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金甲》製片張偉平：張藝謀的“黃金”搭檔 |  |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11月09日 10:47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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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説：“每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位不尋常的女人。”可這話用到大導演張藝謀的身上，卻失了效。因為十年來張藝謀的成功都離不開他背後的一位男人。無論是張藝謀低迷失落，還是志得意滿，這個男人都始終像一根粗壯的樹樁一樣，支撐在張藝謀的身後，和張藝謀牢牢綁在一起，休戚相依，榮辱與共。這個男人就是——張偉平。
在張偉平身上、在他和張藝謀之間，有着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
張偉平這個和電影圈八竿子都打不着邊的人，怎麼就能結識了在國際上都赫赫有名的張藝謀？
原來連電影電視都不愛看的張偉平，又是怎麼放着其他賺大錢的買賣不幹，賠錢上千萬也要拍電影？
給張藝謀投資拍電影，至今已逾8部，兩人間竟沒有過一字協議、合同。
眾人視線外的張藝謀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有着什麼樣的致命弱點？
《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周傑倫的角色和故事竟然完全是出自張偉平的念頭！
這些故事要是説出來，精彩程度甚至不比張藝謀的大片遜色多少。
就在張藝謀的最新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一個月就要上映之前，我們獨家採訪了張偉平。用張偉平自己的話説，在採訪中，“好多事都是第一次講。”
“底兒掉”——張偉平何許人也？
你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年輕時印象深刻的經歷是什麼？
我家是軍人世家，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哥哥都曾經是軍人，除了我和妹妹。我籍貫是山東，在北京出生，然後在瀋陽長到16歲回到北京，文革後期在瀋陽的小學、中學生活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我一直是個孩子王，喜歡交朋友，整天帶着一群小夥伴。記得那時候街坊陳賓才叔叔是練拳擊的，曾經是文革前東三省的冠軍，9歲起我開始跟他練拳擊，回到北京後我和我哥哥又跟隨王國軍、於福山二位老師在當時的西單體育場玩兒過一陣子，我記得那時候王國軍老師每天都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在自行車上搭了一條毛巾，特別樸實，每天帶我們練習結束後，他都要急急忙忙的回家給他的老母親做飯，我們大家都非常敬重他，那時候拳擊還不是合法的運動項目，改革開放後，王國軍老師出任了國家拳擊隊總教練。我則堅持到做電影之前，電影的壓力太大，實在沒有時間。年輕時候我很氣盛，愛打抱不平，打過不少架，身上這裡那裏都有打架留下的傷，但還比較幸運，否則可能都是獨眼了。現在來講，業餘選手肯定不是我的對手，如果兩三個人拿着傢伙，在我有準備的情況下也佔不了什麼便宜，出手就會讓對方倒下。
你在進入電影圈之前，都作過哪些行當？做的成績如何？
