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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資本市場

發佈時間: 2013年09月11日 11:30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 新華網 |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

  第三部分大國的興起和衰落

  最後,我們談一個大的話題,大國的崛起和衰落。儘管這個話題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事實上,這是每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紫禁城裏的警示牌】最近有機會參觀了第一歷史檔案館,裏面陳列著一些明清時代重要的歷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塊木制的牌匾,立於順治12年,頗有肅殺之氣。匾上的文字是這樣的:“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陣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規,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轍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淩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大概意思是説,明朝宦官當政誤國,導致國家崩潰了,所以清朝就要嚴防宦官干政,以後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淩遲處死,定不姑貸。據説最開始的一塊牌匾是鐵制的,後來用木匾複製了很多塊,在紫禁城的多處都懸挂著,時時提醒和警示太監們。

  這塊牌匾的背後,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灣人傅樂成所著的《中國通史》中,有這麼一段文字:“中國歷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説,清朝建國後,總結了歷朝歷代出問題的原因,無非是四個,及外戚如呂后篡權,宦官如明朝魏忠賢,權臣如司馬懿篡位,藩鎮如安史之亂。於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來降低外戚、宦官、權臣和藩鎮對政權穩定的威脅,紫禁城裏的這塊牌匾便是威懾太監的制度安排之一。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軍入關,作為異族入主中原,不到幾十年的治理,便迎來了康乾盛世,長達近150年。

  在第一歷史檔案館中,還珍藏著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開筆,在灑金宣紙上手書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氣致祥豐年為瑞”,並且“願共天下臣民永享昇平”、“所願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時的乾隆皇帝,志滿意得。他有足夠的理由,因為此時的中國,經濟總量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還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國家,所謂禮儀天下。這一年,是1736年,離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相距大致正好100年。

  1840年,英國派遣艦隊和4000人的遠征軍,從廣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擁有100萬軍隊的清朝被迫乞和,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開啟了此後綿綿不絕的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隨後的100年中,中國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掙扎。

  也就是説,作為一個新生的王朝,清朝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諸多錯誤加以糾正,完善了各種制度安排,儘量消除了各種威脅政權的因素,做到了幾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進入康乾盛世。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個封閉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遙遠的歐洲悄悄興起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個落後的文明,它極盡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個相對落後的文明,當清王朝的文明最終與外來文明碰撞時,便不可避免地一觸即潰,轉瞬之間,由盛而衰。

  【澳大利亞的兔子】封閉的文明有一點像封閉的生態系統。澳大利亞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它在5000萬年以前飄離了大陸,儘管幅員遼闊,但是幾隻小小的兔子就差點兒把它的生態系統毀滅。早期歐洲移民帶了幾隻兔子過去,兔子在澳洲沒有天敵,結果很快氾濫成災,到處都是兔子,澳大利亞的生態系統幾近崩潰。最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發現了一種蚊子,它能夠在兔子之間傳播病毒,把兔子給治住了。 無獨有偶,澳大利亞生態系統還崩潰過一次,不過這一次不是因為一種動物,而是一種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亞人從南美引進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莊園周圍築籬笆,結果澳洲的氣候過於適宜仙人掌生長,最後整個澳大利亞到處都是仙人掌,生態系統又幾近崩潰。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又經過了艱苦的努力,發現了一種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總算最後找回了平衡。

  和生態體系類似,封閉的文明也很脆弱。一個封閉的文明可能看著很輝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別的文明正在興起,就可能處在一個極端危險、極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為錯失了市場經濟的新文明,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所以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到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無力抵抗。

  因此,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一個開放的文明。未來,我們在推動中國崛起的進程中,一定要開放胸懷,不斷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進的文明要素併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美國為什麼會崛起】 前些年央視拍過一個紀錄片,叫《大國崛起》,策劃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他們的內部座談會。我當時給他們提了一條建議,建議他們的片子總結一下各個國家崛起共同的規律,這樣可以更好地為中國的崛起所借鑒。大家説,好像看不出有什麼共同的規律,我説,至少有一點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哪個國家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就一定會崛起,不管它多麼弱小,自然條件有多差,也勢不可擋。

  十七世紀的荷蘭,崛起成為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面積非常狹小,4萬平方公里,大約兩個半北京,而且國土面積的70%處在海平面之下,往往一次潮汐襲來,就化為沼澤。但是,它掌握了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文明,自由貿易,當然,自由貿易的前提是宗教寬容。大家都知道,中世紀的歐洲宗教迫害非常嚴重,一個人會因為另一個人相信的上帝跟他相信的上帝長得不一樣,就一定要把對方置於死地,但荷蘭人不一樣,他們説,我不關心你相信的上帝長得什麼樣,你只要到我這裡來做生意,只要交稅,我都歡迎,只是這麼一條,阿姆斯特丹就成為當時歐洲最繁華的市場。他們繼而將貿易擴展到海上,成為了聞名世界的“海上馬車夫”。所以這個國家的立國原則中,有一種崇尚自由貿易的精神。在十七世紀中葉,這個國家就已經幾乎擁有了現代金融市場上的一切工具,包括買空、賣空、杠桿、期權等等。荷蘭人後來移民去美國,他們給所在的城市起名叫新阿姆斯特丹,這就是紐約的前身。《偉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國金融歷史學家戈登有個觀點,正是因為這麼一群熱愛交易的人跑到了紐約,才有了華爾街的興起,這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荷蘭崇尚自由交易的痕跡,在阿姆斯特丹,你會發現這裡可以公開交易世界上絕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許交易的兩樣東西:第一是性;第二是大麻。

