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中國|對話張文宏：建立醫院網絡實時監測網絡 預警疾病大流行

《綠色中國》對話時代人物，傳播創新精神，致敬科學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後，衞生健康問題成為人們首要關心的民生福祉問題。在“十四五“規劃中，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被擺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完善公平可及系統連續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健康服務成為了當務之急，但也絕非易事。

後疫情時代中國應當如何堅持以預防為主的方針，建立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務體系？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強調創新的政策支持之下，醫學創新又該如何走出一條不一樣的發展之路？中國應當如何建立穩定的公共衞生事業投入機制，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在傳染病的防治工作中，醫療成果的快速轉化至關重要，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化的産業投資平臺。相對於美國和歐洲的成果轉化，國內的醫療成果轉化還有很大的差距，應當如何破局？帶着這些疑問，主持人李策走進華山醫院，與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上海傳染病與生物安全應急響應重點實驗室主任 張文宏有了一次相約問答。

張文宏認為，全球疫情防控體系亟需系統性的變革與國際間的協同，從而避免全球新的疾病大流行的發生。從局部修補到系統性的變革，既有賴於新質生産力賦能醫療科技創新，又需要整合醫學、公共衞生、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係等多個領域的力量。此外，隨着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發展，科研成果的轉化至關重要，未來新技術將廣泛應用於疫情監測、預警和防控體系中，提高救治效率和準確性。值得關注的是，基於超大型城市上海建立的一套傳染病臨床診治體系（簡稱上海IDC網絡體系）正在不斷建設之中。這一體系將明確不同級別的診治中心的建設標準和實施方案，細化各診療中心的職責和任務，制定高效協作的方案，形成分級轉診、協同救治、人才培養等全領域的流程化、一體化的運作體系。

本期節目嘉賓張文宏與主持人李策在錄製現場

以下為精選節目對話實錄：

産學研體系建設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李策：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政府是否會在傳染病的早期預警、早期診斷、早期干預上建立體系或者科學的平臺，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新的流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科技領域，大數據、AI等領域取得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

張文宏：疫情後，全世界對整體的大流行的準備都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2024年1月份，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中，世衛組織再次提出，我們要應對未來的大流行，包括所謂的X疾病，也就是説像新冠這樣的疫情在人類歷史上可能不會是第一次，可能本來就不是第一次。

我們在1918年的大流感之後到現在為止，這其中經歷過很多次大疫情，只不過像這樣的超大疫情，可能就是新冠和1918大流感。所以曾在2018年，全球的科學家和相關的政府等就已經有過一次研討。但即便是研討了，其實在準備方面，還是覺得有所欠缺。

在這裡就包括如何對大流行做好預警、監測，同時如何在藥物和疫苗方面做全面準備。第一，當然是預警，因為預警如果慢了，等出現了大流行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已經造成海嘯一般的疫情，這時候再去控制，就已經非常艱難。所以我們一般認為要有個很好的預警體系，就可以允許足夠的空間為後面的創新能夠産生及時的藥物和疫苗提供機會。所以預警和創新是一個問題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因而中國在這之後，也包括在今年兩會期間，有很多代表都提出，如何在原有的疾控監控的基礎上，把整個監測、檢測、預警做得更加全面、深入、多維度，同時把信息打通。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作為國家傳播醫學中心，在前期也做了一些探索，也就是通過國家的支持，為中國的很多醫院，建立了一些出於臨床單位這邊的信息化統一，以及臨床檢測能力的提升，做好第一手預警網絡。這個網絡我們也是為了着眼於未來和國家多層面的一個預警體系，也包括現在對地下污水的檢測，看看一些流行的病毒或者現在流行的高峰下去了沒有、起來了沒有等等。

像這種從環境到現在的醫院，再到社區，這樣整個的一個檢測的監測網絡建好以後，我們總會在第一時間發現疫情，這樣我們就有能力在早期進行防控。早期防控以後，就會留下比較大的空間。

