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罰金創三年新高：反洗錢違規、放貸不慎與攬存失范

　　在行業經營持續承壓的情勢下，銀行業監管機構“長牙帶刺”的發條依然緊繃。2026年上半年，銀行業累計收到罰單近3000條，被罰總金額超11億元，創近三年同期新高；大額罰單頻現，百萬元級罰單頻次同比大增超四成，其對應罰金總額同比飆升逾六成。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追溯南方周末“牧羊犬—中國金融業合規雲平台”（下稱“牧羊犬平台”）各項數據推算出上述趨勢。進一步梳理罰單案由可見，反洗錢是高壓線，信貸不審慎是重災區，違反數據安全管理規定是漸多的新案由，而以存款為代表的負債業務則呈現監管力度加強和顆粒度趨細之勢。當期5家銀行因存款考核制度失范被處罰。更惹人注目的是，其中4 家銀行適用“雙罰制”（即機構違規時，監管同步處罰涉事機構與相關責任人）。這一執法尺度，與去年同期僅處罰機構、不追究個人責任的做法形成鮮明反差。

　　長期以來，銀行業“存款立行”。監管機構加強對這一領域的管控映射出何種信號？商業銀行應如何在規模和高質量發展間尋求平衡？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在受訪時分析認為，監管機構加大對存款等負債業務的管控力度，核心目的是破除銀行業根深蒂固的規模偏好，引導行業回歸經營本源，推動發展模式從單純規模擴張轉向提質增效。

　　罰金飆升四成，大額罰單頻現

　　2026年上半年，銀行業罰單整體呈現哪些特徵？

　　牧羊犬平台顯示：2026年上半年，銀行業累計收到罰單近3000條，被罰總額超11億元，創下近三年同期新高。在罰單同比微升5%的情況下，罰金漲幅狂飆近四成。

　　分機構和個人兩類罰單，並對比近兩年同期數據可見，機構罰單數量、罰金總額（含罰沒款項，下同）同步大幅抬升，同比分別上漲超10%、40%；針對從業人員的罰單相對平穩，罰單數量與罰金總額同比一增一減，未出現明顯大幅變動。

　　按受罰機構類型分析，國有銀行受罰頻次（357條）位居各類型銀行榜首，往後依次為農商行（319條）和股份制銀行（166條）。若從罰金總額來看，格局則有所分化：農商行受罰總額逾3億元，在各類型銀行中位列第一，其次為國有銀行（約2.9億元）和股份制銀行（約1.7億元）。總體而言，前述三類型銀行在同期罰單中較為“搶鏡”。這與其業務體量、金融活動豐富度及內控治理水平等因素存在關聯。

　　罰金總額同比增速顯著高於罰單數量增速，背後核心原因是什麼？梳理牧羊犬平台數據可見，大額、鉅額罰單集中落地，直接抬升整體罰金規模。當期百萬元級別罰單數量同比增長超四成，帶動罰金總額同比攀升逾六成，充分體現監管從嚴從重的執法導向。

　　監管機構還公示了四張千萬元以上鉅額罰單。其中，中國建設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均因反洗錢違規分別收到四千萬元以上罰單，成為當期典型大額處罰案例。

　　反洗錢是高壓線，存款考核失范被“雙罰”

　　罰金激增的背後，行業環境和監管取向發生了哪些變化？

　　除上述兩家銀行因反洗錢違規而被開具兩張四千萬元以上鉅額罰單外，銀行信貸管理不審慎仍是監管重點領域。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梳理500萬元罰金以上的大額罰單後發現，中信銀行和杭州聯合農村銀行的罰單案由均包含“貸款管理不審慎”一項。即便放眼當期所有罰單案由，信貸管理亦是老大難問題。

　　與此同時，銀行業智慧化轉型持續推進，部分中小銀行，尤其是農商行的數據安全風險持續暴露，監管部門據此批量出具案由為“違反數據安全管理規定”的行政罰單。

　　更值得關注的是，存款業務成為當期監管機構整治的新增核心方向。

　　依託牧羊犬平台梳理發現，罰單案由中明確為存款考核制度不合規的銀行有5家。反觀 2024年和2025 年同期，同類案由涉罰機構僅分別為2家和1家。無論涉罰機構數量，還是機構與責任人並行處罰的 “雙罰制”適用比例，2026年上半年監管懲戒力度均創下近三年同期新高。

　　從被罰機構覆蓋面來看，此次違規主體不再局限於農商行、農信社、城商行等中小銀行，內控體系相對完善的國有大行分支機構同樣上榜，監管機構檢查實現全行業穿透覆蓋。

　　梳理罰單細節可見，近年存款考核相關違規行為集中體現為兩類：一是在正式績效考核體系之外增設存款時點考評指標，倒逼基層短期衝量；二是向後台、非營銷部門及普通員工下達硬性存款任務。針對相關違規行為，監管機構多對分管負責人、經辦人員作出警告處罰。儘管警告懲戒力度相對溫和，但處罰記錄將長期留存，持續影響從業人員內部評級與晉陞通道。

　　一位銀行業資深人士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調研時表示，相較於事後查處員工攬儲違規，從頂層考核機制入手規範經營導向，治理效果更為治本。而全面落地的“雙罰制”，進一步壓實了銀行管理層的主體責任，彰顯監管走向穿透化、精細化治理的思路。

