？中國經濟當前處在這種狀態，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大家現在預期比較低，預期低就導致一個現象：投資比較少。大家想去借錢搞項目、搞投資的慾望比較低，這就導致了我們的貨幣政策很難起作用，貨幣多了，比如可以降息，但是由於預期比較低，大家看不到收益比利率更高的項目，大家還是不投資。所以，在經濟學上，這是個典型的流動性陷阱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財政政策發力，財政政策發力的特點在於政府要通過發行一些債務、製造一些赤字，然後創造出一些新的需求。這個需求不是説簡單去還還債，再發點錢，必須要真正做到使人們開始花錢買東西，或者政府自己首先買一批東西，提出需求。

財政政策的基本特點就是通過政府項目發力。比如製造機器設備的産業，就要去買鋼鐵、元器件等材料，隨後再去買這些産業的生産資料，所以一輪又一輪就産生一種“乘數效應”。如果光發了一些錢、一些債，卻沒有真正起到這種乘數效應以帶動下游企業的一系列的需求，那麼這個政策作用是很小的，因此財政政策也有一個怎樣使它能夠發力的問題。

這次的兩個舉措我覺得非常有意義。要真正用少部分的財政補貼資金，或者少部分的銀行貸款，去補貼那些更新設備的企業，或者去補貼那些以舊換新的消費者，使大家真正去買東西，真正提出對一些産品的需求。無論是機器設備，還是汽車家電，包括房子裝修等，這些都是在創造新的需求。通過政府的財政支出提供一些激勵，然後真正使這些産業之間的需求能夠滾動起來，形成財富效應。另一個就是發長期特別國債，這個就涉及到我們政府投資回報的問題了。

加大設備更新力度 推進傳統産業數字化轉型

李策：國家推動以舊換新，對於企業來説有一定的補貼，比如京東補貼了30億響應國家政策。企業設備更新的意義其實比消費品的以舊換新更大，對於提振經濟有多大實際作用？

樊綱：非常重要。企業更新設備所帶動的需求，可能要比消費者以舊換新更大，而且對於提高生産力、提高製造業的發展質量、實現數字化轉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家不要小看設備更新這件事。有的經濟學家在歷史上曾經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經濟周期，經濟周期就是先高漲，然後産生泡沫，泡沫破了後又進入蕭條，進入低迷，隨後再進入新的高潮這麼一种經濟循環。有的理論解釋出現周期的原因是因為企業設備折舊，折舊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以舊換新了。

一個新的技術出現，大家都更新設備，一更新設備就會産生大量需求，從而帶來一輪景氣，一旦需求熱經濟就開始高漲，甚至會出現一些泡沫。等大家都換完了這套設備，需求減少，經濟就冷下來了，於是經濟就會進入蕭條時期，一直到下一輪再更新設備。一般更新設備的周期是多少呢？我們大家知道企業的設備大概有七八年的折舊期，那麼因此過去人們解釋為什麼經濟周期都是七八年來一次，是因為折舊的時期是七八年來一次，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需求。而且我們現在正面臨着要提高發展的質量，要應用現代的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使我們的傳統産業能夠進一步在新技術的條件下得以高質量發展。我們也需要進行設備的更新改造，使我們的産業在下一輪能夠更好地發展。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着能源的轉型問題。企業過去的設備適應的可能是以前的一些能源，那麼現在我們進行改造，就可以實現能源轉型。加速能源轉型對能源産業也提出了更多新的需求，不僅帶動現在的經濟發展，而且為將來長期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物質基礎。

李策：當下還有一個熱詞叫做“新質生産力”，人民日報提出，新質生産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産力，它是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新質生産力的發展不能夠忽視和放棄傳統産業。如果要將新質生産力作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引擎，您覺得關鍵的着力點在哪？

樊綱：新質生産力着重講的是創新，只有通過技術的創新，我們才能利用新的生産要素、新的能源，才能夠更好地持續發展。因此總的來講，就是經濟學一直強調的，通過新的生産要素來提高生産力。在這方面它是一個長期發展問題，而不是當前宏觀經濟減少波動的問題，它將使我們的經濟能夠有持續長久的發展動力。