在新冠的第一階段，中國曾經控制得非常得好，為後面大家做研發打開了一個很好的空間。只不過就全球範圍內，在上一次新冠我們整個全球的研發，包括藥物、疫苗，已經較以前有了很大地進步，但是就未來的應對而言，這些速度可能還是不夠的。這就是我們在預檢體系的基礎上，要加強藥物、疫苗一系列的創新的推動。這裡當然也會包括新質生産力，如何在疫情防控、大流行準備當中有所體現。

李策：醫療相比其他領域，具有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因而科技成果轉化更為複雜。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轉化率僅為20%，而醫療科技成果轉化率還不足8%，真正實現産業化更是不足5%。從您的實踐經歷看，您覺得當前醫療成果在産學研一體化的過程中有哪些障礙是需要克服的？

張文宏：主要原因還是整個體系的建設和投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我們今天都很重視産學研，也就是説，研究的成果能夠迅速地最終能夠轉化，轉化好又能夠進醫院，能夠應用。但是這每一個環節都會有很大的障礙。簡單來講，我們總體上在研究方面的投入，比如研發，中國整體在研發方面投入的經費和國際大型研發單位相比，還有一段非常大的距離。那就是産生一些新型的東西，我們的技術還不夠。即便是我們現在有創新的東西研發出來，轉化的失敗率也非常高，這就意味着我們從研發到轉化要有非常多的投入，來彌補我們非常高的失敗率。比如，我們100個新藥當中，最終能夠上市被臨床充分應用的可能只有1個；10個進入臨床研究的，可能只有一個是成功的。所以這就意味着我們10個候選的新型藥物，通過充分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動物試驗，真正進入臨床試驗的，可能只有10%。進入臨床試驗最終成功的，可能也只有10%。那個加起來就只有1%。這就要求我們臨床研發的基數投入非常大。

第二個在轉化的過程當中，要有足夠的能力能夠承受失敗率。

第三，還需要大量的人才，大量有經驗的團隊。在這方面，由於我國經歷了改革開放，人才積累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整體上來講，與發達國家和産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其實還是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提升。

因此，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總書記的講話其實都提到新質生産力，以及為這樣的新質生産力國家做好充分的一些準備和投入，就是為了加快我們的新型技術的産生，加快新型技術産生以後的轉化，轉化以後能夠進入市場。所以最終是不是能夠順利地進入市場，也是對研發是不是能夠成功的重要的保證。

李策：轉化率低，是不是跟考評機制也有關係？在過去，很多研究人員的成果，往往追求的是發文章、評職稱，很多的研究成果並不能直接用於轉化。隨着國家對成果轉化的重視，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應該如何改變考評機制，從而有效地推動産學研一體化的落地？

張文宏：這些方面很多有識之士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在實施過程當中，還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很多人説，我們給科學家的投入，可以沒有考核標準，應該給他足夠的時間。我們是追求長期的投入，應該耐得住寂寞，而不是每年去考核他的論文和基金。

但是這樣一來的話，會産生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了考核標準，那麼就很難區分哪些科學家是真正地在做有價值的東西，哪些科學家做的工作其實最終是沒有成果的，也不知道哪些工作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會使我們現在大量的科學投入失去它明確的目的性，就是大家純粹是為了投入而投入。

我們現在國家還是以項目制為主，就是説申請了項目後再來給你投，但是決定投或不投，現在又是根據發表的論文和曾經做的基金，所以在項目設計方面就會形成一個非常大怪圈——最終看的可能還是論文。那麼這樣一來，科研人員就會純粹地去追求論文，這就導致很多論文可能僅僅是為了論文而論文。最終，雖然有很多論文，但是真的拿到項目以後，成功的概率就很低。而且因為投的項目總的經費有限，所以投的經費有限，投的人也不一定對。純粹通過論文的寫作，最終出來的研究團隊能否解決我們實際的問題，其實都是未知的。