　　事實上，監管機構針對銀行內部考核機制的執法由來已久，但不同階段整治重心存在明顯切換。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梳理近三年同期罰單數據發現，2024年、2025年，此類處罰大多由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開具，典型違規問題集中在兩方面：一是為特定基金認購階段設置專項考核激勵；二是分支機構及基金銷售人員考核體系未納入投資者長期投資收益指標。這類執法立足於證券監管框架，重點整治銀行基金代銷環節的考核亂象。時至2026年，監管機構對銀行內部考核的整治重心轉向存款考核機制，相關罰單的出具主體也切換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及派出機構。

　　監管機構執法重心轉變或傳遞出兩層信號：一方面，經過持續數年的規範整治，銀行業基金代銷業務已逐步走向合規；另一方面，當前行業正擺脫單純規模導向、全力向質量效益轉型。在此背景下，以存款為核心的負債精細化管理，成為監管機構進行行業治理的重中之重。

　　2026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發佈《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恰好印證了這一監管導向。該文件首次在部門規章層面清晰劃定高息攬儲的認定標準，明確違規手工補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攬存均屬於違規高息攬儲行為，要求全行業嚴格禁止。文件由央行出台，核心初衷是規範存款市場利率競爭秩序，同時也將有力推動銀行業擺脫粗放衝量模式，實現向精細化、低成本負債經營轉型。

　　存款“搬家”下的攬存壓力

　　如果説銀行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是監管機構調整整治重心的根本動因，那麼持續上演的存款搬家現象，則是催生各類存款端違規行為的重要誘因。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結合央行最新數據和Wind歷史數據測算可見，2026年4月至5月居民人民幣存款連續凈流出，其中4月居民人民幣存款減少1.94萬億元，單月縮水規模為近十年峰值。這亦是十年來首度出現居民存款連續兩個月負增長。

　　雖然這只是居民金融資産形態的轉換，其中絕大多數資金由存款轉換為理財、基金或保險等，仍留在銀行體系內，但銀行內部業務與監管機構考核劃分邊界清晰：居民直接儲蓄形成的住戶存款屬於核心零售負債，而理財、基金託管帶來的資金歸入非銀金融機構存款，二者監管約束、考核標準完全獨立。換言之，因兩者在收益率、資金穩定性上差距顯著，商業銀行通常對分支機構下達的攬儲考核任務更傾向於住戶存款和企業存款。

　　與此同時，基於負債成本的考量也是存款業務“難做”的另一層因素。

　　前述銀行業資深人士稱，伴隨凈息差持續收窄，推進存款“去定期化”、優先拓展低成本活期資金，已成為主流銀行較為一致的經營選擇。落地層面，一方面拓展企業結算賬戶，沉澱經營類活期資金；另一方面依託財富管理業務，承接理財贖回回流存款，均是行之有效的路徑。。但兩類業務均高度依賴銀行長期積累的渠道、客戶與服務能力，核心競爭力難以短期速成。

　　上述情形疊加存款持續搬家分流的市場環境，部分銀行陷入兩難：住戶儲蓄持續“搬家”、攬儲規模考核壓力仍存，一些基層網點為完成存款指標，只能依靠不合理時點考核、變相貼息等違規手段爭搶居民儲蓄，各類存款業務亂象隨之滋生。

　　重構考核機制

　　面對業績考核約束與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雙重要求，商業銀行應堅持何種定力？

　　婁飛鵬表示，銀行業應當徹底摒棄片面追逐規模的固有情結，建立以資産負債質量為核心的經營導向。存款增量應當依靠優質客戶服務和差異化産品創新自然沉澱，而非依靠高息攬儲、違規時點考核等短期投機手段衝量。

　　落實這一轉型思路，核心抓手在於重構內部考核體系：下調存款時點規模指標考核權重，加大日均存款、低成本活期資金等優質負債的考核佔比，引導分支機構長期深耕基礎客戶。通過考核機制的頂層優化，統籌平衡負債規模、付息成本與流動性風險，實現三者動態匹配，為銀行業持續穩健、高質量發展築牢負債根基。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本輪存款監管加碼事關行業負債結構調整，並非單純約束銀行經營行為，而是推動整個銀行業徹底告別“規模至上”的粗放發展老路。在凈息差持續收窄、存款搬家常態化、監管精細化治理的多重背景下，依靠違規衝量、高息攬儲維繫存款規模的模式已難以為繼，短期規模紅利不僅無法支撐銀行長期發展，還會累積負債成本風險、合規風險，制約整體經營質效提升。

　　未來，商業銀行的負債經營核心，在於實現“合規、低成本、穩增長”的三維平衡。一方面，要嚴守監管紅線，徹底清理存款時點考核、變相貼息、全員攤派存款等違規機制，以合規經營夯實發展底線；另一方面，要回歸金融服務本源，依託場景金融、財富管理、綜合對公服務打造核心競爭力，通過精準服務留住客戶、沉澱低成本核心存款，擺脫對短期衝量手段的依賴。

　　長遠來看，存款端的規範化、精細化治理，是銀行業高質量轉型的關鍵一環。唯有持續優化考核導向，重塑負債經營邏輯，擺脫規模執念，深耕質量效益，才能有效壓降經營風險，優化資産負債結構，推動銀行業從“做大規模”向“做強質量、做優效益”深度轉型，實現穩健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注:文中描述罰單信息以監管機構官網當期披露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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