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年鰻魚的消費量巨大，被稱為“水中人參”，它富含DHA，維生素E及膠原蛋白。日本是鰻魚消費大國，由於存在著巨大市場，因此，天然鰻苗身份貴如黃金。

　　每年到了鰻苗成熟季節，在中國長江口都有大量的漁民來捕撈鰻苗，甚至因此發生過流血衝突。由於無節制大量捕撈，鰻苗的數量急劇減少，在五、六十年代，一艘漁船每天可能捕撈幾公斤，而現在只能捕到幾百條。

　　出海調查是他們最初的工作，看似平靜的大海有時會威脅人的生命。

　　陳惠彬：大海非常美，大海非常奧妙，大海也非常無情，我在跟海洋打交道這些年裏頭，在海上碰過好幾次，很危險的海浪，我們有一次都灰心了，都講，每個人都報銷了，因為浪很大，船的機器壞了，船也不是很大的，那麼每個人都寫下遺言，都裝在一個瓶子裏，塞上蓋，放漂流，因為這個瓶子在海上，它是會漂的，總會漂流到靠岸的。

　　那麼當時就失去信心了，就覺得我們回不去了，另外在海上這個暴曬，太陽很厲害，又是海水很鹹，曬得我們幾乎都像剛果比亞讚的黑人了，只剩下兩個眼睛是亮的，都很黑，脫皮，一層再一層地脫，脫得這個手都不能碰手了，就很疼的，另外海水再一鹵，在甲板操作的時候，海水再一澆一鹵，那樣的滋味，大家好像覺得大概是，他們比喻的和中美渣滓洞的刑罰也差別不大。

　　我有一次在調查的時候，掉下去好幾次，喝了鹹海水太多，就沒聲音了，上船給大家講的是啞語了，比劃了，那麼像這種時候，對我們做海洋工作的人，家常便飯。

　　很快陳惠彬的研究就有了突破，她成功地繁殖了大量鰻苗。

　　陳惠彬：結果，我第一年就繁殖幾十萬苗來，在世界研究這個的歷史，是沒有的，你根本沒搞過，你第一年根本，根本就搞不出什麼來。

　　但是，很快陳惠彬就意識到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陳惠彬：孵化出苗以後，它在三天內成活，第四天就死得一條都沒有了，連死屍都看不見。有一次，非常笑話，就是繁殖很多，部裏非常高興，就來看，他們司長啊統統就過來，那麼前一個鐘頭滿滿幾十萬苗，到處都是，我就去車站接他們一下，回來，一個鐘頭，就是它那個關鍵點，第一個死亡高峰關鍵點，一下他們幾個司長一到，連死屍都沒有，水就光光了，我一見著，我也傻了，前幾個鐘頭滿滿的苗，怎麼突然都沒有了呢，我們的司長説，陳惠彬你搞什麼鬼名堂，我們浩浩蕩蕩來看你幾盆水。當時我就哭了，我説，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奧妙到這樣的程度，這才知道，這個題的難度，不是一般難，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大科學家，終身的奉獻都沒有結果，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在遭遇了這個挫折後，陳惠彬開始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陳惠彬：我也從這回開始，就扔掉原來那個技術路線，就知道這個技術，要用一些很新的，高新技術，扔掉原來的技術往前走。那麼在1988年以前，就是1985和1988這一段，進展得很快，但1988年以後，就很困難，所以一開始走入市場經濟了，搞我們這基礎研究的沒有獎金。這個科研經費，儘管部裏算提供不少，但是當時是很守法了，不會把科研經費拿去發獎金。

　　面對屢次的失敗，對與這樣一個短時間內不可能成功的研究課題，許多人堅持不下去了，他們離開了課題組。隨後的幾年裏，陳惠彬便成了一名“孤獨的長跑者”，為了節約經費，她儘量自己做一切，但這給她帶來了危險，一天晚上加班時，魚池發生了洩露。

　　陳惠彬：那麼就是這個高海水，海水是很好的導電體，那地上都是海水，整個屋裏都是，成了導電的。我晚上也是，吃了晚飯，查查資料以後，十一點多鐘又進試驗室。這腳一進去，整個中電，就是整個裏頭都是高電場，一下子，這個中電非常地有勁，電流很強，啪，就把我打出去了，這個人就倒退好幾步，這就離開電場了，只要是前後腳快點，兩隻腳同時進去，這個人就完了。啊，那次也是，簡直人也是嚇得已經很那樣，我的那次還是兩個人，我的助手跟著我，我啪打出來，把她推倒出去，兩條命就在裏頭，後來，我就很重視自己這個，你看現在，所有電什麼的我都懂，就得學這個，自己都得懂，都得去處理。

　　在長時間沒有進展的狀態中，日子一天天過去了，研究鰻魚，使她失去了許多其他短期內可以成功的項目。在這段時間裏卻發生了一個令她一生難以平復傷痛的事件，照片中的男孩是她的兒子，她不願意在對我們提起孩子的名字。在兒子十一歲時，有一天，陳惠彬忙於做實驗，而把兒子趕到了街上，結果兒子在玩耍中被一輛拖拉機從身上碾過，有人通知了陳惠彬，當她趕到現場時，無法相信，路邊地上殘缺的小身體，就是剛剛還活蹦亂跳的兒子。

　　人們擔心陳惠彬會經受不了這個打擊，沒有人再敢在她面前提到鰻魚，為了緩解陳惠彬的傷痛，研究所派她去國外，參觀交流。希望以此來分散她的注意力，漸漸大家看到她臉上又出現了笑容。