所以將來在投入方面，提出的建議是好的，但是在落地方面，還是要分類執行：有哪些是純粹的科學，我們要求對於做純粹科學的人才有非常好的遴選機制。但是一旦決定讓他去做這樣的基礎工作，就不要給他非常苛刻的考核，非要每年出一篇論文，而是給他足夠的時間。但是對於那些準備做産業化的，我們應該進行非常嚴格的考核，要定期的、分階段的，可能要出階段性的成果。對於那些有可能有高風險的項目，那麼我們的投資團隊，包括國家也好，包括一些基金也好，要有足夠的耐心。如果大家都統一採取當前在投資界非常熱門的所謂的對賭機制，我們就有可能會純粹為了追求對賭的目標而去做一些不一定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在一個項目的轉化和臨床的應用方面，我們在項目的投入還要做很多改革。

所以總而言之，未來在科學的研究和轉化方面，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當前總書記提出來新質生産力的構想，其實對於未來的科技發展將會産生巨大的影響。我相信中國的科研體制建設也會越來越好。

新質生産力賦能醫療科技創新

李策：産業基金是成果轉化的重要一環。適合成果轉化的産業基金應該在追求投資回報的同時，又帶着成果轉化的思維，即從臨床以及實驗室産生的成果，最終通過資本的助力變成産品和服務回歸到臨床，實現閉環。以創新藥領域的成果轉化項目為例，很多的基金投資期與創新藥項目所需要的長周期不匹配，有時産業基金還會設置一些不利於早期成果轉化公司發展的機制，使得對投資領域不熟悉的醫護團隊陷入被動。您建議建立什麼樣的機制，可以有效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

張文宏：對於這樣的建議，事實上是非常好的。在國際上其實都有通行的做法，就是要做好技術和研究的儲備，也就是説我們對於這一大類的臨床需求的藥物有關的機制研究，先要做一些國家的投入。這些國家的投入，它會以各種基金的形式或者國家經費的形式，給特定的研究實驗室，比如説國家重點實驗室、或者是國家實驗室、或者是重點的高校、或者是很多科研院所，大家會有投入。投入的時候其實在早期，你是不知道它是不是一定能夠成為轉化成果。但是有了這些技術儲備以後，就會發現最終跟市場相互在一起進化的過程當中，我們是通過市場的需求和這邊産業的需求，還有這邊的研究成果一起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它就會有相應的成果出來。所以我認為，在科學的研發中，很多平臺的建設，我們早期的投入應該是以無問西東的策略和精神，去把我們整個國家的産業基礎給它做紮實了。那麼這個時候，新質生産力就會隨着社會的需求和新的科學發現，隨之而出。

李策：隨着科學防疫的推進，越來越多的科研成果也走進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像mRNA疫苗的開發、大數據和機器視覺用於追蹤傳染源等等，都是科研成果成功轉化的案例。在流行病防治上，您目前有什麼比較典型的科研成果轉化案例嗎？它是怎樣從科研成果走向市場的？能否結合案例給我們介紹一下醫學科技成果轉化的一般路徑？

張文宏：在我們自己的團隊，長期以來也一直着力於做結核病的流行消除工作。第一，我們做這個工作做了幾十年的時間，從結核病免疫診斷一個方面的研究，也是基於我們對結核病的免疫就是方面的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再做相應的結核病的免疫診斷，相應的産品也是通過轉化成功後在市場上廣泛地使用。第二，通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又去找到結核病潛伏感染的病人群體，然後我們通過長期做結核病潛伏感染的預防治療，通過臨床研究去找到非常好的臨床治療方案。那麼這個方案將來用於降低潛伏感染病人的發病，就可以降低結核病整體的中國的發病率，為世衛組織提出來的“2035我們消除結核病流行下降95%以上的發病率”奠定了基礎。

