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問　靠什麼實現增一倍？

　　記者：到2020年實現收入翻一番，您認為有必要從哪幾方面著手推進呢？

　　蘇海南（微博）：實現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的過程，需要全方位推進、多方面配合。

　　首先，在經濟建設方面，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産業，加快城鎮化進程，實現創新驅動等等。這是做大做好蛋糕的根基。

　　其次，在社會建設方面，要如十八大報告所説的實現高質量的就業，讓收入倍增有崗位基礎。同時要下大力氣提升廣大勞動者的知識水平、技能水平，使勞動生産率進一步得到提高，這既是“兩個同步”的固有內容，也將為城鄉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人力資源的支撐。還有，加快城鎮化進程，讓農民更順利轉變為市民，也有利於促進居民收入倍增。

　　第三，就是抓好收入分配。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措施，讓城鄉居民收入倍增有制度保障。

　　在一次分配領域，應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更好地保護低收入者權益。“十二五”規劃已經提出年均增長13%，這意味著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資標準5年接近翻了一番。要建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保證勞動者工資的足額按時發放。還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推行工資集體協商，讓職工和企業實現利益共享，使工薪勞動者收入增長打通穩步向上的通道。對農民增收也要研究和實施新的更多措施。還要想辦法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財産性收入等等。

　　在二次分配領域，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設的投入，繼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合理提高社保水平，完善政策體系並抓好落實。

　　記者：回顧過去10年的城鄉居民收入變化，我們注意到，農村居民收入雖然增速不小，但增長了10年還比不上10年前城鎮居民的平均水平。您認為如何大力推動農村居民增收？

　　蘇海南：我們要承認，雖然城鄉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但總體上差距仍然偏大。

　　我國糧食已實現九連增，農産品價格在連續明顯上漲後正逐步趨於穩定，因此通過擴大農産品銷售收入來實現農民增收，未來空間不大。這就需要通過科技進步和規模化實現農業增産增效增收，通過農民技能提高和拓寬增收渠道來促進農民增收。同時，還應健全農業補貼等支持保護制度。

　　更重要的是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過去10年，農民增收的四成多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也要大力促進農民轉移就業，提高城鎮化水平。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剛過50%，如果到2020年能提高到60%多，將間接促進農民至少增收10個百分點。

　　三問　收入差距如何縮小？

　　記者：收入倍增不代表人人倍增。有人擔心，倍增實現不難，但如果差距不縮小，恐怕百姓不會滿意。您認為縮小收入差距，當前應從哪些方面入手？

　　蘇海南：最重要是“提低”、“調高”。

　　我認為“提低”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普遍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二是提高城鄉貧困居民的保障標準。目前我國的扶貧標準已提至2300元，接近國際標準，今後還可以逐步上調至世界銀行1.25美元/日的標準。城鄉低保標準、失業保障標準也應適時提高。

　　三是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我國已進行了“八連調”，基本翻了一番。但要承認，橫向比這部分群體的收入比較低。今後應考慮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金。

　　四是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一線勞動者的收入。在工資勞動者中，這部分人群收入一直偏低。在加強培訓、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以促進其工資增長的同時，還有必要改善此類企業的生産經營環境，幫助解決融資難，加大對他們的減免稅費力度，讓這些企業能夠生存發展，有能力給員工漲工資。

　　“調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調節部分壟斷行業企業的偏高收入。對此應標本兼治，打破壟斷，在資源配置上向公開公平規範發展，避免誰輕易地以低價甚至無償地佔有資源、獲得暴利。在此基礎上再用經濟手段調節其高收益，然後再調控其薪酬總額和水平的過快增長。

　　二是調節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近年來，國家對央企負責人的薪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規範，目前存在“自定薪酬”、水平偏高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國企和某些央企的二、三級公司，這應當是下一步規範的重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確定機制也應更加完善，內部制衡機制要進一步健全，確定過程應更加公開透明。

　　三是調節某些社會群體的偏高收入，首先要加強銀行的監管、財務會計制度的管理，摸清其收入底數；同時規範他們的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個人所得稅調節其過高收入。在條件具備時，通過開徵房産稅、遺産稅、贈與稅等方式來調節其過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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