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最新紀錄片《無用》即將於9月3日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舉行全球首映式，對於這部迅速完成的影片人們知之甚少。最近著名影評人湯尼雷恩代表英國《視與聽》雜誌採訪了該片導演賈樟柯。

　　湯尼雷恩（TonyRayns）是英國影評人、電影節策展人及作家，因對東亞電影的深入研究和人脈關係，成為中、日、韓、泰等地影人通往西方世界的一道窗口。他寫過關於鈴木清順、王家衛和法斯賓德等導演的研究專著，也是侯孝賢、王家衛、賈樟柯電影的專職英文字幕翻譯。

　　緣起

　　湯尼雷恩（以下簡稱“湯”）：請解釋這個電影計劃的起源。它是你自己的想法，還是有人請你去做這個電影？

　　賈樟柯（以下簡稱“賈”）：《無用》是我藝術家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去年完成第一部關於畫家劉小東的《東》之後，我決定拍攝以女服裝設計師馬可為主要人物的紀錄片《無用》。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再次被邊緣化，公眾也逐漸失去了對精英知識分子的興趣，關於中國社會的嚴肅思考變成了極其封閉的小圈子話題，中國人民全心全意進入了消費主義時代。與此同時，中國當代藝術奇蹟般地保持了足夠的活力，大多數藝術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了對中國社會持續的觀察和長時間的思考。顯然，他們比一般人對社會的認識更有洞察力，我一直想把這些藝術家的工作、他們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通過電影的方法介紹給公眾。這樣便有了拍攝藝術家三部曲的想法。

　　當時馬可正在她位於珠海的工作室，為在2007年巴黎秋冬時裝周上發佈“無用”系列服裝做準備。她的作品超出了我對服裝的認識，並且驚奇地發現，馬可的“無用”竟然能使我們從服裝的角度去關照中國的現實，並引發出對歷史、記憶、消費主義、人際關係、行業興衰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也讓我有機會以服裝為主題，在對整個服裝經濟鏈條進行觀察時，面對了不同的生命存在狀態。

　　好像是一個互動的行為藝術，從《東》到《無用》，我分別有機會與畫家劉小東、服裝設計師馬可進行跨媒介的合作：他們分別以繪畫和服裝設計的方法，我以電影的方法，面對共同的現實情況，從相同的起點出發，利用不同的媒介創作。

　　對應

　　湯：在某些方面，《無用》是對於你的故事片《世界》的對應，比如説，它把中國放到全球眼界裏的方式。它似乎鞏固了你作品的轉變───從地方的、以山西為根據地，並把焦點放在個體或小群體的故事，轉到更大的故事裏，並帶有很多角色和一個更寬廣範圍的參考。你是這樣看嗎？

　　賈：《世界》以後，我越來越喜歡用一種板塊的結構，在一部電影中表現不同的多組人物，或者去跨越不同的地區。比如《東》裏面，畫家劉小東連接起了中國三峽和泰國曼谷兩個相隔遙遠的亞洲區域；《三峽好人》裏面，在同一個地點三峽，分別講述互不關聯的兩個人物故事。在我看來，今天再用單一封閉的傳統敘事，比如一對男女主角在90分鐘之內貫穿始終地完成一個完整的戲劇，很難表現我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種人類生活的複雜和多樣性。今天，我們往往有機會同時生活在互不關聯的多種人際關係，或者游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之中。我們在對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際關係、不同的區域進行對比和互相參考中形成我們新的經驗世界。在中國，人們只了解一種現實的封閉時代結束了。在《無用》中，馬可因為反叛服裝流水線上的機器生産，産生了“無用”的創作；在山西，礦區的裁縫店因為廣州的大型服裝加工廠的存在而日漸凋零。廣州的服裝流水線、巴黎的時裝發佈會、山西的小裁縫店被一部電影“結構”在一起，彼此參照，或許才能看到一個相對完整的事實。

　　擺拍

　　湯：在片子裏每個鏡頭都是仔細構造的，而且整體結構也仔細地被考慮過。這讓這部片子與紀錄片的傳統───固有地基於觀察和不介入，相對地無特定結構，有着很大的不同。你自己怎麼看這部影片？是“擺拍的影片”嗎？或者它主觀地“抒發自己的觀點”，與你的劇情片有何不同？

　　賈：我儘量使自己的拍攝處於一種自由之中。在拍攝現場，我會迅速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特別是一個合適的距離去觀察我的人物。這種恰當的距離感會使我們彼此自在、舒服，進而在時間的積累中，捕捉到空間和人的真實氣息，甚至會和被拍的人物形成一種默契的互動，完成攝影機運動和人物的配合，這樣看起來像是經過擺拍的劇情片一樣。同時，我也不排斥紀錄片中的擺拍，如果我們感受到了一種真實，但它沒有在攝影機前發生的時候，為何我們不用擺拍的方法，呈現這種真實呢？對我來説，紀錄片中的主觀判斷非常重要，因為攝影機越靠近，現實有可能會越虛假，需要我們去判斷和感受。

　　常有人説我的劇情片像紀錄片，我的紀錄片像劇情片。在拍故事片的時候，我往往想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並專門注意於人的日常狀態的觀察。在拍紀錄片的時候，我往往會捕捉現實中的戲劇氣氛，並將我的主觀感受誠實地表達出來。