那麼最近在新冠疫情結束以後，有很多很好的疫苗載體，跟我們團隊現在也在做研究，也就是可以做結核病有關的高危人群的預防性治療。那麼這樣的一個工作，跟我們整個的研究團隊進行了一個非常緊密地合作，從動物實驗到藥理，再到整體研究的申請，再到臨床實驗。這個分階段其實都是長期投入的結果。所以我是覺得不太可能説今天我們投入錢明天就出成果，所有的成果肯定都是長期積累，你在這方面有長期的積累，時機成熟它自然就會産生。

所以今天提出來新質生産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對我們中國過去幾十年加大科技投入，現在是加速産出的很重要的時間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投入是既沒有方向，但是又是有方向，這個就是我們國家未來新質生産力，這是非常明確的方向。但是具體哪個項目會成為新質生産力，其實今天很難講。這些創新産品，臨床能不能用，最終是在整個的科研發展的大的環境當中一個個冒出來的。而且你很難説哪個一定會成為明天的一個非常好的明星産品，這個都很難講。但是大家為了新質生産力，解決健康中國的問題，就是大家都要在這方面長期堅持投入，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新質生産力絕不會是一個短期的概念，而是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為中國未來科技的整體發展指明方向。我們的科技投入，我們的新質生産力就是要加大基礎投入，加快轉化和産業化的形成。這個思路一旦形成，我相信我們國家所有的部委，國家後續的科學投入和轉化投入都會隨之而變。我們應該可以看到欣欣向榮的局面。

醫保與醫療資源要做好協同與平衡

李策：2023年1月開始，中國醫保改革新政在內地26個省市逐步落實，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計入比例發生調整，很多人覺得自己可以用的錢少了，大家還是覺得看病難、看病貴。醫改是改在了“術”上還是“道”上？如果方向對了，為什麼就到不了那個理想的彼岸呢？

張文宏：其實，醫改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如果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體系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世界上的醫改都應該是一樣的，而不是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情況。

那麼，中國我們的醫改其實走過了很多階段。從最早的公費醫療再到我們現在的保證基礎醫療為主的醫療保健體系。那麼在這裡就會有各種問題。如果是純公費，那麼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你看病了，事實上自主選擇權是很低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公費醫療階段，很多人看病只能到自己所在單位的衞生室或者是自己企業的醫院去看。你到高級別的醫院去看的轉診問題是非常大的，因為你的公費醫療最終還是要你的單位買單，並不是説是你自己在買單。因為你一旦是單位買單，它一定會控製成本。

那麼，現在的問題在哪呢？我們現在的醫保因為除了醫保買單以外，有一部分費用其實包括高端的設備、高端的藥物可能還是要自費再自付。但是，它整個的一個醫療的自主性就強了。比如你可以到縣裏看病，也可以到市裏、省裏去看病，它的醫療體系逐漸會打通。

所以中國在醫療的統籌方面有了更多的就診自主權，但一旦有了自主權以後又帶來相應的問題——分級診療體系就很難真正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如果沒有很好地建立的話，一旦遇到發病率比較高的一些疾病，我們就會出現資源擠兌。哪怕是一些不是大流行下面的疾病，哪怕是腫瘤，我們又會看到在大醫院，腫瘤病人看病了，他是受到很多的一個影響的。一個影響就是病人太多，病人太多以後就會發生資源擠兌，病人的就醫感受就會很差。然後，你就覺得看病很難。但是，反過來你再到下面的一些醫院，不是這樣的一個頂級醫院，你就覺得他們其實是缺病人的。所以，這就涉及到整個醫保資源的一個分佈問題和醫療資源的一個分佈問題：它們並沒有非常協同。

