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錫夔1926年9月生於上海，家境富裕。他的父親是杭州的富商，人稱“蔣半城”。“杭州的花巷觀魚，有名吧，解放前都是蔣家的!”蔣錫夔的同事們給我們介紹情況時，是這麼説的。

　　而在一篇蔣錫夔自述的文章中，他説，小時候他在上海工部局新閘路小學，到四年級時，就讀了很多小説，其中包括《三國》、《岳飛傳》、《西遊記》和《水滸傳》等。初中在華童公學讀書，經常與表哥一起在家中的小實驗室裏做化學實驗。有一次，根據雜誌上的介紹，他們將氫和氧混合，差點炸了手指頭。高中時代，他在聖約翰大學附中時，對生物學産生了強烈興趣。

　　1947年蔣錫夔獲得上海聖約翰大學特等榮譽理學士學位，第二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52年，他在美國凱勞格公司從事科研工作，發現了一種有用的有機反應，從而合成了一種新的氟化合物。1955年，他毅然回國參加建設。

　　1957年，作為國學大師馬一浮的弟子與朋友，蔣錫夔的父親將馬老接到杭州家中同住，並在此籌建智林圖書館。當年，周恩來總理陪同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親臨蔣莊拜訪馬一浮。總理對學者的尊重深深印在了剛回國不久的蔣錫夔的心裏。他安心投入到國防急需的絕密軍工項目氟橡膠、氟塑料的研究工作，而暫時放棄了原來從事的基礎研究工作。1978年，他又響應號召，把科研的重心轉回到基礎研究上來，創立了中國科學院第一個有機物理實驗室。

　　蔣錫夔被人戲稱為“甩手掌櫃”，家中的柴米油鹽從不過問，甚至連家中有多少錢也不清楚。這種不問“錢”程的風格也被他帶到了科研中，蔣錫夔説：“我為何能在科研上取得尚有些學術價值的成果？我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實現我的夢、我的理想。在選題時，我自作主張，沒有受任何聯絡生産或經濟效益的束縛。”

　　他説，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好奇、愛美，這也是基礎科學的動力所在。如果強調基礎研究必須與應用或經濟效益聯絡起來，是非常短見的。人們追求真善美的本能，使得基礎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它創新的科學概念或方法如能用於其他

　　學科或領域，就能産生實際應用。重視基礎研究，重視研究的深度和普遍性，就能自然且遊刃有餘地推向應用。事實上，科學百年曆史也説明，幾乎所有産生最大的經濟效益、在生産和科技領域最實用的科學和方法，開始時都是純科學的發現，只有離開了短期、直接應用的目的的束縛，才能去做最重要、最根本的探索和研究。不能一做研究就得聯絡穿衣吃飯。基礎研究有其本身獨立存在的價值，生産不能作為動力。真正的動力就是好奇心，這是中外科學界公認的。

　　蔣院士舉例説：“現在去醫院看病，經常把人送到核磁共振儀中檢查一番。1955年，我在美國，一個學醫的朋友拿來一本雜誌，其中第一次提到了核磁共振的原理，什麼用處都看不出來。”

　　沒用的研究一做就是20多年，到今年修得了“正果”。這與項目&&人蔣院士個人的治學精神是分不開的。他一生堅持追求科學的真善美，反對將基礎科學與穿衣吃飯聯絡起來。認準了方向不動搖，“不是為了得獎，也不是為了寫論文，只為了科學家的好奇心”，77歲的蔣錫夔認真地説。程津培院士指出，不為浮躁所動，瞄準學科前沿，做系統紮實的研究工作，是這個項目獲獎的重要基礎。得獎後，蔣院士説：“我佔了一個大便宜，怎樣搞，做什麼，沒有人告訴我，自己選題。”