　　探索

　　湯：拍《無用》之前，你對於中國服裝産業、服裝設計和巴黎時尚知道多少？對你來説這是不是一次探索旅程？

　　賈：在拍攝《無用》之前，我對整個服裝世界幾乎一無所知。這是一次豐富我自己經驗世界的拍攝，的確是一次打開我個人局限的探索之旅。最近幾年，“時尚”成為中國使用率最高的詞彙，新的富有階層熱衷於追捧LV這類的品牌，很多人在消費這些品牌的國際知名度和價格，並非欣賞一種設計。這種消費的狂熱背後標誌着在中國財富成為衡量一個人社會價值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標。拍攝《無用》幫助我通過觀察服裝，將焦點放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上。進入1990年代，經濟生活幾乎成為中國人唯一的生活內容。和馬可的“無用”一樣，這部影片也不可避免地面對了目前盛行的消費主義，而在這方面的反省，我們的整個文化顯得非常力不從心。在中國，時尚和權力有種密切的共謀關係；追逐不斷推出的新品牌和不斷抹煞歷史記憶之間，有一種曖昧的關係，需要我們去追問。

　　湯：你建構這部影片時，用了長的連續情節去描述在中國相對低度開發的地區，而且把焦點放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問題上。你是否意識到這些連續情節結構和影片的主體有一種辯證的關係？

　　賈：“衣食住行”被認為是人類最基本的四種物質需求。當馬可的“無用”超出服裝的實用功能，直接承載精神信息的時候，基於對服裝的全面觀察，讓我不能忽視服裝的“有用”。在中國的欠開發地區，大多數勞動者對衣服的訴求僅是遮衣蔽體，在這點上，通過衣服作為仲介，我有機會將服裝和中國最基層的社會情況發生密切的聯絡。我想通過服裝作為一種觀察社會的角度，面對人的生存狀況。

　　馬可

　　湯：你介紹馬可的時候，為什麼用她和她的狗的場景，而且特別是那條狗正哺乳它的小狗？你對於馬可希望做“無用”這種手工造的衣裳（與工業大量生産的衣裳對立）和緊挨自然有何感受？

　　賈：在馬可位於廣東珠海的工作室，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量的綠樹和那幾條自由散步的小狗。我想在中國迅速城市化的背景裏，馬可將她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搬到城市之外，投入到大自然中，從某種層面上表明了她的文化立場。在“無用”的創作理念裏，對記憶的珍惜，對時間積累帶給人的心理感受的重視，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無用”本身有一種對中國快速發展，對速度本身，對以發展的理由抹殺記憶，及過度浪費自然資源的質疑和反叛。湯：你的影片是和關注衣服一樣地去關注身體。你傾向於穿衣還是赤裸？你對於這件事的想法是否在某些方面受到你與劉小東最近合作的影響？

　　賈：的確，在與劉小東合作《東》之後，讓我電影中的人物除了處於人際關係之中，是一個社會的人之外，還是一個自然的人。衣服除了是人的一種內心表情之外，緊貼我們皮膚的這一層物，好像也成了劃分人的階層的標誌。但，當我們赤裸的時候，沒有階級的區別，只有人的美麗和肉身的平等。

　　〔記者手記〕　面朝《魂斷威尼斯》的海灘趕稿

　　早報特派記者張悅發自威尼斯

　　趕在電影節開幕前一天趕到威尼斯，本以為時間尚且寬裕，可以做好充分準備安排接下來的採訪行程，然而，在18個小時的空中周轉之後最後在午夜時分搭上昂貴的出租船後，我們就預感也許麗都島的行程並沒有想像中般順利。在為上網折騰了一整個上午，又好不容易在命名混亂的古老街道中找到了似乎是全威尼斯唯一一家出售當地手機SIM卡的沃達豐專賣店後，終於搭上了開往麗都島的船，轉搭巴士後抵達了工地一樣的電影宮，在賭場酒店幾乎沒有室內照明的內堂爬了三層樓才找到了“傳説中”新聞中心。

　　威尼斯跟上海很像，一樣的氣溫和濕度，一樣的日曬。不一樣的是，在8月底，不只麗都島，整個威尼斯城都披上了一件屬於電影的外衣。除了隨處可見的電影節海報和放映電影節參展電影的電影院外，連意大利男裝雜誌《L'UOMO》的9月號都破天荒地同時推出3款封面，封面人物分別是本屆威尼斯電影節的終身成就獎得主、鬼才導演蒂姆伯頓、大名鼎鼎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以及剛剛度過80大壽的老牌影星達斯汀霍夫曼───這三張雜誌封面的海報從威尼斯馬可波羅機場的出口一直貼到了麗都島。

　　不光威尼斯熱愛電影，電影人更熱愛威尼斯。其實，從現在我正在瘋狂趕稿的電影節新聞中心的巨大玻璃窗望出去，眼前就是威斯康第的《魂斷威尼斯》結尾處奧申巴赫望著夕陽和波蘭美少年的背影離開人世的那片海灘，而再向南方望去還可以看到曾出現在《美國往事》裏的Excelsior酒店。不同的是，這裡早就沒有了瘟疫肆虐，儘管租用一天更衣室的價格貴得嚇人，但是游客仍然絡繹不絕。麗都島早就不再是那個陰沉憂鬱的孤立小島，電影節標誌性的紅色、一排排金色的獅子，以及電影村內為搭建明晚開幕式紅地毯而忙碌的裝修工人把它變成了一個興高采烈的小孩，為電影而狂喜，同時還有點手忙腳亂。來源：《東方早報》

責編：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