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戈

　　上半年，北京市經濟增幅為8%，在全國主要城市裏“墊底”。

　　2011年北京市是限房又限車。根據北京市市長郭金龍的解釋，限房影響其經濟增速0.7個百分點；限車影響其經濟增速1個百分點；首鋼全面停産影響經濟增速0.4個百分點。撇開住房限購不説，如果其他兩個要素正常，北京市的經濟增幅與全國上半年平均水平差不多。

　　郭金龍稱，北京市“經濟增速慢下來了，但經濟結構發生積極變化，經濟效益好於預期”，但我個人認為，北京市是否真正擺脫了對汽車消費和房地産投資的過度依賴，尚存疑問；而經濟結構的調整，更非朝夕之間可以完成。不過，我要對北京市經濟的降速拊掌表示歡迎。

　　如你所知，多年以來，我國已形成一個慣性的“保八”情結，似乎經濟增速達不到8%就是政治不正確。我記憶中，近10餘年來，除1989年增長3.9%、1990年增長5%、1991年增長7%之外，其他年份增幅都超過9%。我曾過問過專家，為什麼必須“保八”，但沒有得到滿意答案。

　　歷史學家黃仁宇説，一個經濟體應該實現“數目字管理”。遠且難追，過往多年，我們實行的似乎是“數目字激勵”。20世紀最後10年，我們的目標是GDP翻一番，我們提前完成了這個目標；21世紀前10年我們的目標是，GDP再翻一番。要實現後一個目標，十一五時期年均經濟增長只需百分之四點幾就夠了，但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卻達7.5%，而實際上2006年至2010年的5年，我國經濟年均增幅達到11.2%。

　　中央政府的目標是“8”，地方政府必定超“8”，譬如今年很多省份的目標是兩位數。“數目字激勵”的效果是顯著的，最大的好處是GDP鋪就升遷大道。為何地方的政府投資工程長盛不衰？我個人的理解是，政府工程投資巨大，既能直接拉動經濟增長，也能顯示政府形象，或許還可從中尋租些許，一舉多得，故而地方官樂此不疲，擁有投資決策權的行業部門更是不捨晝夜。

　　最顯明的例子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的建設。公平地説，近20年來高速公路的迅猛建設，為各地經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經過今年輿論的連續曝光，我們才知道，車流量大的高速公路成了很多地方的提款機，它們都在超額收費、超期收費；剛建設的高速公路則是地方債務平臺的象徵。更不用説，負責高速公路建設的交通廳長，倒了一個又一個。

　　高速鐵路一度被打造成“中國驕傲”，是我國可以輸出自主産權技術的領域。根據規劃，已經建成和未來一段時期規劃建設的高鐵里程，將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高鐵的神話在7月23日晚上8點半被擊得粉碎。我無意一口否定高鐵本身，但高鐵建設即使不能停下來，也必須堅決慢下來。

　　必須慢下來的，還有城市建設以及與它如影相隨的房屋拆遷。拜2008年4萬億投資之賜，一股軌道建設高潮在各大城市興起。但並不是所有城市都懂得或善於地鐵運營。或許它將成為少數城市的地方債務之重。

　　我希望新拆遷條例的出臺後，城市房屋拆遷能夠慢下來，惡性強拆事例能減少。然而，國辦通知發了一個又一個，但集體土地上的強拆惡性事件仍不斷傳出。如果城市建設能慢下來，政府投資工程能減少，這類惡性事件就有望大減。

　　正在進行之中的調控，將勒緊狂奔10年之久的房地産的籠頭。作為一項運動式的補課，保障房建設正在日夜兼程地趕工。但我想説，恨不得3年時間補上過去10年的虧欠，但請注意速度、質量與社會效益。我們不要墻體開裂的保障房，不要毫無配套設施的保障房，更不希望以保障房名義出現的福利房，不希望轉身就被出租的保障房。如果質量沒有保障，公平沒有保障，我們寧願保障房能慢下來。

　　持續奔跑30年的中國經濟，理應放慢步子。持續超發30年的中國貨幣，理應放慢速度。那些以失業率、倒閉率大增的名義而鼓吹中國經濟不能減速的論調，是危險的。與其5年後被動急剎車摔個大跟頭，不如從現在就主動降速。只有放慢速度，我們才有時間潛心思考，價值觀、尊嚴、靈魂這些根本性的東西。價值觀混亂的社會，生活失去尊嚴的人民，靈魂沒有歸依的民族，哪怕你跑得像豹子一樣快，也很難得到別人的尊重。（李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