  無疑,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的崛起緣于工業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紀,美國的崛起則是因為,第一,自由經濟,第二,資本市場。1789年,美國建國,此前的兩年,1787年,當時美國只有13個州,他們在一起搞了個約定:州和州之間不允許有貿易壁壘。這在今天已經不算什麼,但大家可能不知道,1787年的法國,從里昂到馬賽,不到1000公里,運一車貨物過去要交50次以上的稅負。所以美國一旦建國,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了歐洲,為什麼?因為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促進了物資、人才和資金的迅捷交換。美國金融體制從一開始也遵循了類似的原則,資本市場和華爾街一直在美國經濟體系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資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動,各種生産要素也得以證券化並以最快的速度交換,在美國經濟崛起的每一個里程碑中,無論是重工業化,還是高科技浪潮,我們都可以看得到資本市場的身影。

  我最近讀《世界通史》,注意到一個算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實,充其量算是歷史的注腳,但卻很能説明問題。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剩下了三艘航空母艦,1943年,兩年之後,美國有多少艘航母? 50艘。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強大的重工業,美國的重工業背後是什麼?美國的資本市場,所以戰爭往往也是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競賽。所以我當初翻譯《偉大的博弈》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資本市場的演進歷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從中探究美國崛起的根本原因。事實上,華爾街在推動美國崛起進程中的作用是無法替代也不能低估的,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之所以能夠崛起,根本原因在於其掌握了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先進的經濟文明,有其必然性。我們現在要推動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也必須要了解和掌握資本市場,這樣我們才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比他們走得更好,也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崛起。

  【大國的衰落】有國家興起,也有國家衰落。很多人説,美國的崛起是因為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到過美國,印象應該非常深刻,美國的確地大物博,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到過阿根廷,你會發現,阿根廷更是地大物博。這個國家的面積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可耕地面積是美國的將近2倍,且白銀、銅礦、森林等各種物産豐富,而人口只有4000萬,略多於我們中國的一個城市,重慶。所以人均資源的豐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無法比擬的。列舉一種很多人不太關注的資源,便可見一斑,這種資源叫水資源。2008年,我們訪問阿根廷,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一齣來,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我們當時感嘆,大西洋真是浩瀚無邊,接待我們的阿根廷人樂了,説這不是大西洋,這是一條河。阿根廷的拉普拉多河,入海口有上百公里。我説你們阿根廷人什麼都不用幹,100年之後地球上最缺的是淡水,你們只要向中國人出口淡水就可以活得很好。阿根廷和巴西之間的伊瓜蘇瀑布氣勢如虹,一瀉千里。我們中國最大的瀑布,叫黃果樹瀑布,去年到貴州開會,會議結束,當地的同志説安排大家去黃果樹瀑布看看,我説挺好,還是小時候在年畫上看過。當地的同志説,不過需要提醒一下,有可能沒水,但也有可能有水。什麼時候有水呢?領導來的時候放點兒水。

  1913年阿根廷和美國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100年後的今天,美國人均GDP達到了4萬8千美元,阿根廷仍在緩慢的增長和各種社會矛盾中掙扎。可見國家與國家長期的競爭,在於體制和機制。阿根廷的百年史,或許印證了經濟學裏一個著名的詞彙,叫“資源詛咒”,有的時候資源過於豐富,反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

  【正在衰落的歐洲】如果説上個世紀衰落的是阿根廷,那麼這個世紀正在衰落的是歐洲。最近,網上刊載了一篇文章,列舉了歐洲正在衰落的20個事實。為什麼我們一直認為歐洲的衰落將成為一個趨勢?前面我們分析過歐洲問題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義,歐元困境,和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不足。其中最為重要的非市場化程度太高造成的競爭力不足。除去國民性和資源等因素,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依賴於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勞動力成本;二是創新能力。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當多的領域中還是歐美的十分之一。在勞動力成本方面,歐洲比不過中國,也比不過巴西和印度。而創新能力又比不過美國,為什麼?因為創新能力取決於社會的經濟金融法律等體制的支持,而歐洲在這些方面的體制優勢遠不如美國。以金融為例,歐洲的金融體系嚴重依賴商業銀行,資本市場不發達,帶來的問題是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所以歐洲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生存空間受到兩頭的擠壓,前景堪憂。這是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諸國從中長期來看最根本的癥結。