那麼在這個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要改變我們過去的創新機制，要使企業在技術創新，特別是技術應用當中，真正發揮核心作用，圍繞企業這個核心，形成技術和應用的這些創新機制，我們才能夠真正不斷形成新的生産力，我們才能夠縮小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我們要努力創新走在前面，去尋找新的賽道，但是在一些傳統領域裏面，我們要努力去發展，才能夠把這些傳統企業、傳統的産業，發展成真正有生命力的産業。

保持開放  改善營商環境

李策：要發展新興産業必須要有資本的支持，特別是國際資本。那麼我們現在的營商環境，包括吸引外資，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勢呢？

樊綱：最近中央政府的各種會議、文件等，包括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都非常強調吸引外資。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從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來看。吸引外資、開放市場對我們現在更加重要，是因為美國拉着一些其他國家要遏制我們的發展。但越是遏制，我們就越要開放。我們這40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開放，因為只有開放，我們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才能用較快的速度、較低的成本學習到世界上的先進知識、技術和管理理念。而美國遏制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切斷我們與世界的聯絡，通過遏制，切斷我們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新機制、新知識、新技術的渠道，甚至留學生、人員交流等都受到限制，更別説限制高科技、專利的出口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向更多國家開放，向更多其他的産業開放，和更多其他的企業開放。所以我覺得非常正確，我們繼續保持開放，堅持多邊主義，同時國內也採取各種政策吸引外資。

從世界範圍看，外資在中國，我們的開放程度、營商環境應該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較好的，我們經過這麼多年努力，有這麼多外商都在中國運營。他們在中國之所以能夠持續地投入，包括最近有些企業在追加投入，都表明我們現在的營商環境在世界上是比較好的。

而且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比較優勢，最近這些年非常明顯：我們每年有五六百萬新畢業的工程師，可以説人力資本比較優勢已經開始形成。過去我們的比較優勢只是廉價勞動力，是一些低技術的工人。而現在每年畢業這麼多工程師，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的外國大企業要在中國辦研發中心，因為它們需要大量的工程師。那麼我們現在有這方面的優勢，相對來講也是一個重要的改進營商環境的要素。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中國發展的方向，我們繼續保持開放，來應對那些要遏制我們的各種企圖。

李策：我們經常聽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宏觀審慎的逆周期調節，可以有效減輕居民的負擔，推動社會融資成本的降低，那麼有沒有産生預期的效果呢？對於我們的宏觀經濟是否有一些提振作用呢？

樊綱：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基本問題在於預期比較弱，弱在大家對投資活動的回報預期較低。加上現在市場（存在）通貨緊縮的情況，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餘地就比較小。在預期比較低、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經濟學把這樣一個典型的狀態稱為流動性陷阱。流動性陷阱的意思是，增加流動性可以降低利率，那麼降低利率後投資成本也會比較低。可以借錢投資，但是找不到比這個利率更高的投資回報。也就是説，利率確實降了，但是投資回報比利率還低，那麼仍然沒有人去投資，因此需求就比較低迷，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就很難起作用。

這就是為什麼我説這次政府工作報告説的三個舉措非常有意義，就在於他們都是財政政策，都是通過一些財政的支持鼓勵企業更新設備，由更新設備來帶動對上下游企業的需求，然後形成乘數效應。要鼓勵居民去以舊換新，比如汽車、家電、裝修等，帶動的也是實際的需求。這些政策比簡單發點錢，增加點債務要好，因為它切切實實能增加實際需求。政府花少量的錢可以撬動很多實際的需求，所以這種財政政策我相信是有效的，能夠有效地來改善市場預期，改善市場對需求的預期，也會鼓勵人們去更多地投資，達到鼓勵投資的效果。

那麼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當中，貨幣政策也可以相對起一些配合作用。比如也可以設立一些專項貸款，鼓勵設備更新、以舊換新，也可以起到這種作用。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本身，光説我增加了貨幣供給，那麼仍然沒有人去用貨幣，沒有人去貸款。因此貨幣政策中的一些新規則也可以在這其中起到補充作用。

在宏觀經濟學上，我們説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但是在什麼時候財政政策起作用，什麼時候貨幣政策起作用的條件是不一樣的。我本人更希望看到現在政府能在財政政策上採取更多的措施，要加大力度。

