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極記憶（上）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9日 13:56)

　　  （視頻）

　　CCTV.com消息（紀事）：2004年11月底，中國第21次南極科學考察隊的137名隊員抵達南極。

    他們此行的使命是前往南極冰蓋冰穹A尋找南極冰蓋最高點。南極冰蓋最高點又被稱為地球不可接近之極，此前從未有人類到達過。這是中國人的腳步進入南極內陸最深入的一次。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曾經推測在地球的最南端應該有一塊很大的陸地，只有這樣才能和北方的大陸保持平衡。他們稱之為“未知的南方大陸”。

　　此後，庫克船長，沙克爾頓爵士，無數探險家一次又一次接近南極，但是他們始終與南極大陸失之交臂。

　　1911年，發現南極再次成為世界的熱點。挪威探險家阿蒙森和英國探險家斯科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兩人打賭同時出發，看誰能先到達南極的極點，成為征服南極的英雄。

　　阿蒙森從鯨灣出發，用狗拉著雪橇向南極極點進發。

　　斯科特則從羅斯冰架登陸。但是很快，拉雪橇的矮種馬馬蹄被冰渣扎破，最後只能自己拖著雪橇艱難地行進。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疲憊的斯科特來到南極點，卻發現了阿蒙森留下的一頂帳篷和一張紙條，祝他返程平安。阿蒙森的祝詞並沒有給斯科特帶來好運，他們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暴風雪，一行5人相繼去世。

　　為了紀念他們，後來位於南極極點的南極科考站命名為阿蒙森斯科特站。

　　中國對南極的探索始於1984年。當時，中國第一支南極洲考察隊的591人乘坐中國自行製造的遠洋科考船“向陽紅10號”前往南極建立了長城站。

　　郭琨：“我們國家第一個長城站，1985年2月22號建成，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咱們為什麼在那裏建站？離那麼遠，花那麼多錢，值不值得？從我十幾年以來，在當時情況下，南極建不建站是關於我們國家榮辱和尊嚴的事情。”

　　早在1908年，英國就對南極提出了領土要求，之後各國紛紛搶灘南極。

　　劉小漢：“在1912年的時候，日本的有一個中尉叫白賴，他呢是使勁鼓吹日本也要進行南極考察，當年是英國的斯科特和挪威的阿蒙森在競爭誰先到達南極點。他呢也是然後找到募捐，因為政府沒錢然後找著募捐，弄了一個鐵船，挺破舊一個船，就是召集了一個敢死隊，一班人自己開船開到羅斯灣，然後下了船就滑雪，就往南走。但畢竟他們條件太差，比英國和挪威差得太多，也沒經驗。所以走到了沒多久就走不動了，走不動了，然後這個白賴中尉就説我這個目之所及所看到的所有地方都是大和民族的領土。所以以天皇陛下的名義命名這塊領土為大和雪原，然後他們就回來了，回來了然後又回到海濱邊上，又上船回到澳大利亞。回到澳大利亞，然後澳大利亞報紙上登的就是不知道從哪個叢林裏鑽出來了一群野人，衣衫襤褸不會説話，因為他們日本人不會説英語，結果鬧了半天是日本的考察隊。日本的第一次考察隊。最後發現他説的大和雪原呢是海，是一片海濱，底下是海水沒有任何意義。”

　　為了停止這種領土紛爭，共同探索南極，1959年12月，最先到達南極的十二個國家訂立了南極條約，商定凍結已有的領土要求。為了人類的利益，南極應該永遠用於和平目的，不應成為國際紛爭的場所與目標。

　　中國于1983年以締約國身份加入了南極條約。但是第一次參加南極條約會議的經歷，對於郭琨來説，卻是一段並不愉快的回憶。

　　郭琨：“因為當時我們沒站，雖然83年6月份加入南極條約，是締約國不是協商國，沒有表決權。1983年9月份，政府派了代表團出席南極條約第12次協商國會議。澳大利亞坎貝拉，我們出席，從會議座次到文件發放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特別是沒有表決權。當進行表決的時候，主席把榔頭一敲，讓締約國退出會場，去喝咖啡。當時每次聽到這個，心裏就是一種屈辱──堂堂10億人口的國家在這裡沒有發言權表決權，被人逐出會場，這是一種最大的恥辱，就是你在南極沒有站。”