那麼，這些其實未來都需要改革去做。但是，一旦改革以後就會涉及到各個問題，因為總歸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每一種改革都是在改變你的整個的游戲規則。一旦游戲規則被改變以後，總歸有人覺得自己是獲益的，有人覺得我沒有以前好了，這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就是大家的一個意見了。所以，看病難看病貴，你只要改革在進行着，你眾口難調。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方面，就是在採取改革的整個的一個體制方面，我們還是要國家整體上要再做深入細緻的討論，而改革不是一天我們能夠獲得最終一個滿意答案的。大家想當然是覺得公費醫療很好，所有的都公費的話，就意味着我們很多的醫療購買，對新技術的落地，就會有很大的問題。因為所有的新技術很顯然投入成本很高，那麼它的價格就會高。如果都是公費來全覆蓋，那會造成什麼問題呢？公費的醫療資源有可能會造成被浪費，因為反正都是國家的。然後看病大家都看面子或者是找熟人，那麼公費醫療資源就可能會被隨意地浪費。

所以你今天提到的一個就是，是不是全公費，國家能不能支撐，醫療改革怎麼走，既能保證創新，又是能夠保證大家看病的容易度。看病容易了，又能夠容易地獲得新技術、新的藥物，事實上這個是一個非常難的平衡。

所以在這裡我們應該怎麼做，説句實話，最終我們還是要把整個醫療改革體系把它打開，就像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我們還得把它切成一塊一塊，就是把每一塊都給它吃透了，我們再來決定我們應該是怎麼去做的。

改革是有目標導向，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導向，我們才去做相應的事情。那麼，如果今天我們為了醫療創新能夠更快地落地，那麼很顯然，我們醫院就要為新技術的進入做到一定的降低門檻。你不能所有的創新醫院都進不去，但是如果醫院進去了以後，我們的醫保到底能不能承受？怎麼去控制它的新症？怎麼既做到老百姓想用了新技術、新方案、新療法，但是整個的醫保的一個成本又能夠有效地覆蓋？醫保能夠買單，但是又能怎麼樣保證這個醫療資源不是被濫用的？

因為這是一次市場性和醫保買單相結合的，你一旦市場化了，那就意味着有盈利。有盈利的話就有可能會在公費的買單、公費的醫療這裡出現一個浪費。那麼這種浪費，事實上浪費的是社會的資源。所以這些都極其複雜，但是不能説因為複雜就不去做，而是應該把整個複雜的問題拆解成一些具體的、清晰的、小的問題，一個個予以解決。

我相信只要有這個決心，最終還是應該會有非常好的一個結果。

李策：社會的進步在於改革，但是改革的陣痛難以避免。在2017年9月，藥品加成就取消了，衛健委當時就説，以藥補醫的時代過去了。但是老百姓看病貴，是不是跟醫院要創收有關係？比如説現在要提倡遠程醫療，建國家重點實驗室，但是財政的撥款可能只達到費用的10%甚至不到，您怎麼看待？

張文宏：其實中國的醫療，目前還是以國家的公立醫院為主，就是整個的中國醫療體系。將來會更加複雜，既有公立醫院，還有民營醫院，將來還有外資醫院。我們中國現在對醫院體系也開始逐漸地開放外資，所以將來整個有序規則在市場化裏面佔有的程度會越來越高。

因為將來的市場化要求所有的主體在整個的競爭過程當中是比較公平的。那麼只有把整個體系都建立了比較公平的一個體系，醫保在裏面發揮充分的一個作用，我們這個時候就會給解決了相應的一些問題。這個問題就包括你現在要求遠程的醫療，你到底是在整個的市場機制裏面是怎麼設置的？我們到底是一個公益的項目，還是一個市場機制起作用的一個項目？

所以現在醫療，你只要不是一個全公費的，那麼這裡一定會涉及到市場機制在裏面運營的一個情況。所以現在大家就覺得我們通過整個的一個國家的投入把遠程診療給做起來。那麼在這裡做遠程診療的同時，其實就要非常清晰地搞清楚到底誰在買單，要解決什麼問題。我們到底是一個市場的需求，還是一個公益的項目？

美國高鐵整體的路線跟中國比起來就要少很多，就是它的公里數遠遠不及中國。主要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它的市場化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支撐它這麼大的一個高鐵覆蓋面。因為就是説，它覺得做了高鐵，可能是不掙錢的。

