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地震，歐洲垮了

　　我們來探討一下歐洲問題的本質，對今天的中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向西方學習，學習日本，學習美國，學習歐洲，我們沒有能力分辨他們的異同，也沒有必要，因為當時的我們差距太大。今天歐洲的崩潰對很多人來説非常震驚，發展了三十年後的我們，應該有能力分析歐洲問題的癥結，以汲取教訓，少走彎路。

　　我個人的理解，歐洲經濟今天出現這種情況，可以用四個字簡單概括，叫做“積重難返”。

　　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是歐洲的高福利政策。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道，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是要匹配的，歐洲的情況是，生産力沒有達到足夠的水平，提前進入了共産主義，所以現在只能往回找。高福利的典型例子是希臘，我們都知道它是高福利，但不知道是怎樣的高福利。希臘這個國家有一個修道院，裏面有很多園丁，享受了30年的福利，還準備再享受30年，最近發現這個修道院其實沒有花園，所以全是吃空餉的。所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為什麼這個國家會突然間崩潰。出了問題，要緊縮財政，沒有人願意接受，大家都上街遊行。所以希臘人也很有意思，上班的時候不來，罷工的時候都來了，出勤率還挺高，全國超過50%。所以，第一，過度福利對競爭力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

　　第二，歐元成為了一個美麗的傳説。歐元在設計的時候，出於一個非常美好的意願，希望統一貨幣能夠降低各國家之間交易的成本，促進歐洲統一。但是最初的制度設計，忘掉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古訓，也就是説，當不同競爭力的經濟體被綁在了一起，很快就陷入了“大鍋飯”的泥潭。一個德國人和一個希臘人被綁在了一起，德意志民族省吃儉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可能僅次於中國人，而希臘人崇尚享樂，最後希臘經濟出了問題，德國人買單；過兩天，西班牙出了問題，德國人買單；再過兩天，意大利出了問題，還是德國人買單。德國人想明白了，説我也變成希臘人吧，而希臘人變成德國人的幾率，大致為零。開句玩笑講，當初歐元的設計或許應該請中國人做個顧問，因為中國人吃過大鍋飯，知道大鍋飯肯定是要崩潰的。當然歐元也不會真的崩潰，因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潰的後果，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都是歐洲。

　　第三，歐洲産業的空心化。過去十年、二十年世界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是全球化的浪潮，大家可能都看過一本書《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究竟對世界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許現在才慢慢的清晰起來。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擺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國家競爭力重新洗牌，重新排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歐洲遭遇了從來沒有過的尷尬，勞動力成本，比不過中國、印度、巴西，而創新能力，比不過美國。歐洲成為了全球化的第一個輸家。

　　瑞典這個國家有兩款世界名車，薩博和沃爾沃，中國的汽車業去談並購，薩博不肯來，已經破産了，沃爾沃被吉利並購，3年後的今天已經扭虧為盈了，這是大部分歐洲産業的命運。為什麼？全球化之前，大家相隔千山萬水，發達國家在很多産業中具有絕對優勢，全球化之後，學習變得異常便捷和簡單，向新興國家的技術轉讓和産業轉移勢不可擋。即便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是德國，中長期來看，競爭力也會有很大問題。為什麼？除去歐元的困擾外，德國的幾大産業，第一，汽車，奔馳、寶馬、奧迪，生産基地已經轉向中國；第二，化工，出於環境和成本的考慮，一定也會向新興國家轉移，不是中國，就是印度，不是印度，就是巴西；然後就是精密製造，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學習能力是驚人的，而勞動力成本相對還是非常低廉的，我們知道iPhone都是中國的農民工在組裝，天津的海鷗手錶廠每年向歐美出口幾十萬個手錶機芯。如果不能産業升級，或許用不了多少年，德國人可能就會沒事可做了。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我們談論和分析歐洲這些問題，不是想給大家一個“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的印象，餓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不是説我們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發展水平。而是想表達兩層意思，第一，全球化時代來臨了，無論你在歷史上曾經如何輝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不能轉型升級，原來的陣地失去了，新的陣地又找不到，面臨的只有無盡的黑夜，在某種意義上，歐洲的尷尬剛剛開始。第二，歐洲産業升級不力，源於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太低，德國和很多歐洲國家的金融體系是以商業銀行為主的，資本市場不發達，缺乏一套支撐創新和産業升級的機制。而美國有一個矽谷，矽谷後面有一個華爾街。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很多産業轉移到新興市場，但與歐洲的很大不同是，它能不停地發現新産業，尤其是高科技産業。

　　歷史上的歐洲並不缺乏優秀的科學家。我們都知道現代科學之父牛頓是英國人，是歐洲人，現代互聯網之父貝恩是波蘭人，也是歐洲人。撒切爾夫人很久之前説過，歐洲的高科技水平落後於美國，不是因為歐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且因為歐洲的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落後。

　　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和經濟整體的市場化程度是一脈相承的。在希臘要裁掉一個人，可能比登天還難，而在華爾街，只要二十分鐘，這叫市場化。更厲害的是，這個人可能第二天就又能再找到一份工作。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大一場危機，美國經濟能夠迅速甩掉包袱，輕裝前進，這也是為什麼，危機的震源華爾街，3年後的今天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日本最近做了一個社會調查，年輕人畢業了想去哪工作？絕大多數要去東芝、索尼，去幹什麼？無所謂，寧可去大公司掃地，也不創業，所以日本就不夠市場化，所以日本經濟同樣有缺乏創新和新興産業的問題，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可能還會更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經濟學家，曾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統計了過去50年間，全球17個經濟體，在大大小小84次經濟金融危機後經濟復蘇的情況，結果發現，資本市場主導的四個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在危機後經濟反彈的速度最快，而銀行主導的六個國家，西班牙、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意大利，經濟復蘇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幾位正是今天歐債危機的主要成員國，説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彈性的緊密關聯。金融危機後，美歐經濟復蘇的差異，再次驗證了這一點，過去兩年和今年，位於危機中心的美國經濟已經實現了正增長，而遠隔大洋的歐元區還在負增長徘徊。

　　歐洲需要什麼？需要改革開放。但主動改革開放，何其難也？我們看到債務危機已經在倒逼歐洲各國進行改革，但是步伐很慢，協調不力；在開放方面，我們看到歐洲的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中國人去購買土地或廠家紛紛遇阻。反觀我們中國的歷史，經歷了鴉片戰爭，經歷了甲午海戰，經歷了抗日戰爭，犧牲了三千萬人，還經歷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才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由此判斷，歐洲的覺醒還需要假以時日，歐洲的煩惱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