李策：要改變低物價高負債的這種負反饋循環，必須要財政發力，那麼有一種疑問，老百姓有需求，但是口袋裏沒錢，所以就沒有辦法消費，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這種質疑呢？

樊綱：沒有錢怎麼會有需求呢？客觀上就是這麼回事，那麼你不可能指望老百姓只有100塊錢的時候，像其他國家老百姓兜裏有1000塊錢的時候提出同樣的需求。

長期來講，我們要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增加人們的收入，這個需求是實實在在的，以收入為基礎的需求是不能刺激出來的，沒有收入就沒有需求。

剛才所説的這個有些需求是屬於當人們的預期回報特別低的時候，投資需求特別低迷，這不是老百姓的收入需求，但是反過來講，如果老百姓預期自己未來的就業情況不好，預期商品還會降價，老百姓也不提出需求，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政策就是會起作用的。比如我們很好地解決了一些房地産的問題，一些債務的問題，那麼同樣的收入，老百姓的需求會有所調整。你不能把沒有收入和有收入的這兩種需求給它混在一起，沒有收入提不出需求，但是有收入卻因為其他原因導致不支出，那麼我們可能有些政策就會起作用。

李策：對於怎麼消費，買什麼，其實也是一個難題。金融投資産品非常有限，房住不炒提了好多年，那麼現在老百姓認為自己有一些儲蓄，可能就去買黃金。現在美聯儲結束了加息的周期，接下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將是一個什麼樣的走勢呢？

樊綱：總的來講，中國沒有匯率大幅波動的這種預期，也不會一個勁兒地升值或貶值，也沒有貶值的理由。

産業升級賦能經濟增長

李策：我們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是靠房地産和基建。經濟增長引擎需要進行新舊動能轉換，那麼到現階段，您認為能夠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力點、産業是什麼？

樊綱：不是説哪一個産業或者兩個産業就能夠決定中國經濟的發展，它是一系列的産業和企業，才能夠使經濟得以持續發展。

第一，如果從“大面積”、“大塊”的經濟來講，首先，我覺得製造業或者建造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仍然具有大的發展前途。儘管製造業現在面臨一些問題，比如傳統製造業比較多一點，製造業中新舊技術轉換可能慢一點，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製造業在全世界來講産業（門類）最為齊全，而且製造能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數，大規模的基建、水壩（建設）、輪船（製造）等（能力）不斷發展。所以，中國的製造業仍然是我們的根基，而且今後更是在全世界具有優勢的産業，千萬不能放棄。搞好製造業，包括在製造業中運用新的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進行升級改造，是我們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領域。

第二，確實現在我們有新賽道，這是我們中國的“光明點”，儘管剛才你説以前我們靠房地産比較多，但是無論如何，以前我們也在靠一些新技術的發展，不斷在增長，現在又有些新賽道，包括新能源車、新能源技術等，今後也會促進我們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許我們的AI技術不在最前沿，但是我們總的來講還在第一梯隊，我們還能夠製造很多新的機器設備等。所以這些新賽道、新領域、新産業也是我們的亮點。新産業甚至包括生物醫藥，現在不如美國，但是比起歐洲、日本的企業，現在我們是更多的，佔的比重也更大一點。

第三，中國的服務業現在總的來講確實有長足的發展，但是這也是最近幾年剛剛才發展，很多服務業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有了新的信息技術以後，相信未來我們的服務業都能夠更快發展，在GDP中的比重，在人們收入和消費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我們過去出口製造業比較多，但是出口的服務業比較少，我們出口製造業是順差，出口服務業一直是逆差，那麼今後如果這個方面有所提高的話，我相信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就具有巨大的支撐能力。因此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不缺産業，不缺需要發展的各行各業。

那麼剛才你説到關於城市化的問題，仍然是我們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我們的城市化水平現在只有65.4%，發達國家一般都是80%以上甚至更高。過去我們的城市化，可能是走了一些彎路，包括我們現在房地産（出現）的一些問題，其實跟過去的城市化出現了一些偏差是有關係的。比如現在房地産最難的都是小城鎮、小城市，以前是限制大城市發展，不給地，鼓勵小城鎮發展，無限供地，結果房地産商在大城市沒了土地，就到小城市也去拿了些土地建了房，建完房之後，人們去大城市了。

