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需要不斷改革體制機制

　　2010年底，中國跨越了人均4000美元的門檻。如果時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時，世界在猜測，是美國崛起，還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個問題有點不可思議。美國今天人均GDP4萬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萬美元。但一百年前，起點是一樣的，而且阿根廷這個國家資源很豐富，面積不到美國的一半，耕地面積竟然和美國相當。一百年前的歐洲，很多人移民去美國，還是去阿根廷，猶豫不決，很多人最後去了阿根廷，為什麼，南美氣侯好，100年之後的這兩個國家，已經無法同日而語。

　　世界很奇妙，幾乎是一個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世界今天又在猜測，是中國崛起，還是印度崛起。中國正好也走過了人均4000美元的門檻，4000美元之後的競爭力靠什麼？大國崛起競爭的是什麼？從美國和阿根廷的百年興衰來看，不是起點，不是資源，是體制機制。

　　大國崛起需要不斷改革體制機制。中國有一首兒歌，“兩隻老虎，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跑的快”。中國社會有兩隻老虎，一隻叫做改革，一隻叫做社會問題，它們不知道對方在哪兒，它們可能都跑得很快，我們希望改革這只老虎跑的比另外一隻老虎快一點兒，這樣我們才能實現未來10年的發展目標，並在此之後走上更加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實現真正的崛起。

　　我們看有沒有可能性呢？完全有可能。因為中國的本質問題還是一個怎麼去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這個詞是有特定的含義的，中國的改革，主要指的是市場化改革，釋放生産力，而不是別的。

　　中國過去30年的奇跡，始於一個産業的市場化，農業，從包産到戶開始，結果是什麼呢？8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做《誰來養活8億中國人》，説中國這個國家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國人將來吃不飽飯，天下大亂。今天中國不止8億人，13億人了，可能有一半人在減肥，至少吃飯不再是問題。同樣的一片土地，同樣的人群，會有這麼大的變化。中國的改革從農業的市場化開始，隨後擴展到輕工業、重工業等各個領域。2001年到2006年，我有幸參與了基金業市場化改革的全過程，也見證了在金融行業推動市場化改革能帶來的變化，行業規模從500億到上萬億的爆炸式增長，除了市場環境等的客觀因素以外，與其他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一樣，每個從業者積極性的調動帶來了行業潛能的釋放。

　　今天中國改革的本質，仍然是怎樣去推動市場化改革，來釋放生産力。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很多領域需要市場化，也可以市場化。金融領域是一個典型，大量企業找不著資金，大量資金找不著企業。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不發達，不有效，不夠市場化。醫療領域可能是另一個典型，一大幫病人找不著醫院看病，一大幫醫學院的畢業生找不著工作，也是因為這個領域不夠市場化。改革，可以有很多宏大的設計，也需要從經濟社會一些明顯市場化不足的領域做起，我們相信，這些領域的逐步市場化改革，釋放出的生産力，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未來10年發展和轉型的重要動力。

　　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改革的動力？對於改革的動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擔心，我個人的理解，我覺得中國改革的動力可能還是來自於中國過去百年來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個講座，舉了阿根廷的例子，講座結束後，單位裏一位年輕的小同事和我説，主任您講的挺好的，但我就是老想不明白，你們這幫人怎麼老想著中國崛起，怎麼老想要發展，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樣生活，他們那麼生活不是挺好的嗎？當時這話問得我一時也有點回答不上來了，我説我們是沒見過日本鬼子打進來，但是我們聽説過，你們可能沒怎麼聽説過。

　　有一天，我開車上班路上，聽到電臺播了這麼一條消息，我覺得很感慨。最近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30週年，阿根廷人舉國上下在討論，説想把它收回去，馬爾維納斯群島對於阿根廷有一點像我們的台灣。英國人聽説了，英國議會開了個會，説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艦去，把阿根廷再教訓一頓。阿根廷的軍隊，在英國皇家海軍面前基本上不堪一擊，經濟水平位列南美最貧窮國家之一，於是只好忍氣吞聲，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雖然生活很悠閒，但是有時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國還是有改革的動力的。

　　當然，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改革也不再像30年前那樣順理成章，因為那時候不改革就沒有飯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個系統性的工程，或許我們還要有足夠的智慧，能夠設計好改革的帕累托演進，讓參與改革的每個人，都能從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括在政府和市場的人才之間建立有序的旋轉門機制，才能更好地推進市場化改革。

　　鄧小平同志很早就説過，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30年。今天的我們，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終點，後面30年的起點。

　　那麼，中國能不能再有一個30年的發展？在二戰結束以後，幾乎所有的經濟體都有過一個高速成長的30年。歐洲從廢墟上開始復興，德國、法國從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入經濟滯脹，30年；美國二戰結束後從軍用經濟轉向民用經濟，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危機；日本人是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經濟泡沫破裂，30年；亞洲四小龍60年代末期起飛，走到了1998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30年；美國在1970年代後又有了一個30年的高速增長，靠的是高科技産業，而高科技産業的背後是資本市場。中國1979年走到2009年，也是30年，還正好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機。

　　中國今天也正好站在這麼一個關鍵的時刻，如果我們加快推動改革，相信中國經濟有能力再走30年，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要不斷提高中國社會的各種文明水平，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還有政治文明。小平同志講，如果再發展30年到50年，我們就可以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時，我們才能説，人口眾多的中國，對人類作出了貢獻。

　　我想，我們這麼一個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恥辱，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迎頭趕上，

　　今天我們幾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夢想和企及的民族復興的光輝前景，就在可預期的未來。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非常幸運，經歷過中國的貧窮，見證了中國過去30年的巨變，還有機會推動中國未來30年的成長。在歷史的長河中，再長的生命也是一瞬間，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結合在一起才會有力量，我們有幸和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結合在一起，確實是非常的榮幸，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不辜負時代賦予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機遇。(祁斌 作者係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據作者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一次講座及其他講座整理而成，收錄于近期將要出版的《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突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