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總結裏了科學界學術腐敗的七大怪現狀,偽造學歷經歷、抹煞別人成果、篡改數據、偽造成果、抄襲其他人成果,為商業廣告做不符實際的宣傳,他用羸弱之軀,奔走于京滬各研究生院,呼號于各大媒體,為此這位一生務實嚴謹的老科學家被評為新聞人物。
主持人:您説您一生做學問做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努力追求科學真理,避免追求新聞效應,但是最近幾年,我們卻常在媒體上看到您的名字,而這些和您的研究成果沒有關係,難道這和您一貫的主張是一致的嗎?
鄒承魯:我現在之所以有時候在報上出現,我想是主要是為了宣傳。不是宣傳我的科學上的成果,這個我不希望他們宣傳,他們也沒有宣傳,我是希望能夠宣傳我對科學道德的看法,這個我倒希望他能多講,因為我覺得這個風氣太不令人滿意了。
主持人:所以最近這些年,你發表了很多文章多都是有關科學道德的,但是其實你最早起初這個觀念的時候1981年,而那個時候正是我們所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也就是説您正好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科研當中,在那麼早的時候就提出科研道德,而那個時候就是不道德現象還不明確,你怎麼會這麼敏感了。
鄒承魯:已經有了,並且是沒有得到影響得到的處理吧,所以我才約了幾位那時候叫學位委員一塊兒寫了這麼一篇文章。
主持人:81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天過去了,但您過去的擔憂現在可以説是愈演愈烈,怎麼來遏制這種嚴重的現象呢?
鄒承魯:我想首先一點要增加透明度,有什麼事不要捂著,這些現象揭發,不是我們自個兒的曝光,而是靠網上,沒法捂他,大家就知道了,我們應該自己增加透明度,不要去封殺這些網站,讓它説,説了之後我們採取相應的措施這樣漸漸就會好,這個現象你説完全絕跡一點都沒有也不可能,人家科學發達的國家這種事也是有的,但是他們都暴光。
主持人:也就是説您覺得輿論的監督是很重要的。
鄒承魯: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美國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出了一個醜聞,出了醜聞之後,報上照樣登,報上照樣登了之後呢,使這位先生不得不辭去他擔任的大學職務,我們現在大學校長也有幹這種事的,但是我沒看見他辭去大學校長職務。
主持人: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您這個呼籲不是説非常突出很明顯。
鄒承魯:是我覺得很遺憾,所以現在人家要報道我我一般不拒絕,我希望在這借你們這個場合多少做一點這方面的宣傳。
主持人:那地覺得除了輿論監督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遏制這種現象的發展嗎?
鄒承魯:那麼這個要靠教育了,要在學校裏講起,所以學校的導師如果自個兒這麼幹的話,那這個後果就太嚴重了,特別是大學校長這麼幹,真是無法想象。
主持人:為什麼科學腐敗的現象愈演愈烈有這種瀰漫之勢呢?
鄒承魯:弄虛作假的有他有利可圖,而從我們整個國家的管理來説吧,缺乏透明度,弄虛作假的人可以逃脫懲罰,而老老實實工作的人得不到獎勵,這樣子自然就會愈演愈烈,假使能夠增加透明度,幹壞事的讓大家都知道,那麼這樣子他即使得不到處分,至少得到輿論的譴責。
主持人:那假如説這種現象不能得到及時的遏制,將來的後果會是怎麼樣的?
鄒承魯:後果很嚴重,將來變成好好做工作的得不到支持,而這些靠剽竊、靠作假的人把我們過程的資源都佔掉,那麼我們過程的科學就會越來越糟。
主持人:直接影響到國家科學的發展。
鄒承魯:影響到國家科學的前途。
主持人:最近我們在網上看到核算風波、包括三大基因庫的炒作,以及這個人體器官克隆,你可以説連續打了三個戰役你能談談這些事嗎?
鄒承魯:這些其實還是次要的,商業炒作其實其是次要的,要是真正嚴格説起來的話,事情就多了,要説這種事還要從水變油説起,水變油這個事有十多年了吧,最早我是在報上看見,後來呢有一個知名大學十位教授有一封信有一個材料寄給我了,就是説他們親眼目睹了水變油的實驗,那麼這個材料我覺得很可笑,看過我就丟到字紙簍裏,後來報上繼續炒作,我就後悔當初不該把這個材料丟在廢紙簍裏應該把它保存起來,現在把它揭發出來,給大家看看,看看這些指明大學的指明教授,怎麼樣對待這種商業炒作的,十價教授裏頭還有一個化學教授,一個教授能夠昧著自己科學的良心來説這種事,為商業做這種炒作,這真是,科學道德不知道到哪兒去了。
主持人:沒有尊重這個科學事實,對我們老百姓來説,直接造成最大危害是什麼?