　　“有機整體”的科學思想方法，貫穿他一生的科研

　　能在科研上做出成就的科學家，都有著特立獨行的思想。蔣錫夔的經驗之談，除了上文提到的不唯實用的目標外，他還在工作中，一直大膽運用“有機整體”的科學思想方法。

　　談到“有機整體”方法，蔣錫夔將之歸結為“有機整體、動態多因素分析”法。蔣院士解釋説，打個最簡單的比方，決定一個人健康的因素，絕不只是他的肝、或肺、或心、或胃、或大腦，或某一豆般大的內分泌腺體，沒有哪一個是主要因素，而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文革”中，他的這一思想與“抓主要矛盾”的主流意識形態不符，因而受到批判，但他堅持己見，決不悔改。

　　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期間，他學習有機化學的同時，還讀了一些哲學和歷史的書籍，如杜威的《如何思想》，H.G.Wells的《歷史大綱》，Durant的《哲學大綱》等，對形成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一思想運用在實踐中，蔣院士強調看文獻和做實驗，一樣都不可偏廢。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計國楨與他共同完成獲獎項目，他引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説，一個課題組裏有不同的人，有指兔子的，有打兔子的，有撿兔子的。蔣錫夔先生每天查看大量的文獻資料，總能不斷提出新的想法，是指兔子的人，其他人有的設計實驗，有的做實驗，是打兔子和撿兔子的人，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使課題組成為一個完善的梯隊。“回顧這數十年的科研生涯，我覺得做一個純基礎研究的學科&&人，就像一個在戰場上指揮的智勇雙全的團長。他在努力攻打當前目標堡壘的同時，還需高瞻遠矚，尋找遠處更重要的目標。”蔣錫夔院士説。

　　蔣錫夔教弟子，最喜歡用一個字：敢。不盲信權威，敢於創新，敢於堅持科學的真理，敢於自我否定。“如果我早一點回國，準是右派”，蔣錫夔説。

　　蔣院士已經77歲了，這兩年頸椎疾病嚴重影響到他的行走，腳步變得遲緩而艱難。但老人臉上的堅毅依舊清晰：“我們決不能説：‘這條定律是正確的，因為它是愛因斯坦説的。’我們只能説：‘愛因斯坦所説的這條定律是正確的，因為它已被某某、某某等科學家的實驗所證明’。”

　　以德為先，良好的人際關係成為科研工作的支撐

　　“還有，我一生品性寬厚，能先看到別人的優點，這數十年的人際關係也大大支持了我的科研工作。”這是蔣院士總結半個世紀的科研工作中，取得的又一條經驗。

　　在20多年間，參加過蔣院士課題組研究工作的共有54人，其中研究員、教授9人，副研究員、副教授8人，這個課題共培養出碩士16名，博士15名，博士後6名。國家科技獎勵委員會秘書長、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院士説，蔣錫夔院士領導的課題組之所以能堅持在科技的最前沿上探索，幾十年持之以恒，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團隊很團結。

　　團結的團隊取決於一個“善”的領頭人。蔣錫夔院士説：“對於善惡，我有一個幾十年未變的操作概念：客觀地説，絕對無私的人是極少的，一般人都有私心和個人的願望。但好人不因自己私利而損害集體或他人的利益，這是對一個好人的最起碼的要求。一個更好的人還會積極主動地做有利於集體和他人的事。”從上世紀70年代初就與蔣錫夔合作的計國楨説，他從沒有和蔣老吵過嘴。蔣院士做人以德為本，在怎樣做人方面以身作則，使課題組的人終身受益。

　　而他的思想，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已形成。他家是回族，從小就受到家庭中伊斯蘭教的影響。他的父親還以孔子的教導和傳統的道德概念為根本，同時也很器重佛學。後來他所念的高中又是基督教的學校。因此他同時尊重幾種宗教，從中感染到善良的東西，從小便有強烈、深厚的道德概念。“我自覺內心充滿浩然正氣。我做真人，説真話。連批評也是想到就説，從不背後説人。”

　　每年，從世界各地，蔣先生的弟子們都會寄來賀卡，挂滿一面墻。一位學生深情寫道：先生所授治學之道，一生受用；先生所立做人品行，一生銘記。

　　蔣錫夔借用德沃夏克《新世界交響曲》旋律，自己編了首歌：

　　在那遙遠的天邊有一顆明亮的星它是我的理想永遠照著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