我做過藥劑師、醫藥代理商、航空食品供應商、房地産商。藥劑師是接母親的班，上個世紀70年代當時是第一份工作，有着新鮮感、也有救死扶傷的使命感，很充實。後來又做了醫藥代理，趕上市場經濟大潮，在市場上鍛煉，而不是像藥劑師，只是局限於醫院這樣一個圈子。中藥代理的利潤非常豐厚，你可以不買一件衣服、一雙鞋，但你得病的話不可能不吃藥，所以當時我公司的效益很好。再後來做航空食品，這些都是為了改變當時一窮二白的生活狀況，獲得一個經濟上的可觀回報，包括之後的房地産。
1991年，我開始做房地産，就是因為發現這個東西很簡單，而且有能獲得比中藥代理更高的回報。舉個例子來説啊，1993年我買了現在住的這個陽光廣場的房子。當時這裡的情景是一片荒地，稀稀拉拉地有些小平房，開發商花錢雇了個設計師裝修了樣板間，然後就開始賣他的陽光廣場，你所能看到的就是樣板間和一堆電腦裏的圖紙，告訴你這就是陽光廣場，而你買的那一套就是圖紙上畫的一個小方塊，標價是兩千塊美金一平米，全北京最貴的價格。一點都不誇張，那時的房地産就這麼簡單，對於消費者來説，看不到實物，一切都是未知數。我就覺得這個生意太簡單了，做醫藥代理你還要學習，得知道藥物的藥理藥性、毒副作用，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啊，而地産幾乎什麼也不用，你不用懂，只要能找到一些懂的工程技術人員就性了，你也不用錢，圈地本身是拿下審批手續，並不需要錢，唯一花錢的是弄一些圖紙、做個樣板間、請幾個技術人員就行了。像我後來在《有話好好説》上投的2600萬足夠啟動兩個大型的房地産項目了。
我在房地産領域做得要比任志強、潘石屹他們早，當時我只做房地産前期一塊，就是拿到一塊地，完成所有的審批，達到“三平一通”就完事了。我喜歡簡單直接、短平快地做事，所以不會再去一棟樓一棟樓地去蓋、再去賣，那種戰線拖得很長的事情我不喜歡。我要快刀斬亂麻，在電影方面也如此。投資之後，電影開拍的前期我不管，但拍攝結束後我就全程接手，宣傳、推廣，我一個人説了算，張藝謀這個時候也什麼都不管，完全交給我。
我做這幾行都很開心，很難評價自己是否成功。依靠我的性格，交友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俗話説手大遮不過天，你就是再有能力，一個人也不可能完成一個事業，朋友給了我在人力資源上的巨大支持，做電影也是如此。
第一眼——張藝謀苦大仇深
作為一個商人能和搞藝術的張藝謀成為莫逆之交，這並不容易。
我喜歡交朋友，不過我很挑剔，就是第一眼感覺很重要，這人得順眼，尖嘴猴腮的不行，總覺着不靠譜。感覺要是好了那怎麼都成，要是不好的話都懶得搭理你，更別説吃飯喝茶了。藝謀就是我進入電影圈之前認識的。我本來不喜歡看電影，沒時間。剛認識藝謀時，根本不知道他是誰，當時他已經拍了《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挂》和《菊豆》，可我都沒看過，所以見他時想，這哥兒們是誰啊，一臉的苦大仇深，皺着眉頭，坐在那兒一言不發，看上去跟藝術家沒什麼關係，即沒留大鬍子，也沒弄個長髮在脖子後面飄着，只是穿了個對襟的黑棉襖，整個一貌不驚人。但一聊之下，發現這哥兒們很真誠，我們也很投緣，這樣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逐漸成了朋友。
我和藝謀認識的最初5年就是在一起玩兒，沒有任何目的性，就覺得這哥兒們特樸實，樸實的很天真，比如你送他一件他喜歡的禮物，他能興奮好幾天，你請他吃遍京城美食，他最後還會特真誠的跟你説：“他最愛吃的還是羊肉泡饃。除了電影上的事，我們什麼都聊，像當年買陽光廣場這樣的事情，我也特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跟我一塊去了陽光廣場的樣板房，哎，你別説，還真讓他説中了，本來我讓他跟我一起買，他嫌太貴，還覺得房子蓋出來肯定跟樣板間不一樣，事後這哥兒們很得意。