鄒承魯:對老百姓來講就是一些健康廣告了,像核酸營養什麼的,老百姓就上當去買去吃,吃了沒用是小事,也有少數可能會吃壞了,因為核酸這東西不是人人能吃的,有一種痛風病,痛風病人就不能吃核酸,不能多吃,吃了就會加劇他的痛風病,你不做這些宣傳,不做這些説明,光是做正面的宣傳,這些人就會吃壞了,對人民的健康有影響。
主持人:但是老百姓卻花了很多金錢買這些東西。
鄒承魯:我還跟另外幾位院士,包括何祚庥、王大珩還反對過頻譜儀。它起的作用跟紅外燈照是一樣的,可是它加上一個頻譜儀,加上一個好聽的名字,賣得要買紅外燈要貴很多。
主持人:看來像這樣的現象很多。但是為什麼,站出來説這種事的科學家會卻很少呢?
鄒承魯:哎呀,這個是兩方面的問題,一個科學家不願意花這個時間,第二個可能是,就是他説了,媒體給不給他登也是一個問題,這個責任其實不應該落在科學家頭上,應該落在行政部門的頭上。
主持人:一個人得罪人的時候,如果是為自己的利益那是一回事,但如果説他是為了一種精神,像您是為了科學道德去得罪人,那麼反過來當您面對別人對您的反擊的時候這個時候…
鄒承魯:他們不過是説説而已,這個過去有就算了,不去理他就完了,但是呢,我現在年紀大了,我自個兒在物質上要求也沒有什麼了,該選的該當的也當了選了上了,我當院士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可是呢,有些人因為是我得罪過的人,拿我沒辦法,就把氣撒在我的學生體上,他們還年輕,他們要申請基金,要申請研究經費,這些都要通過人評的,這時候他們就常常跟我抱怨,説你少説點吧,客氣一點吧,要不然他們氣都撒在我們頭上了。
主持人:那你聽到這個話的時候,你怎麼想呢?
鄒承魯:哎,怎麼辦呢,我説我也不願意得罪這些人,可是該説的話還得説啊,還好我這些學生都挺理解的。我覺得對國家科學的健康發展也許還有點好處,能夠起來道路一些作用就好,哪怕一些已經在這個路上走了很遠,不會回頭,但對於年輕人來進,使他們將來能夠看清楚這些事,自個兒不做這個事,那我就達到目的了。
這座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已連續十年被評為A級國家重點實驗室,沒有氣派的自動大門,沒有花崗岩的墻面和大理石的門柱,但是在他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員中,但有五位中科院院士,八位研究員,作為實驗室首任主任的鄒承魯始終強調,這裡是科學的前沿來不得半點虛假。
主持人:您在提倡科學精神反對學生腐敗的同時,我注意到,聽在政協會議上還有很多公開的場合,一直大聲呼籲中國教育改革的問題這麼説你也是看到他兩者之間的一種聯絡。
鄒承魯:對。
主持人:您把這些學術腐敗和教育聯絡在一起,是不是您覺得他能起到治本的作用?
鄒承魯:應該是這樣,我就想從上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對我一生的影響,對其他人也應該類似之處,要在學校裏沒有養成這種習慣,以後大了自然會不重視這些事情。
主持人:您提出過教育界的兩個最大的弊端,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是灌輸式的教育,不提倡這種獨立思考精神。
鄒承魯:現在在學校裏頭比較少給學生自己發揮的這個機會,就是怎麼教怎麼記,怎麼背怎麼考,升學就看考得好不好,換句話就是看背得好不好,沒有自己發揮自己獨立思考的這個機會,也沒有這種考驗,不但在科研上,在所有的東西上要創新,對創新這種這完全是背道而馳,假使老是這樣下去的話,我們的創新精神永遠談不到。
主持人:而所謂一個科學家來説,這種獨立思考可能是最重要的。
鄒承魯:獨立思考最重要的,敢於懷疑前人所説的一切,當然不是隨便懷疑要有根據。他(李四光),也是十分敬業我知道,反正我活著我這個屋子我還得管管,哪天我不在了,我女兒會不會管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他們兩個孩子(外孫)上大學之後,我女兒回來跟我在一塊兒,最後幾年我能夠跟她在一塊兒。
當年鄒承魯的老伴在世的時候,他們在家裏相對而坐,各自面前都放著一台電話,工作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都看不見,這對夫婦相處的時間多半是這樣度過的,老伴去世後鄒承魯就把自己的工作地點搬到了生化辦公室,現在陪伴他的是遠在美國的女兒和外孫的照片,還有實驗室的學生們,當然還有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生物大分子的研究工作。鄒承魯在回顧自己50年的科研工作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結束語,我自己確信如果我有再生活一次的機會,我仍然進選擇科學研究作為我們的終生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