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注三峽，但不應就三峽論三峽。“後三峽”規劃面臨的資金瓶頸是個挑戰，也是解決整個行業問題的突破口

　　王駿

　　三峽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大多數水電工程是類似的。對於如何解決三峽的後續規劃的資金問題，除了既有的水利基金外，現在業界聽到最多的是：“只要把水電電價提高一兩分錢，就能解決許多困難。”

　　類似建議的出發點是希望加快水電發展，其效果卻是在市場競爭領域內繼續對商品實施成本定價的模式。

　　中國電力工業市場化改革於2000年前後起步。然而，廠網分開後，電力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電價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卻止步不前。

　　當今世界上已沒有幾個國家在發電和用電環節這樣典型的市場競爭領域，仍由行政審批來規定全部發電電價和用電電價。

　　電力改革推行十年以後，電價改革依舊“千呼萬喚不出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整個行業也在趨於畸形發展。

　　首先，因規定的上網電價過低，導致老的水電站水庫移民群體事件反復發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無資金投入。

　　其次，對水電項目按成本定價，高成本批給高電價，低成本只給低電價，促使新建水電項目走入需要動腦筋抬高成本、人為提高造價的歧途，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造價攀升的老路。由此出現的效率滑坡、經濟性降低問題，使水電項目的可持續發展遇到了障礙。

　　再次，水電建設項目統一執行過去規定的水庫移民安置補償的計劃指標體系，而這些指標並沒有、也不可能周全地考慮到各項目所在地千差萬別的具體情況。項目業主按圖索驥，照本宣科，不可能滿足移民群眾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新開工的水電項目往往在工程建設期間就出現移民不穩定事件，而將混亂的局面都歸咎於“國家的水電低電價政策”，因而最後都要由中央政府出面收拾。尤其重要的是，在解決水利項目移民遺留問題與生態問題的時候，會與水電項目綁在一起，依賴提漲全社會銷售電價籌資。

　　目前水電行業的常態是，企業要想解決上述人為製造的困境，要麼坐等“恩賜”，要麼去以個別項目的個別理由，想方設法做大成本，向價格主管部門一分錢一厘錢地討要電價。生態、移民問題，是水電行業普遍遇到的難題，假如這些項目在工程移民和生態環保方面出了漏洞，都從提高全社會銷售電價上開口子拿錢， “羊毛出在牛身上”，那麼中國的電價將很快攀升。

　　上述中國水電發展所面臨的瓶頸已經越來越凸顯。我們關注三峽，但不應就三峽論三峽。“後三峽”規劃面臨的資金瓶頸是個挑戰，也是解決整個行業問題的突破口。我們需要抓住機遇調整這個行業的國家政策，或者研究這個行業、這個領域內的體制改革問題。

　　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

　　2009年9月22日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承諾，到2020年，中國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要佔到15％左右。要實現這個目標，任務十分艱巨，而中國的水電首當其衝，承擔着最大的份額。

　　2009年全國水電發電量為5717億千瓦時，目前在建水電站約為5000萬千瓦，建成後可增加年發電量約2000億千瓦時。考慮水電建設周期長，2016年開工的大型水電站對2020年發電量已無貢獻。也就是説，“十二五”水電新開工總規模需1.5億千瓦，平均每年新開工水電站3000萬千瓦。

　　要完成這個硬任務，中國作為水電第一大國，在技術、資金、專業人員、設備製造等方面，條件均已具備，不存在太大困難。

　　然而，僅僅由於落後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不能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環境，近些年水電開發與建設矛盾重重，步履艱難。

　　實踐證明，在這樣的管制下，商品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供需關係，建設項目經濟可行性的邊界條件難以確定。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缺乏主觀能動性，不但水電無法再發展，整個電力工業運行也每每陷入危機。

　　2008年的“煤電聯動”，用行政規定將高度市場化的煤炭價格和全面管制下的電力價格綁在一起，結果引發兩者脫離市場需求輪番上漲，險些將能源系統推到崩潰的邊緣。

　　鑒往知來，只有推行改革方可解決體制的沉疴，決策者應當引以為鑒。

　　（作者為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