　　從1981年開始，中國陸續派出科學家前往其他國家在南極的科考站進行學習，開始進軍南極的籌備工作。

　　劉小漢：“那個時候我是84年剛從法國留學回來，也是第一批地質學博士第一個回來的，回來以後忙著到處講課，在西方學那些東西，教給國內的同事們。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國家開始組織第一批的南極考察隊。當時要求的條件是一個就是品德比較好了，政治比較可靠。一個是身體很健康很健壯，再一個就是外語好，再一個就是業務好，正好反正我們科學院地質所呢就把我給選上了。認為我好像比較符合這個條件，當時徵求我的意見呢。我當時的心裏是，因為我這個人好奇心比較強，也好動，所以説南極你敢不敢去，所以我根本就沒做什麼考慮，當然當然敢去了。你要讓我去我肯定很高興。後來就參加了咱們第一次南極考察隊的集訓。”

　　1984年11月20日，中國第一批南極科考隊員從上海黃浦江起航，開始前往南極未知世界的征程。

　　劉小漢：“當時開始確實很困難，因為海上當時的船，向陽紅10號船也不是很好的船，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就是普通的科考船，然後我們航行到赤道附近呢帶的淡水也沒有了，一天就那麼一缸子水。連喝帶刷牙帶洗臉就這一缸子水。”

　　隨後，他們進入旅途中最為險惡，被稱為魔鬼地帶的西風帶。

　　郭琨：“有的連吐13次，黃水都吐出來，有的最後都四肢抽搐，就像生一場大病一樣。有的難受得説：‘隊長，我還不如跳海呢。’”

　　郭琨：“有的隊員開玩笑，有的歌詞把大海形容得特別美麗。大海啊大海啊，像媽媽一樣，還有什麼海浪輕輕地把戰艦搖，我們親身體會大海簡直像惡狼。”

　　鄂棟臣：“出發的時候不知道，出去到長江拋錨。船長告訴我們説，這是首次南極考察，沒有經驗，準備了一些大的塑料袋，準備裝死人的，誰犧牲了就往袋裏裝，然後放在船底下冰凍起來。誰也不知道，每次從那以後才知道有這麼個準備，以防萬一。當時我們也簽了生死狀，協議自己願意取得，後來延續下來的。如果老公去老婆簽，年輕人父母簽。但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簽，很少人家屬簽。家裏人不知道，因為不了解的人有點害怕，危險太大。”

　　劉小漢：“真正到的那一天，我們簡直是心裏頭高興極了，雖然天很冷，但我們都站在甲板上船舷邊上看著，就是遠遠的從海平線上霧濛濛的然後顯出陸地來，顯出岩石礁石，心裏特別的興奮……我們中華民族呢，總算也踏上南極這塊土地了。”

　　鄂棟臣：“12月26號這天早上，船頭上大家老遠看到喬治王島，那些原來去過、參加過外國考察站的人説那就是南極。非常激動，全船艙的人幾乎都涌到向陽紅10號的甲板上，到處站著人，對著南極高喊：‘南極南極，中國人來了！中國人來了！’”

　　郭琨：“那張照片，那是首次登上喬治王島，1984年12月30號15點16分登上南極大地，把鮮艷的五星紅旗插在南極大陸上。”

　　劉小漢：“我們一登陸以後，什麼都沒有，一片荒灘，一片荒海灘，後邊就是雪山。我們選定的站址又被別人搶佔了，然後我們臨時又找新的站址。所以當時在那種感覺就是，南極這塊土地我們倒是踏上了，但是從踏上的第一腳就不太容易。就是一直是一種國際競爭，所以從上去的第一天，神經就繃的非常緊非常緊。”

　　郭琨：“當時就感到，哎呀，我們要在這裡立足，扎住腳跟，我們要在這兒建立我們國家第一個考察站，都憋了一股勁。”