馮小剛曾經把他和投資人的關係比喻成“狼和狽”的關係，形象貼切，但聽了讓人毛骨悚然。你和張藝謀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我作為製片人和導演張藝謀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從第一部電影《有話好好説》以來，我們之間沒有簽過一個字的協議，全是口頭上的，説“定了”就開始操作。《有話好好説》的2600萬是分三次打到張藝謀的賬戶上的，第一次是600萬，後來兩次分別是1000萬，我們之間從沒有合同、協議。像馮小剛他們，那一定是有協議，要簽約的，但我和張藝謀沒有，而且他可以在任何時間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如像廣西的大型演出《劉三姐》和後來的《印象麗江》，只要他願意做的事兒，我都支持他。
我們能夠保持這樣一種關係全因為從1995年到現在這10幾年裏，幾乎是共同赴湯蹈火地經歷了很多常人無法想象的打擊，其中的任何一次打擊都可能擊倒我們。張藝謀自稱自己是一個抗擊打能力比較強的人，我説那也要分打到什麼部位，如果是致命的部位，抗擊打能力再強，也無濟於事。其實每個人都有它脆弱的一面，主要它是常人，但是我們哥倆這麼多年來，背靠背的完成了很多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和險阻。張藝謀的一個最大優點是善於反思反省，他就曾經特感慨的説過，我們這些年來，從險惡的環境中走到今天，實在是太不易了。當年他拍攝的影片並不被國內的觀眾所理解，像《菊豆》、《大紅燈籠》等等，當時在國內公映時票房和市場並不理想，很多人説張藝謀是為了討好、取悅外國人，而故意暴露中國人醜陋的一面，是為了到國外拿獎。我當年決定投資張藝謀的電影，這中間最重要的是我堅信張藝謀的人品和真誠，做電影追求的是精神享受，是情誼無價，而不是像以前做醫藥和房地産業，追求的是物質享受和商業利潤，從投資電影那一刻起，商業已經變得不重要了，所以我投資藝謀電影以來，我們之間不必簽協議，更不必像商人一樣互相約定，可能這種約定合乎法理，但卻並不合乎情理。
我和藝謀的這種互補型，也是小剛在媒體上由衷感慨的原因所在。藝謀在看人這個問題上絕對不行，尤其是在看女人的問題上。我曾經跟他説過，在判斷一個人可不可交這件事上，我是教授，你也就是個小學生，別看你眼睛大，那也是眼大漏神，而我是眼小聚光，眼睛不大，看人很準，我不會被她們的假象所迷惑，他承認我説的這一點，他的朋友很少，周圍的人都是工作上的合作夥伴，並不是朋友。他是比較封閉的，有藝術家的自戀，而我就是一個俗人，代表了普通觀眾，這樣組合起來，在電影方面形成了絕對的互補，我會從觀眾的角度對他的電影進行糾正，在演員的配置、故事的安排上，都會顧及觀眾。
出奇招——“黃金甲”力挺周傑倫
你和張藝謀合作了這麼久，有沒有兩人對一個問題分歧嚴重的時候？如果有，怎麼解決爭執呢？
我和藝謀在電影製作方面偶爾會有爭執，但我很少説，媒體問的時候也就是含糊帶過。《黃金甲》完成的過程中，可以説我的最後選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我就是一普通觀眾，我發現在電影院裏看電影的主流觀眾，都是年輕人，他們更關注的是他們心中的偶像，所以我想年輕人現在最關注的偶像莫過於小天王-周傑倫了。當時劇本已經定了，就是《雷雨》的故事，主要演員也都各就各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大家對《雷雨》的故事是再熟悉不過了，應該給觀眾在電影中帶來意外的驚喜和懸念，電影的故事中，應該有陽剛的部分，有悲壯的人物，不能都是陰柔的，於是我想到了周傑倫，其實我這個時候並不了解周傑倫，只知道他是個唱歌的，歌詞還聽不清，但我從很多朋友、公司員工和家人那裏得知，他的影響力巨大。這是一個不容小視的事實，而電影是需要觀眾的。我覺得周傑倫這個小王子人物的加入可以帶動劇情有新的發展，同時更可帶動全片的票房。