城市化進程包括了兩個方面的過程，一個是農村人走向城市，另一個是小城市的人走向大城市，因為很多産業要在大城市發展，大城市有各方面的條件，包括人才、生活服務業的發展的條件。於是，城市化就出現了房地産的兩極分化：大城市（房産）在漲價，小城市（房産）賣不出去，資金流就斷掉，這些既有大城市項目，又有小城市項目的大公司資金流就斷掉了，但是並不是説城市化就完成了，城市化還沒有完成，城市化還要繼續。

我們現在説中國式現代化最基本的兩條：工業化和城市化。我們城市化水平還這麼低，還需要進一步發展，那麼今後城市化朝哪個方向發展呢？就是現在的城市群、城市帶的發展，珠三角、長三角、成渝、京津冀等城市群城市帶，就使得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互補，然後共同發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而且在這個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仍然要發展，包括用便利的交通來把這些大中小城市帶動起來，同時能夠帶動大中小城市的共同發展，中小城市為大城市提供空間的互補。大城市沒地了，中小城市還有空間；中大城市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務業的互補，如教育、養老。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真正抓住這些發展機遇，能不能少出一些偏差，而更加遵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能使我們的各行各業共同發展起來，它不是一兩個企業的問題，而是要從中國經濟整體的發展而言，是各行各業各個方面都還有待大力發展。

李策：我們經常説中國式現代化，那麼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是中國跟西方相比共同具有的特徵，那麼中國特色在哪，跟西方相比我們中國式現代化有沒有什麼自己的屬性呢？

樊綱：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有它自己的特點，這個是全世界所公認的。所有的國家都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要強調我們有共同的東西，城市化工業化等等，但是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特點，每個國家在這過程中都有它的特色。

那我們的特色，我不去概括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我就想強調這個問題，14億人口的大國，這個在世界上還是第一個，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使14億人口都能在這個過程中獲益，都能夠真正享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一切的好處。當然這裡面總是有差異的，但是差異盡可能可以小一點，盡可能使大家能夠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傳統製造業也可以是新賽道

李策：您前面提到了製造業、創新藥産業和服務業，是不是這三大産業也是新質生産力所引領下的代表産業和投資機會呢？

樊綱：是的，傳統製造業也可以是新賽道。如果它用新的數字化技術來進行改造、提升，它也是一個新賽道。服務業道理也是一樣，現在很多服務業的發展，其實就是因為有了新技術的應用，它做的還是原來的東西。比如現在的這些奶茶店，它做的還是原來那些東西，但是它銷售、運營辦法都數字化了，它都變成了一種數字上的操作，送貨更方便了。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我們中國14億人口，哪個産業都重要，哪個産業都需要發展，才能使14億人都能夠有就業、有收入，安居樂業，能夠共同享受到這現代化的這些好處，也就是所有的産業，所有的經濟機遇都要抓住，所有的産業都要發展。

增發超長期國債化解城投債功能與期限錯配問題

李策：國務院總理李強在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從今年開始要連續幾年發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的安全能力建設，今年要先發1萬億元。那麼什麼是超長期特別國債？它意味着什麼，是不是杠桿主體要從地方轉移到中央政府？

樊綱：地方轉移到中央政府這一點，中央對於政府債務已經負起了全部責任。對於地方，有些新的規定，包括如何減少地方的融資平臺的借款等問題已經解決。

那麼這次解決的問題是超長期國債。以往我們國債的期限都比較短，金融債特別是地方政府借的銀行債更短，有5年、10年，最多15年。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現在我們面臨的特別是地方政府違約的問題，也就是債務還不上的問題。有些債為什麼還不上呢，因為地方政府借了這些債後，建的那些東西能有回報是很遠的事情。比如修地鐵，它的收益不是短期的，不是5年、10年就能得到收益，而是在今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到收益。

我們的地鐵、高鐵、高速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也都屬於這種情況。過去，我們的借的債都是短期的，而短期內要有回報不可能實現，這就叫做債務的期限錯配，本來應該是長期的債。那麼期限錯配的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過去完全不讓地方政府借債搞項目那也是不對的，中央政府不借債，搞這種基礎設施項目其實也是不對的。因為建的這些基礎設施，是為未來建的。當然你現在也要用它，但是更多的是為未來建的。因此，向未來借錢是合理的。從向未來的收益當中借錢，這跟子孫代際之間有這麼一個交換也是合理的。所以從道理上，就應該像有些國家一樣，按照這個項目的回報周期來安排項目的債務周期。它如果是一個長期的債，需要50年才能回本，那我們就發50年的國債。