　　鄂棟臣：“80年代初的時候經濟實力還不強，怎麼把起重機什麼帶到岸上去？要修個碼頭，再用吊車 一件件吊上去。當時沒有準備，水泥也不行，麻袋一方下去就被沖掉，大家跳到海灣裏圍成人墻。”

　　郭琨：“當時科考班班長葉奇德，5天5夜暴風雪，他幾天沒合眼，最後暈倒在現場。等到甦醒過來以後，又投入了戰鬥。還有一個隊員把手給砸了，在海裏涮一涮，又繼續幹。最後有隊員看到有血，一條條的，才把他拉上岸。最後整根筋都做了縫合手術，有的隊員就摔了手套繼續幹。”

　　劉小漢：“只想就快點幹快點幹。早幹好一天，不説別的，我們還少受一天罪呢。因為蓋不好房子我們只能露天在那麼冷的大風裏睡覺，而且早晨一醒實際上天也不怎麼黑了，早晨一醒羽絨被上都是一層冰雪呀。就好像一個冰殼把人給罩住一樣。”

　　劉小漢：“就完全可以和保爾柯察金那個修小鐵路的時候，就完全就那樣一樣的情況，一樣的吃一樣的住一樣的那種勞動的強度，同時呢也是一樣的激情。”

　　郭琨：“每天早晨我要起來，五點左右我就開始挨著各個帳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有時候我心裏也不忍啊，一進這個帳篷裏頭大家呼呼地睡得正香，一吹哨，起床，大家就坐起來了，我説今天天氣好，趕快吃飯幹，坐起來了，當我一離開，不由地又躺下，回來再叫一遍。”

　　1985年2月20日，南極科考隊建成了中國第一座南極科學考察站─長城站。

　　郭琨：“用自己的手，經過艱苦奮鬥，也可以説是45天日日夜夜的這麼幹，最後建成了，非常激動也非常興奮。有隊員説了：‘現在我體會到了，為什麼女排得冠軍的時候大家抱頭痛哭。’長城站建成了大家也是抱頭痛哭。”

　　劉小漢：“你像男孩子出去跟人打架，誰欺負他了，他會很勇敢的跟人打架。然後不哭，但是回家呢見他母親他可能要哭。像我們那個考察隊呢可能是那次實在是太苦了，所以中央慰問團來了，大家就覺得好像見了親人了，就忍不住了。”

　　在長城站樓前，隊員們樹立了一塊路標牌，標明了長城站與北京的距離為17501.949公里。

　　1985年4月，中國南極科學考察隊所有隊員平安回到北京。

　　長城站建成當年，中國成為了南極條約的協商國。但是有些國家對長城站的位置提出了質疑。

　　劉小漢：“我們中國呢是個後來者，而且建站呢選在喬治王島上，選在南極圈以外。當然大家也都理解都明白，第一個站嘛保險一點。但是在那兒呢科學上儘管我們在那個地區算最好，但是實際上真正到了國際上就不行了。一小塊地方費爾德斯半島就那麼十幾平方公里，二十平方公里那麼一個小地方，整個喬治王島又都是冰雪覆蓋，不覆蓋的就那麼一小塊地方，所以在那兒也確實做不出什麼太驚天動地的成果來。每次…… 沒有發言權。”

　　郭琨：“我們當時沒有破冰船，也沒有抗冰船，我們只有遠洋科學考察團，一共12船質量輛，這樣的船進不了東南極，因為東南極是冰雪比較厲害，這個在暴風雪的時候，在這個浮冰當中會撞啊，會把你的床給船撞壞了，禁不住這個，不具備航海能力這個條件，不具備去東南極深入冰雪天氣。”

　　劉小漢：“很多國家都在攻擊我們。説中國在這兒建站，不是為了科學。如果為了科學他就不應該到那兒建站，他應該在南極大陸去建站。”