  【失落的日本】日本經濟存在著類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還要再失去20年。最近,安倍政府上臺,搞了一個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但這並不是解決日本問題的真正辦法。除了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以外,日本經濟的最大癥結是經濟和金融體制的非市場化。近年來,日本的民意調查多次顯示,日本已經患上“大企業病” ,年輕人對未來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東芝,就是索尼,至於到東芝和索尼去做什麼,無所謂。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輕人,寧可到東芝索尼去掃地也不肯創業的話,那麼這個國家是很難有希望的。日本的財政部長2005年到訪證監會的時候曾經説過,日本金融的最大問題,就是商業銀行佔絕對主導,資本市場不發達,大企業和大銀行捆綁式發展。企業出了問題銀行就破産,銀行出了問題企業就破産,破産後清理不良貸款,日本就花了12年。歐洲和日本還有一個重要的機遇,就是加強與中國經濟的結合,所以,日本比起歐洲來説,還有一個優勢,就是離中國近,我們“解放”日本比歐洲方便一點。事實上,中日之間技術和資金的互補優勢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夠出現真正的政治家,認清形勢,不再熱衷於短期的政治投機,對內推動市場化改革,對外促進中日友好,日本經濟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別的不説,2012年底,中國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億人有巨大的社會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遊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長率可能就立刻會由負轉正。

  【洗心革面的韓國】不僅日本,韓國的問題曾經也很嚴重。樸槿惠最近當選為韓國的總統,我們觀察過去幾十年中,韓國總統的結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無獨有偶,韓國大企業家的結局往往也很悲慘,為什麼?英語裏有個詞兒叫Chaebol,借的是韓語的發音,專門指的是韓國財閥。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韓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封建主義和非市場化因素很重,大企業、大財團和政治家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絡,最後是害人害己。後來韓國走了一條脫胎換骨式的發展路徑,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痛定思痛,走了一個比較市場化的發展道路。從金融體系來説,韓國擺脫了原來財閥主導的金融模式,出臺各種政策支持資本市場取得巨大進步,科斯達克成為了僅次於納斯達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塊,國際市場有評價認為韓國市場已經超越了新興市場的階段,進入了發達市場的行列。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並不偶然。我們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國留學的時候,索尼是那時美國市場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還是垃圾産品,而今天三星已經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新興産業的崛起有多大的促進作用。

  【阿姆斯特丹的鮮花市場】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學習,芝加哥號稱是市場經濟的堡壘,前後出過幾十個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Sam Peltzman的教授,他沒有得過諾貝爾獎,據説與之錯失交臂,但他安之若素,非常平和。他曾經在課上講到過,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鮮花市場,你要是看過這個鮮花市場,就能夠理解什麼叫做市場經濟。後來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倫敦工作期間,有一個週末專門飛到荷蘭去看了這個鮮花市場,它叫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號稱有200個足球場大,還是室內的,確實是一眼望不到邊。每天早晨開始,荷蘭各地甚至歐洲各地的鮮花都源源不斷地運到這個鮮花市場,下午四點拍賣開始,先拍賣鬱金香。大家都知道荷蘭式拍賣,比如説一束鬱金香10荷蘭盾,沒人要就9荷蘭盾,再沒人要就8荷蘭盾,直到有人要為止,這樣,或許四點半的時候鬱金香的價格就確定了,其他鮮花的價格則以鬱金香為參照。也就是説,四點半的時候,所有鮮花的價格都全部確定。然後,這些鮮花被分裝,打包,運往世界各地。第二天淩晨,在紐約的8點,這些鮮花會出現在紐約的街頭,在倫敦的8點,這些花會出現在倫敦的街頭,在東京的8點,會出現在東京的街頭。它絕不會在倫敦的8點出現在紐約的街頭,也絕不會在東京的8點出現在倫敦的街頭。Peltzman教授問了一個問題,全世界有哪一個偉大的政府能夠做到這點?恐怕沒有。也就是説,鮮花市場中無形的手,鮮花市場中無數的參與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時,把這些鮮花送到了它們該去的地方,而且準確無誤。

  當然我們可以跟他辯論説,你不應該低估政府的作用,沒有政府怎麼能夠保證航班準點到達呢?沒有政府你怎麼能保證鮮花在街上不被人搶劫了呢?這個鮮花市場的例子正好説明了政府和市場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職責是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資源的配置主要要依靠市場。也就是説,我們要依靠鮮花市場中無形的手,把鮮花送到最需要這些鮮花的地方去;同樣,我們也需要資本市場中無形的手,把中國的金融資源送到最需要這些資源的地方去,同時也使這些資金有機會獲得最好的回報,這就是我們發展資本市場最大的要義。

  在這個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無形的手配置資源,有形的手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點,那就應該把重點更多地放在建設市場體系,提高市場效率,幫無形的手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替代它。這正是今天中國所在的階段,我們作為監管機構、作為政府部門,可以比美國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推動中國經濟更快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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