為了長期的發展服務，發一些政府的債務，做一些長期的重大戰略項目，那就應該時期長一點。所以，我覺得這次是一個突破，是一個對我們債務體系的完善。有些可能是一些短債，但是更多的，我覺得政府應該發一些長期的公債來解決我們長期發展的問題，來解決我們長期使用基礎設施的建設資金來源問題，來平衡現在和未來，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經濟發展的長期之間、代際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有重要的意義。

那麼在當前，意義更重大，因為當前我們需要宏觀調控，需要政府財政政策發力，來擴大需求。債務期限長了，按道理來講現在就可以多發一點。目前發行1萬億，按照我們現在126萬億GDP的水平，1萬億隻佔GDP的0.7%，這個比重是很小的。前幾年疫情期間，一些發達國家發的國債佔GDP的10%至15%，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加大力度，能夠真正起到調節總需求的作用。

那麼我個人更希望這些長期國債能夠量大一點，在需要財政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時候，這種長期國債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能使經濟更加穩定，也能夠實現長期的發展。

李策：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從今年開始連續幾年發超長期特別國債，而且也要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那麼這裡面是不是國企、央企要&&？是否意味着我國的舉債模式發生了變化？

樊綱：舉債模式還是沒有發生變化的，但是我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比有一個重要特點：我們有大量的國企、國資。其他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很少有國企、國資，而我們的國資現在算起來，前年數字是拋去債務之後還有155萬億凈國有資産，包括了國企的資産、部分政府的社會資産等。

那麼如何讓我們的這個特點發揮積極作用，是現在需要思考的。通常，國企在一些競爭性行業中，效率可能不高，靈活性可能也不是很強，但是國企、國資在經濟波動的過程中，能夠起到重要的積極作用——提供一個重要的公共品。在當下經濟不景氣，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我想國企應該&&，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求國企也利用一些國資創造需求，哪怕回報率不是那麼高。剛才你問的國企是否應該&&大規模設備更新也是這樣，只要積極地去做，比其他的行業做得更多，就起到了國資、國企公共資産在宏觀經濟穩定上提供公共品的這個作用。它在一定意義上，比回報率的高低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整體經濟帶動起來了，起到了穩定宏觀經濟的作用，我們需要這樣的公共服務，需要這樣的正的外部性，讓國企國資來發揮這個作用。我説我們的政府也好，國企也好，都應該看到這麼一個特點。

我們的特點還有什麼呢？其他國家只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而我們還多了一個資産政策。在必要的時候，把一些資産調動出來，創造需求，去解決一些債務問題、企業紓困問題等。通過這樣的一個政策，我們比別人就多一個政策工具，多一個公共服務，多一個穩定器。

所以我是非常贊同把這幾方面有效結合。中國經濟的靈活性還是很高的，我們的政策工具箱比較充足，可以比較快地走出低谷。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特別會搞市場經濟，不可能避免一些波動。查理·芒格曾經説過一句話，中國人很會管理繁榮，會管理繁榮就是指我們過去抑制經濟泡沫，大家都知道宏觀調控政策，像限價、限購等都是管理繁榮的政策。但是中國還不太會管理蕭條，也就是管理波動，因為我們過去40年沒有大的波動，沒有出現過衰退，沒有出現過很深的低谷。

那麼現在，當有這些比較深的低谷出現的時候，我們要把工具箱裏能夠用的好工具都用起來，然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力度，使我們儘快地擺脫這種周期性波動的困擾，使我們恢復一個正常的增長。

李策：我們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資産政策，那麼在當下這樣的一個時點，您認為三者是否要有效結合？還是主要讓財政政策發力？

樊綱：如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比如我們現在搞設備更新，一方面財政能提供一些補貼，另一方面銀行也能增加一些針對設備更新的專項貸款，各項政策積極配合。其次，國企積極發力，起&&作用，我們可以更快地走出低谷。（製片人：李策 統籌：閆家蓬  湯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