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型呼喚職業教育紅利生成

人口負增長是人類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發展過程，世界多個發達經濟體均經歷了這一人口轉型過程，之後跨入新的人口與經濟發展階段。近兩年我國生育率降低，儘管這一波動與當前我國人口總量相比微乎其微，但也標誌著我國出現了人口總量達峰、人口素質仍須提升、少子化老齡化程度加深這三大發展特徵，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産生深遠且複雜的影響。

　　當前，通過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資本並創造質量型人口紅利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因。人才紅利在本質上是教育紅利，而職業教育紅利則是教育紅利的關鍵內容。

　　從數量型人口紅利到質量型人口紅利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優化人口結構，拓展人口質量紅利，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人的全面發展能力”。

　　我國在教育和健康兩個領域的進步，共同提高了人口素質，奠定了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基礎。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1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規模佔比達34%，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另據統計，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4年。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成效顯著。

　　與此同時，隨著醫療的高水平發展和公民健康意識的日漸增強，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逐年提高。由人口數量的負向變化和人口素質的正向變化所共同構成的人口發展特徵，開啟了我國人口紅利轉變的機會窗口，質量型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明顯。

　　質量型人口紅利的本質是教育紅利

　　教育因其對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而被認為是保持人口紅利延續的關鍵因素。據統計，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過2億，而且逐年增長，這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更高素質將有效彌補因數量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帶來的不利影響，龐大的學術研究型、工程技術型、技術技能型勞動者隊伍，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

　　但“低生育、老齡化、高流動”的人口發展態勢已經形成，構成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基本人口背景。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國要加快完善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建設以提升教育資源配置的總體效能，另一方面，面對未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依賴的人才紅利，亟須加大教育投入，推動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過渡。

　　這兩方面達成的邏輯起點實則是教育紅利。國際著名人口學專家沃爾夫岡·魯茨明確提出，在人口老齡化時代，人口紅利就是一種教育紅利，可以有效地抵消老齡化社會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國著名人口學家原新認為，教育紅利從人力資本角度來看，就是人口紅利。

　　當前，各國都高度關注教育紅利，並探索由此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相應政策。在當前人口紅利轉型窗口期，再提教育紅利，不僅有利於喚起社會對人口與經濟匹配關係的理性認知，還有利於明晰人口與經濟耦合關係中教育的重要仲介作用，並可據此進行實踐改革與政策制定。

　　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生成人才紅利

　　職業教育紅利是一國教育紅利的核心，是針對不同年齡段人口施以高質量職業教育和培訓所産生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表現為通過技能形成和積累體系，持續培育出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生産力和推動技術創新的間接生産力，這是抵消人口老齡化所導致的經濟增長放緩影響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職業教育紅利已受到多國重視。一來，各國政府及學者日漸意識到，泛泛地探究人口紅利，已經遠遠不能解決當下的問題，而人才紅利則成為當前闡釋和深化人口紅利的核心。以生成技能型人力資本為主的職業教育，理所應當成為創造新一輪人口紅利的重要教育類型。二來，對教育紅利的全球性探究使人們不斷意識到，只研究普通教育基於提升受教育者學歷程度而産生的人口紅利，已不足以全面徹底地解釋經濟增長動因。全球發展實踐表明，把對教育紅利的關注進一步聚焦于職業教育紅利，才能準確把握質量型人口紅利産生的根本規律。

　　從人力資本供需關係來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創造人才紅利的路徑體現為：

　　第一，系統提升勞動參與率並增加就業人口規模。職業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共同搭建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通過關注勞動者職前與職後的技能形成與供給，持續性地服務於勞動者生命週期職業需要。

　　第二，穩步支撐人力資本積累。職業教育的資源配置隨著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而不斷優化，通過持續提升職業院校辦學水平，以自身能力的增量換取人力資本積累的存量，從而回饋經濟社會發展。

　　第三，合理驅動勞動者從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型，解決勞動力供需關係的錯配。開放的産業與職業教育、互動的行業與職業院校、平等的企業與專業，這些為深化職業教育産教融合提供了條件、動力和載體。

　　第四，有效改善勞動者素質，夯實人口質量基礎。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打破了技能與素養間的不平衡，以“德技並修”支撐起勞動者素質的全面發展。

　　第五，逐漸提高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中所蘊含的教育公平，有助於擴大接受學歷教育的人口比例、延長個體受教育年限、提高新增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

　　第六，回應勞動生産率提升的需要。職業教育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專業設置與産業佈局、層次培養與技能需求間的結構性適配，不斷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並優化要素匹配效率。

　　由此，發展高質量的職業教育為人口轉型期的職業教育紅利生成奠定了基礎，它通過持續創造質量型人口紅利即人才紅利，進而有效推進技術創新，成為抵消人口負增長所導致的經濟社會發展潛在風險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