張藝謀對此抱持着猶豫的態度。因為他也不了解周傑倫，也只知道他是個唱歌聽不清歌詞的歌手，他對他是否能夠勝任表演很擔心。這的確是個風險，因為周傑倫已經是個小天王了，不可能拉過來先試一下戲。但我經過對周傑倫的觀察，包括看他的一些報道、他的MTV和電影《頭文字D》，我發現他很聰明、勤奮，有天分，並不是表演的門外漢。於是我説服了張藝謀，這是我和他十年合作八部電影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堅持自己的意見。而這一切都是在劇本、演員都已經定下來，離開拍只有一個月的時間確定的。一切又需要推翻重來。事實證明，周傑倫的表現沒有讓我們失望，他的那種本色表演正與角色相吻合，張藝謀事後很感慨，對周傑倫讚不絕口，説他的全情投入、發自內心的表演感人至深。
站臺前——純屬迫不得已
在電影圈裏、媒體上，現在你也是明星了，完全是張藝謀的代言人，你是有意為之嗎？
一部電影可以使一個導演在電影圈裏聲名顯赫，但絕不可能一步跨進好萊塢、贏得奧斯卡，那是一系列動作的結果。在《英雄》的宣傳中，我拍賣音像版權、包飛機、在人民大會堂搞典禮，用盡了極致手段，就是要引起觀眾的關注，形成話題，這樣才有人來看你的電影。電影是需要吆喝的，有大聲吆喝的也有小聲吆喝的，關鍵是貨要好，你的貨質量好，你吆喝的底氣就足，《英雄》我們就使出了混身的勁吆喝，不然全國不會有那麼多人去電影院裏看熱鬧，因為大家都忙着呢！
我原來是幕後工作者，我喜歡做幕後工作，從《有話好好説》開始，我就一直做幕後工作，我不喜歡站到前臺來，《英雄》之前，只有極少的人知道我是投資者，像姜文、雪健一兩個人知道張藝謀的很多電影是我操作的，電影圈裏認識我的人並不多，以至於在人民大會堂搞《英雄》首映禮時，有的媒體都問張藝謀，為什麼製片人沒有在前臺就座。後來我發現很多事情如果不站出來説清楚，就容易形成八卦和誤傳，因為媒體有疑問，張藝謀不知道怎麼回答媒體，很多事情都是以前沒經歷過的，那些事情不是他來操作的，所以就要求必須有一個人站出來把好多事情説清楚。而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一個人策劃、安排、操作、決定的，只有我才能講清楚，所以為了電影的宣傳和發行，我逐步走到了臺前。
我只偶爾參加過華表獎的活動，那是因為跟我的電影有關係，其他的評獎、頒獎、領獎、當評委等活動我都一概不參加，並不是我清高，而是我覺得沒必要。因為這些活動跟我的電影宣傳和發行沒有關係，所以我就沒有必要參加，這些虛名對我來説毫無意義，我還是想過得舒服一點、踏實一些。一個人出名的好處是可以拍廣告，然後參加好多社會活動，這些我都沒興趣，不是不想掙錢，只是覺得這個錢掙得太累了。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當時買房子的時候，房地産商跟我的家人説，讓我給他們代言一下，價錢好説，我一口回絕了，我跟家人説：“我不想一年四季颳風下雨都站在廣告牌上，沒意思。所以除了電影宣傳之外，我謝絕了一切邀請，這也免去了好多亂七八糟的事。
從經商到投資拍電影，你的成功信條是什麼？
我是誤打誤撞進入這一行的，也不是這圈子裏的職業出身。但做事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是醫藥代理、房地産，成功的關鍵都一樣的，那就是要做事先做人。還是那句話，手大不能遮天，一個人是不可能完成一項事業的，需要一群人，肝膽相照的朋友、無私奉獻的同事。作為領頭人，你得讓大家甘心情願為你付出、跟着你，只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那不行，這就需要你必須為大家付出，無論是經商還是從政，誰比誰都不傻多少？人家跟不跟你走還要看你有多真誠。
現在我基本上把精力都撲到電影上，其他領域的找我合作、投資的很多，但我不了解的不想攙和。再説電影的壓力大，我也想讓自己輕鬆一點，上市啊、讓企業擁有幾十個億啊，我都沒想過，現在很知足。我對財富的慾望沒有那麼強，我的錢只要夠帶一幫哥兒們快樂的做點什麼事就行了。轉自《北京青年周刊》 馬上/文
責編：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