　　郭琨：“《南極條約》是1959年簽訂的，1961年生效的，當時定是有效期30年。到30年以後要進行修改，如果在會議上有人提出來要修改，我們當時考慮呢，如果我們一個長城站而且又在南極圈以外，在這個修改和國際南極會議上中國人發言不硬，那人家到時候説你這南極大陸上你們都沒有去過，你這了解多少，你發言不硬，所以必須要在南極有一個站，南極圈以內有一個站。所以當時向中央請示建第二個站就中山站。”

　　1988年11月，郭琨再次率隊前往南極圈內的東南極建立中國的第二個科學考察站──中山站。此次同行的還有一個攝製組，其中包括當時身為演員和攝像的張國立。

　　張國立：“那次我們正好趕上要拍個片子，叫《長城向南延伸》。就是拍這麼一個，實際上是反應第一次中國考察的事，那種艱苦的這麼一個片子。實際上是一個立志的片子，就是給大家看，中國人也可以去南極，也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個考察站。

　　我當時看到一些紀錄片，我們看到紀錄片以後，我們覺得特別的美，我覺得。那麼藍的天，那麼白的冰，全都是冰，企鵝、海鷗、海豹，只有這三種動物，就覺得非常的美，而且看來大量的一些數字的提供，知道那個地方，我們去的那個地方基本是真的是沒有中國人走過，所以就有一種衝動，就特別想去。就覺得，當時當然也説了危險，甚至也簽了生死合約，但是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一定得去，就是死在那都是值得，就是那麼好的一塊凈土，就是死在那是我們的福分，實際上是把那給污染了，就是這種感覺，你知道嗎？所以就覺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這一次，科考隊乘坐的極地號是從挪威買來的舊抗冰船，它可以在浮冰區航行，但是它依然沒有破冰能力。

　　張國立：“但是它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破冰船，它就叫‘抗冰船’。就是它的船頭能夠承受的冰的厚度，其實也就是一米左右。就是一米左右的冰的話，這個船開上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到了南極以後發現那裏沒有一米的冰，都在兩、三米左右的，所以船是根本就開不動的。所以當時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其實非常非常的，那一年特別特別多的故事，就是首先你要能讓大家能夠了解，因為科學考察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每一個科學家和他的科學的項目都需要一個專家來做這件事情。而這個船隻能上這麼多人，比如説上了我們10個這樣的新聞組，加上新華社的、中央電視臺的和新聞電影製片廠的10個人，這10個人一個新聞組的話，這10個人實際上是佔了10個科考人員的名額。所以他們有很多人，剛開始不是很喜歡，就説我們是科學考察，來這麼多這樣的人幹什麼？佔了我們的名額。但後來我們真是已經成了生死之交。”

　　1989年1月14日，陸地出現在大家的眼前，隊員們都非常興奮。開始準備拋錨，卸貨。就在此時，意外發生了。

　　張國立：“我記得特別清楚，是這個手，左側船的左舷突然就冒出一個真的是比籃球場都大的冰山就起來了，那個冰茬子和和那個海水一下子就整個上船上來了。”

　　郭琨：“一開始冰崩的時候，冰崩就像原子彈爆炸一樣，那個水柱冰消噴到空中一百多米，幾十米的那個浪高，30米的浪花旋轉著那個冰，小冰山翻滾著奔船就過來了，當時這個船晃晃噹噹，連碰的船舷全晃動呀，非常危險。”

　　郭琨：“當第三次冰崩的時候，有一個大的冰山落在水面上有幾十米高，在它底下將近有三分之二就奔著船就過來了。我們當時心裏就想完了，一撞到這個船肯定是船毀人亡。”

　　張國立：“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甚至比一個籃球場或者比一個足球場都大的冰山，直接衝著這個船就過來了。這個要是直接碰到那個船底下，或者是還有一些就直接更可怕的，如果它推你倒還不可怕，它頂多就是把船給推傷了，或者推裂了，但是最可怕就是如果它沿著冰層底下再走這些冰山，但是它這個由於浮力，它會往上衝的時候，正好要是衝到你的船底下的話，那你這個船會整個的托起來，然後再給你扔到海裏頭去。”