但是我們中國現在做了很多高鐵的，很多原因，事實上很多也是個民生項目。也就是説，我們讓中國很多偏遠地區的人也能夠享受到到大城市或者到中國各個地方便捷出行的一個需求。同時也對偏遠地區，我們中國農村的一個城鎮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實都有這個需求。

所以大家到底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事實上都是有很大的一個改革的一個改變的空間。關鍵是你以什麼樣的目標去做。

但是我想總體上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我們醫改以後，在醫療方面投入能夠逐漸增加，然後老百姓的看病應該越來越方便，但是同時又能夠支付一些新的技術、新的方案，那麼這種情況下面，老百姓既要享受得到新藥、新的器械、新的技術，但是又不要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讓他們獲得的時候又比較便捷。

這些方面其實也包括在現有的市場體制下面，如何建立一個分級診療，所以這個分級診療並不是説只有在全公費治療下面才可以建分級診療，其實在市場機制下面，如果我們再詳細地去分析現在的一個存在的問題，也是可以建立有效的市場分級診療的態勢的。

把握疾病流行態勢要做好國家層面的互聯互通

李策：1952年，WHO建立了全球流感檢測網絡，各國建立了流感參比實驗室，在WHO的統一協調和管理下，收集本國的流感毒株，目前的國際形勢比較複雜，在您的觀察裏面，國際合作情況如何?有沒有形成共識？未來應該如何開展全球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以應對將來可能發生的流行病？

張文宏：中國對於國際開放還有全球融合，一直是持着非常積極的態度的。現在國際的形勢，整體上來講，當然非常複雜。但是對於從流感這個實驗室、全球的産品實驗室，以及全球的一個數據分享，中國其實一直做得都是非常好的。我們中國疾控會把全國的數據定期都與國際的整個的流感監測網是進行一個分享的。

所以你提到的一個很多問題，也是提到的一個新發傳染病，事實上涉及到的不僅僅是流感。現在等於是流感以外的一些數據，其實可能你提到的，就是大家分享是不夠的。那不夠的很多原因，一個就是我們中國的實驗室建設，我們是不是迅速地能夠達到一些國際化，這個需要大量的投入。第二，我們國際化的一些路徑，我們肯定是要在國際組織，包括世衛組織也好，還有就是相關的一些國際化的一個組織，中國在裏面能夠積極的發揮作用的這樣一個組織，我們才會最終通過平等互利的形式，展開充分的一個交流和溝通。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是跟國際其實在積極地在進行一個溝通和進行分享。也包括今年6月份，我本人就要去日內瓦參加世衛組織關於結核病治療指南的制定，作為中國專家在那裏跟全球會進行討論。在這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怎麼樣來分享彼此大家的數據和彼此臨床研究的結果。前段時間，我們的團隊也到南非，在全球進行對於當前全球的一個就是肺炎球菌的感染的一個情況的一個交流。

那對於未來，我們也在探索着如何在國家、在世衛組織這個層面裏面，我們打通彼此的一些數據。對於傳染病監測，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監測網絡。這個網絡如何在統一的標準下面，在我們國家層面，如何和其他國家能進行一些溝通互聯。那麼，這些工作其實很多需要在整個國際交流的層面上能夠去執行。

也是通過國際權威機構，包括世衛組織等，中國在裏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這些組織，我們進行一些數據的交流。因為數據交流的話，一定是一個國家的行為，而不是説我們今天拿個人的一些數據或某一個單位的數據進行交流。因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國際化的一個標準，只是你個人的一些數據的分享而已。

所以這次在南非的會議裏面，我們彼此對未來數據如何分享也進行了充分地討論。我認為未來中國在這方面應該是積極的，也是務實的。我想將來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有助於全球對於感染性疾病的預警，以及對於未來我們全球化的生化産品的防控，會産生積極的影響。

李策：國家疾控局公佈的傳染病疫情概況，同比去年有所增長，一方面有季節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否有免疫系統變薄弱的因素呢？