　　從此以後，工作更加成為陳惠彬解脫自己痛苦的方式。她可以連續十幾個小時，一直觀察顯微鏡，終於陳惠彬發現了鰻魚苗是通過感覺丘的邊毛與外界交換營養的，她發現水體微弱的異常振動，全導致鰻魚苗高速逃竄，繼而引起鰻苗的突發性死亡，國際上寄予這個發現高度評價，認為這可能是最終解決人工繁殖鰻苗課題的鑰匙。

　　由於科研經費的日趨緊張，陳惠彬和她的科研小組不得不從事一些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經濟效益的項目，但是以知識去掙錢，使陳惠彬很不習慣。

　　陳惠彬：我們倆最大的衝突，因為陳所長是一個學者，她對經濟問題呢，就是不太，不太內行吧，所以説，她培育出的苗子，和這個苗種，都是無償的，提供給漁民，我對這個事兒，就覺得不合適，我們應當收一點費用，一個是呢，改善一下我們職工的生活，再一個呢，為我們實驗站呢，可以增加一點收入。

　　陳所長：這個搞市場，一，你就是得準，得狠，得抓機遇，我嘛，就是一直帶著知識分子，這個應該説知識分子，也算優點也算缺點，是比較清高的，不願意做，好像什麼事都往錢看，這種意識是相當濃的。

　　陳惠彬：有一次，就是為這個賣苗吧，賣苗呢，有一個老漁民來買我們的蝦苗，買苗講好了，就是多少錢，我們按照成本價格，收他點費用的，到最後他就給我們錢的時候吧，就缺一部分錢，就欠一部分吧，欠一部分錢，我就不讓他走，就説，你不交出錢來就不讓走，我就把這個人給扣下了，扣下了不讓他走，這個人呢，就是育苗等了一段吧，後來所長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後，就批評我。

　　陳所長：當時我心裏就覺著，老百姓嘛，搞生産是很不容易的，再説，新品種讓他先養起來，發展起來，如果他發展好了以後，他會一直來買我們的苗種，因為你搞這個生産嘛，搞這個市場經濟，也得放長遠，不能只看到鼻子尖底下的利益，他當時堅決不讓走，我就很火了。

　　陳惠彬：當時我講，我説你既然這樣幹，那我就沒法幹了，我這個站長，就沒有錢收，賣了苗又收不回來錢，那我再怎麼幹呢，我就不幹了，我就辭職不幹了，我就當時説，你願意找誰找誰去，我是不幹了。

　　這場爭論最終以陳惠彬讓步結束，用研究鰻魚的經驗來搞淡水魚優良品種繁殖，對陳惠彬來説易如反掌，他們培養的羅非魚的雄性比例，高達95％以上，成為市場上的暢銷品種。但是，很快又發生了另一個問題，由於人口急劇膨脹，房地産開發熱在城市中漫延，有人看中了陳惠彬的魚類繁殖場。

　　陳惠彬：尼羅羅非的良種廠，擱在這兒，因為它有地方，尼羅羅非的良種，這個良種是從美國歐本大學，給中國的只有給到這兒，給中國的東西只有給到這兒。因為當時搞良種繁育，整個這兒一片，這兒到那兒全部都是，當時你走是不是因為這個房地産的事，絕對是，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為當時都搞房地産不搞研究，我一個國家授權的專家，你不能轉行搞房地産，就是這個樣，所以我當時，我就走，就出去。

　　對於某些人來説，房地産開發勝過了一切，良種羅非魚慘遭厄運，推土機剷平了一切，僅僅一年多，一個現代化小區就建成了，研究所得到了實惠，但陳惠彬離開了。

　　經陳惠彬多方奔走，政府在市郊一片水塘澇洼地，給了她一塊地，在這裡，她又蓋起了一個新的鰻魚研究試驗室。

　　陳惠彬：這個鰻鱺有個習性，都是鑽在瓦洞裏頭，鑽在瓦洞裏頭，二十條、三十條它鑽在洞裏頭，那麼我每天晚上，進到那個試驗車間，都很幽暗的，因為它怕光線，幽暗，那麼開了燈，這個鰻鱺，每一條的頭都在洞口，它到晚上的時候，兩個眼睛是綠的，幾十條鰻鱺都對著我看，跟我對視，那時候，有時是很毛骨悚然的。它的眼睛到晚上有點像那個，烏龜的那個眼睛綠的，那麼幾十條都擠在那個罐裏頭，跟你對視，眼睛都衝著你，瞪著你，我想它們恨我，因為我老，十天一打針，一天折騰，一天解剖，一天取這個，我覺得它們非常恨我，我又跟它感情很深，我又應該説，我有很複雜的感情，就是它消耗了世界上，這麼多科學家的精力，自己還完成不了這個課題，所以應該説，我也恨它，但是我又跟它自始至終，解不開的緣，終身跟它為伴、終身與它為伍，所以我從來不吃，我看著別人吃得很美，我也不會吃它。

　　把鰻魚的人工繁殖研究，當作自己終身的事業的陳惠彬，並沒有期望去摘取生物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已經耗費了世界上兩代科學家生命的難題，還需要有人堅持做下去，對此，陳惠彬很高興自己成為這場接力賽中的一分子。（CCTV-10《人物》欄目供稿）

　　陳惠彬簡歷

　　1941年2月生，福建廈門人,漢族。1988年加入九三學社。現任九三學社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天津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天津市科技大學海洋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天津市海洋生物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第十一屆天津市政協常委。天津市科協常委。

　　1956年至1959年就讀于福建集美水産學校。1959年至1979年任河北邯鄲地區水産局技術員。1979年至1990年曆任河北省水産研究所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副所長。1990年至1995年任天津市水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1995年至今曆任天津市水産生物中心主任、研究員，天津市國際海洋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天津市科技大學海洋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天津市海洋生物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曾任九三學社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天津市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天津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九屆天津市政協委員，第十屆天津市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