　　郭琨：“ 有時候説起來天方夜譚，有時候説起來中國人有福氣，有好命運，這個大冰山距離這個船幾米遠的時候，它停住了這個冰山。沒有靠近那船，那小的冰山嘩的過來了，為什麼？它底下擱淺了。”

　　這次冰崩徹底擋住了極地號的去路。400米外的陸地，突然顯得遙不可及。

　　張國立：“當時我們記得好像是，反正冰崩以後，澳大利亞的、蘇聯的、還有美國的、還有日本的，他們都在空中盤旋，都告訴説，你這條船已經是不可能再出來了，幾年都不可能了，所以你們趕緊撤退並且因為沒有住地，並且這些科學考察員都給騰出地方來説，我們這可以接納你們多少人，我們這可以接納你們多少人。”

　　郭琨：“這個船的周圍幾百米全都是厚厚的冰和冰山，那你要想出去非常困難，就已經長遠打算在這兒越冬，沒辦法，改給兩頓飯，節約用水，船上人員越少越好，遷到中山站站址上頭去，用直升飛機把一些帳篷都拉上去，一部分人員。”

　　張國立：“目的很清楚，就是説船員留下，船在我還在，我船沒有壞的時候，我船長沒有發命令，棄船的時候你們不能走。新聞組要留下來，就是你們要拍攝周邊的這些狀況，如果這條船發生意外的時候，你們要第一件事，要把你們拍的這些帶子或者機器給我扔到直升飛機上去，直升飛機趕緊起飛，因為將來可以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代，我們的總指揮講就是做一個交代，要不然我帶著這麼多人出來，我沒有完成黨中央交給我的任務，我這條船還沉了我怎麼交代啊？”

　　張國立：“拍攝的時候，也是每天你就覺得這個時候，大家在議論的時候就説，隨時我們可能都死了，但是咱們也是在一起度過了一段時光，死就死了，也沒有説誰害怕。聽著船被擠壓的，那個鋼板幾乎被擠裂的那種聲音，你每時每刻你也睡不著，你不可能睡得著，因為它實在太恐怖了那個聲音，就是船被那個冰山擠的那種聲音，你怎麼睡得著覺，所以我們都在船板甲板上面，都拿著機器，都開著機器隨時拍，隨時拍攝，所以後來很多資料都我們來拍的。”

　　張國立：“開始一想我要死了，要死了後來我還是一想，我要是掉到冰裏頭，被冰擠死了那種感覺、凍死了那種感覺，我都挺害怕的，我就不想了。後來我一想反正的我們那些設備箱子，都已經放到直升飛機了，我就拍了一張照片，我就説我去船尾去拍一張國旗的照片。這可能是我最後的一張照片，這照片我後來留下來了，拍完了，我就把照相機就放到那個，照相機沒有，就把那個膠卷放到那個設備箱子裏了。因為設備箱子要放到直升飛機上，你要萬一走了，我們磁帶都放在直升飛機了。就是拍跑一盤，你放直升飛機上一盤，直升飛機幾乎都是在那旋轉的，只要有事，它趕緊就飛。”

　　張國立：“所以我們的船真正的撤退那時候，我們的科學家們和我們岸上的人，實際上他們是，就是從他們撤到岸上那一天起，幾乎都沒有人睡覺，就是每天都在看著這個船，看著這個冰山的變化，希望能夠。也許是這些人心誠的原因，感動了老天了，也許是這樣。就是天天他們都看著，每時每刻就這麼看著。”

　　郭琨每天都會坐直升機觀察冰情。第7天，他們發現在極地號左邊奇跡般的出現了一條冰隙。

　　郭琨：“因為冰山大小不一樣，走的速度不一樣，所以拉開了一個豁口。就利用這一天抓緊這個時機衝出去，所以那個時候一衝出河口的時候大家都歡騰起來了，叫勝利大逃亡。”

　　極地號脫險後兩個小時，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一直到中山站建成撤離時也一直沒有再打開。

　　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建成，部分隊員當年即留下越冬。

　　2004年12月12日，中國冰蓋考察隊從中山站出發向南極冰蓋最高點進發。

    （CCTV《紀事》欄目供稿）

責編：戴昕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