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及人類學大師費孝通 

央視國際 (2005年04月27日 16:32)

　　費孝通：做過人總得像個人，他對於別人，我們同社會的人，一個國家的人，全世界的人要做出的貢獻。

　　費孝通：我一生就是寫文章，人家做的事情，我覺得有意義的把它寫下來。

　　費孝通：我覺得是一個中國的一般的傳統的知識分子。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出生於江蘇省吳江松林鎮，他的學術與人生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曾留學日本的父親和喜歡新思想的母親給予費孝通深刻的影響。

　　費孝通：我的一家都是向新的方面走的，脫離舊的一個世界，要向新的實際邁進一部分人。

　　那時，現代教育在中國剛剛起步，費孝通的父親在家鄉提倡新學並開辦了第一所中學，把現在教育的氣息帶到了這座江南小城，費孝通的母親楊仁蘭在吳江開辦了第一所蒙養院也就是今天的幼兒園，費孝通開始接受不同於傳統的教育。

　　費孝通：我們從小就在幼兒園裏邊就唱歌，不是背百家姓，不是這一套了，四書五經我們不念，小學裏面唱歌遊戲這一套東西，新學就是新式教育。

　　1928年，帶著醫學救國的理想，費孝通進入東吳大學學習，但是沒過多久，他放棄了醫學。

　　費孝通：很多問題醫學不能解決，要解決人的問題。

　　1930年，費孝通來到了北京燕京大學。在社會學系系主任許仕廉的影響下，他註冊進入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開始了他的學術人生。

　　費孝通：我在燕京大學接觸了幾個好的老師，一個是吳文藻先生，他主張實地調查，那麼怎麼去調查，那麼看外國東西看了很多，接觸了新的社會學。

　　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費孝通與王同惠相遇、相愛。那時，王同惠正在翻譯一個外國人的著作《甘肅土人的婚姻》。

　　費孝通：她給我很大的一個紀念的事情呢，為什麼我們要外國人寫中國人事情呢，一個法國人，神父。調查甘肅的一個少數民族的婚姻制度，他寫的書可是不是中國人自己寫的，她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自己不寫。

　　終於兩個志同道合的人等到了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1935年夏天，新婚不久，費孝通和王同惠在老師吳文藻的推薦下，開始了廣西特種民族考察。他們及時把在廣西大瑤山的調查以桂行通訊為名發回到北京。當他們順利完成了對花籃瑤的調查準備轉往茶山瑤地區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費孝通：當時到晚上了天氣不好，我們找不到路了，天已經黑了，我看見一片竹林，很像一個村子一樣。

　　費孝通：我闖進去看一看，一闖，看見一個門，是一個機關，機關是瑤族人民他們地方的人呢，做老虎的機關。上面都是石頭，一踏之後石頭就下來了。我就半身不能動了，腳砸壞了。我的老婆把我救出來，把我身上石頭弄開，幫我坐好了，那麼她出去找人，她希望天氣黑了，她去找人就沒跑回來。

　　王同惠再也沒有回來，七天之後村民們在山澗邊找到了她的遺體。王同惠遇難的時候他們剛剛結婚108天。

　　費孝通：我不預備活下去了，死了算了，多痛苦呀，後來我繼續做下去，既然我的王同惠，我的老婆死了嘛，我記住她的話，中國人要寫中國人書，我要完成她的意思。

　　費孝通回到家鄉的一個開弦弓村養傷。開弦弓村位於太湖邊，是江南水鄉一個普通的小村落，由於流進村子的這條小河在地圖上的軌跡就像一張拉開弦的弓因而得名開弦弓。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在這裡開辦了中國現代史上較早的農民自辦的絲廠。在這裡，費孝通開始了在後來發生了重大影響的實地調查。那年，他27歲。

　　費孝通：我問他們問題，我就慢慢問，把他從生到死，從種田到繅絲，這過程都講出來了，都問出來了。我懂得農民要提高經濟，一定要工業下鄉，這時我就想到工業下鄉，科學下鄉，科技下鄉，那麼她(姐姐)先做了這個事情，我看出這個道理出來，我就根據道理去調查這個情況，農民怎麼樣翻身，這一點是鄉村經濟的本錢。

　　1936年，帶著在開弦弓村一個多月的調查材料費孝通踏上了去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求學的路程，這所學院被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享有國際聲譽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而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斯基是當時國際人類學界的核心人物。費孝通沒有想到他遠渡重洋帶去英國的調查材料一下子就得到了導師馬林諾斯基的賞識。

　　費孝通：我一個都在船上把它整理出來了，到英國已經有一個底子了有一個提綱了，我就交這個給老師，老師很高興，他説這個就做我的畢業論文，我就跟著他面前，每星期要交卷的，一章一章寫下去，寫兩年。

　　1938年，費孝通完成他的論文《江村經濟》，《江村經濟》流傳極廣，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斯基稱它為人類學實地調查的里程碑。同時，它把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問題帶向了世界。

　　費孝通：我的這個成就，假如有什麼成就呢，就是一個新的，用科學的辦法來研究自己中國人的生活，這是我第一本書，這一本書我就成名了。

　　從這次調查開始，費孝通將中國城鄉發展的道路作為他一生的研究課題，此後的六十年中費孝通曾先後二十多次重返開弦弓村實地調查，開弦弓村或者説江村成為費孝通精神家園的港灣，而他的志向就在於富民。

　　楊曉堂：費孝通教授六十年在一個地區這樣系統的全面的調查，在我看，在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學術史上都是罕見的，我説他最可貴，第一點他這個調查有正確的目標，這個目標為了富民強國。

　　在此後的幾十年裏，費孝通為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曾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第六屆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副委員長。

　　費孝通：我們支持共産黨，現在呢，我們互相監督出注意，我説六個字，出主意想辦法，為了黨，做實事，做好事，使我們學者工作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力量。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費孝通開始他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作為一個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去搞調查，他邊行，邊調查，邊思考，他多次提出改變窮困地區的重要建議，把他智慧全部獻給了祖國。我們平時常常聽到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這樣的詞彙，這種針對不同形態的經濟區域進行類型研究的方法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由費孝通率先提倡運用的。他所倡導的中國農村走向鄉鎮企業經濟，已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模式。在他的家鄉江蘇一系列有目共睹的變化印證了這位老人的遠見卓識。到了晚年費孝通提出了一個文化自覺概念，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費孝通提醒人民我們認識自己的文化，而不是簡單的自傲或者自卑。

　　費孝通：我只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要認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自己的希望，自己十億人希望的道路，中國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

　　（《東方時空?東方之子》供稿）

責編：戴昕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