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祥：從喉舌到“我”

　　“做主持人也不是我自己提出的。我做的幾乎每一個節目，都不是我自己提出的，但是我都把它們做好了。”

　　1960年2月，趙忠祥到中央電視臺工作時才18歲，高中剛畢業。他被派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跟著名播音員齊越學習播音。所以，當時趙忠祥雖然能夠出現在電視上，卻是個地地道道的播音員，而不是主持人。

　　從“規定動作”到“自選動作”

　　當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的播音員名字實際上是筆名，而電視臺根本就不報名字，更甭談什麼主持風格和個人觀點了。

　　那時候，開了話筒之後，(如果)你説出來的是你自己的話而不是領導批閱過的稿子，第一這是不可能的，第二那就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了。那不是批評一下就完了，尤其在“文革”當中，很可能你就消失了：誰讓你講話的？你是誰啊？你只是一個喉舌，一個工具。

　　但我覺得，那是一個歷史時代，在特定的工作環境下有那樣的要求，也沒什麼可説的。我們的老前輩都是這麼做的，沒有一個人上來就告訴大家我是誰。

　　改革開放以後，國門打開。大概是在1980年，中央電視臺的所有節目突然就開始報(播音員的)名字了，也説不出為什麼，讓你報名你就報了，不讓就不報，就這麼簡單。

　　電視節目主持人，從只能做“規定動作”到可以做“自選動作”，我説不清楚具體是在哪一天。但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1981年我主持中學生智力競賽，作為裁判，作為老師，作為主持人，那就必然是“我”問你一個問題，而不是“我們”問你一個問題。從那時起，我不再只是念他人的話了，我也可以説我自己的話了。

　　後來，隨着《動物世界》、《人與自然》、春節晚會、綜藝節目的開設，我越來越得心應手，也就有了所謂風格和個性。

　　有了自由，不濫用自由

　　有了個性之後，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因為掌握着話語權就得意忘形：我站在那兒，就是為你幹事的；你需要什麼，我就説了；我不懂的，我就去學。

　　我們的話語權還很有限時，我們就會滔滔不絕地訴説，希望大家能夠記住我們。但如果我們的話不夠直白，最後，人們只會記住我們喜歡説話，至於我們説的是什麼，可能沒人會記得住。

　　滔滔不絕、洋洋灑灑地説一大通記不住的話，莫如説兩句精闢的話，讓我們為自己的睿智而欣喜。連戰訪問大陸時，我看過很多報道，只有台灣的盧秀芳，她説的話我都記住了：“阿扁在‘九二共識’上已經變了8次，最近可能要變第9次了。因此阿扁只有一個不變，那就是他的變。作為一個台灣的政治家，這樣變誠屬難能可貴。”

　　現在很多人的思辯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遠不如我們的祖先。因此我們要讀書，多吸收知識。我們的前輩齊越、夏青直播10萬字只出一次小錯，這種功力是年輕主持人望塵莫及的。

　　直白之外，還要有分寸感。

　　葉惠賢和王剛是我遇到過的非常放心的主持人，他們在臺上，我就專心看他們的節目，其他的狀況不用替他們擔心，因為他們平時有長時間的修煉，知道哪兒深哪兒淺。

　　“我這個人很有專一性”

　　1990年代之後，新一代人出現了，新的節目形態出現了。

　　現在是多元化的時代，不可能再像《正大綜藝》那個時候，集“萬千寵愛於一身”了。受眾在分流，有喜歡娛樂節目的，也有喜歡我這種比較老成的節目的，我只為我這個節目的受眾服務。

　　我個人不是特別在意外部環境，我很少去想如何適應新生代。你讓我做一個活蹦亂跳的節目，我還跳得動嗎？

　　我不可能再去開闢新的欄目了。我都60多的人了，我為什麼還去考慮這些事啊？站好我的最後一班崗，我已經很滿足了。

　　你問我不做主持人會選擇什麼，那是你的思維。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46年，我不可能有一個“重新來過”的思維。我18歲以前，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個一般職員吧。如果不是到了中央電視臺而是別的單位，現在我也可能做一個小部門的經理？做一個車間主任？那可能是我最大的官運了，真的很難説。

　　我從一個中學生走上播音崗位不是我自己決定的，從播音轉做主持人也不是我自己提出的。我做的幾乎每一個節目，都不是我自己提出的，但是我都把它們做好了。我喜歡電視，喜歡做與電視有關的任何一件事。在國內的電視主持人當中，誰能有我這樣的經歷？我的經歷，我所走過的歷程，我所接觸的人，我所看到的事情……沒有第二個人能像我這樣的。

　　來源：南方周末

責編：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