張文宏：這裡有很多原因，一個就是因為我們在這次開放，去年冬季我們看到有很多流行病，它流行的季節峰值通過我們的監測以後都出現了一些錯亂。也就是説，它不再規律性地出現，有些是平時不怎麼爆發的，就是傳染性疾病或者感染性疾病，在這個時候它峰值也出現了增高。

但是，整體上來講，也和我們中國現在密切地加緊了對整個監測網的佈局，各大醫院加強對於臨床發熱病人的檢測有關。我們以前有一句老話説，“沒有檢測就沒有傳染病”，現在充分地進行了檢測，把以前檢測得很少的一些病毒，比如呼吸道合胞（RSV）病毒也進行了檢測，以及人偏肺病毒、支原體、衣原體等，以前很多醫院不檢測，有很多醫院甚至流感也不檢測。

那麼現在大家充分進行檢測以後，又進行了散報，你就會突然發現這段時間病人怎麼會增加很多。我們也是通過監測的數據，發現監測到的病例數在增加，同時老百姓也切身體會到這個冬季發熱了很多，就以為是某一種傳染病，比如説新冠、比如説流感，是不是又高峰了？其實去年的冬天到今年的春天，這段時間是比較複雜，是數個傳染病同時出現了一個流行。

那麼這裡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至少有一點，我們現在中國為這些傳染病的檢測做的準備越來越充分了。至少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以前我們可能就是出現很多人感染發熱，大家都很慌，但至少我們知道這段時間主要是流感為主，那我們流感的藥物要到位。這段時間是支原體、衣原體為主，我們支原體的藥物就要到位。這段時間又是新冠了，我們就要保護好老人，把老人的一個新冠的用藥準備到位。

那麼這樣一來就是非常清晰的，對於疾病的流行的態勢我們有很好地把握。就是再出現疫情，或者再出現這種季節性的流行，哪怕病例數多，我們也知道發生了什麼，然後進行引導、進行分流、進行分級診療。其實這些問題最終都能夠得到很好地解決。

李策：中國經歷了SARS，經歷了新冠，政府、研究院所、醫療機構等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是犧牲。我們應該從每次的防疫中總結學習到什麼，留下什麼樣的應急設施、應急機制，從而做到未雨籌謀？ 

張文宏：這點你問得很好。其實每個個人都在總結經驗，我們應該怎麼做，國家也在總結經驗，全世界都在總結經驗。所以我們從大的方面去講，就是全球範圍內大家都提出來我們要為大流行做準備，而且世衛組織還在反復地強調X疾病的一個風險。從我們國家層面來講，就是從三點：

第一，加大了監測、檢測和預警的能力建設，我們作為國家傳播醫學中心在裏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國家非常重視新質生産力的一個孵化。新質生産力的孵化需要很多重點實驗室，包括我們上海市的應急傳染病應急響應重點實驗室，也包括國家實驗室，其實都在作為新質生産力的科學內涵。

第三，國家最近也是為了這些新質生産力的落地，做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改變。我相信在這裡就是如何轉化，快速轉化也是為未來我們這些流行做很好的一個準備。所以未來就是我們確定的大流行它當然會來，但是什麼時候來我們不知道，我們確定的一點就是我們應該會比上一次做得更好，我們應該是一次比一次做得好，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我相信我們國家最近採取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為此做了相當的準備。

最後就是個人，就是我們無論是國家做了哪些準備，但是最終我們還需要我們要有很好的免疫力。如果有很好的免疫力、很好的生活習慣，那麼我想無論是哪一種傳染病的流行，我們都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在這裡就希望大家，睡得好、吃得好、運動得好，那麼這樣一來我相信，都應該保持一個非常好的健康狀態。我在這裡也借你們這個節目，就是在視頻前面，或者是看著你們推送的這些健康宣傳方面的這些朋友，大家都身體健康。我相信未來我們一定會好的，儘管會有很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