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子]沈榮駿：風險決策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23日 13:41)
CCTV.com消息(東方之子)：
20世紀60年代他一手創建了中國航天測控網。
沈榮駿：我們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如果有，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出了以後，我們在座的都沒法交代。
20世紀80年代他指揮完成了中國第一顆商業衛星發射。
沈榮駿：天助我也。
2003年10月16日他欣慰地看到了中國載人航天夢想的實現。
沈榮駿
1936年生於安徽合肥
1953年考入軍委測繪學院
1985年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
神舟一號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
1990被授予中將軍銜
10月11日，裝載著神舟五號飛船的火箭從總裝車間轉場到發射架。看到承載著幾代航天人希望和夢想的火箭出場，沈榮駿很興奮，對火箭的每一處細節他都如數家珍。雖然沈榮駿現在已退居二線，但是每一次發射前，他都要親臨現場，關注發射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現場紀實：一旦如果説是出故障，就先把前面那個點著，那個尖上的，點著以後呼的一下，就把飛船先拖出去，拖出去以後，我們逃逸，這個火箭就是和別的最大的區別，和普通的火箭最大的區別，它有個逃逸塔。
同期聲：今天你們的氣象預報，我覺得是做得非常漂亮的一個氣象預報。
這個螺絲一擰緊就受力了，發射的時候它有沒有變形啊？
沒有變形。
就是這個三格翼這個加工，可是費了大勁了？
對。三格翼這個最難的。最難的就是這一塊。我原來要求你們是發射前三天轉場，就是三天就打出去。
張恒：自從神舟一號發射完了以後，您就退居二線了。隨後的每一次發射您都來嗎？
沈榮駿：都來。
張恒：您是不是本人也有一些扯不斷的牽掛？
沈榮駿：那當然了。總是對航天有一段深情，特別是載人航天一開始搞到今天，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看看也還是我的心願吧。
張恒：當初就是神舟一號，決定它發射的前前後後，我想你一定是記憶猶新的？
沈榮駿：可以這麼説整個載人航天的工程，是我們中國航天史上一個最大的、最複雜的一個系統工程。
張恒：最初醞釀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沈榮駿：1996年的下半年。
張恒：當時整個載人航天處在一個什麼狀態？
沈榮駿：都是初樣階段，還處於技術突破的階段。特別是在那個時候，對921工程到底怎麼搞法還是有很多議論的。
張恒：都有些什麼樣的議論？
沈榮駿：有些同志就説了嘛，還是老問題出來了，到底這個921要不要搞下去？另外當時經費也很緊張，因為你想一個工程如果拖一年，可能是最少要多花10來個億（人民幣）。本來就很緊張的經費，你再這麼往下一拖，這錢花的就更多了。而且我也想了，説句老實話，自己沒有把工作搞好，怎麼好意思去問國家要錢啊？對不對？我説如果是這樣的話，這921項目下面怎麼辦？
由於當時國內就要不要繼續上載人航天項目有一些不同意見，因此整個921工程的研製一度處於低潮，當年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沈榮駿同時也肩負921項目副總指揮之責，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的內心非常焦慮。
張恒：1997年那個時候整個飛船的進度大約晚了一年半，而火箭的首飛是定在了1999年。那麼1999年到底打什麼？
沈榮駿：那就意見很多。有的同志説打配重。
張恒：打配重是什麼意思？
沈榮駿：打配重就是説搞一個相當於飛船的外形和重量的這麼一個模擬體。
張恒：那麼它上去有用沒有用呢？
沈榮駿：沒有用。從工程來講是打了一個廢物，沒用的東西。這是一種觀點。甚至還有人説過了是不是乾脆打一個探月的衛星？當時都有這樣的意見，但是當時的進度上來不及。
張恒：當時您的想法呢？
沈榮駿：我當時是考慮因為我們過去在921立項的時候，我們曾經向中央有過承諾，就是首次飛行實驗叫做“爭八保九”。
張恒：這是什麼意思？
沈榮駿：“爭八”就是我們爭取1998年，確保1999年發射。那也就是説，如果我們不打一個飛船上天的話，實際上我們就沒有實現向中央的承諾。我覺得這一點上，作為我們搞航天的人來講，應該是很不甘心的一件事情。既然有了承諾，就應該千方百計得去實現。當時也有些有利的條件。
張恒：哪些有利的條件呢？
沈榮駿：從飛船來講，電性船的測試情況是不錯的。那麼一些關鍵的技術，應該説基本上都突破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第二個方面就是火箭的準備和其他各個系統，包括測控、通訊、發射場、落區、應用系統準備都是來得及的。
張恒：那當時不利的因素是什麼呢？
沈榮駿：當時不利的因素還是在飛船上面。就是因為進度差了一年半，要趕上去，那談何容易啊。就是説完全按照我們正式的飛船趕上這一年半的進度，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想了這麼一個想法，就是能不能考慮搞一個試驗飛船，這個試驗飛船就是要求它能夠準確的入軌，能夠正常的運行，能夠安全的返回。甚至於我還想過就算落的不準，只要落在中國境內，那也是可以通過這樣一個試驗對我們整個921的七大系統做一個全面的考核。
張恒：這個想法是您提出來的？
沈榮駿：這個想法是當時我的一個想法了。那麼後來，我對這個問題就和總師系統，特別是和飛船系統的總師也交換過一些意見。
張恒：他們有什麼想法？
沈榮駿：他們也覺得是個好辦法。但是就是覺得進度上有問題。
張恒：問題在什麼地方？
沈榮駿：他們認為工程的短線是在上海。上海航天局，就是推進艙，推進艙在上海航天局（生産），就是現在的八院。當時進度是趕不上的，困難很多，有些需要做的試驗工作，沒有做完，所以根據這個情況我在1997年的12月30號，和我們機關的同志一起，我們到了上海。
飛船系統推進艙的研製進度，關係到整個發射的成敗。到了上海以後，沈榮駿馬上對上海航天局的生産進度進行了考察，緊接著又和上海航天局的領導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張恒：你對他們説了什麼？
沈榮駿：我是這樣説的，當前就是這麼一個形勢，整個飛船的短線是在你們這裡生産，我也知道你們有些困難，但是從大局上來講，如果1999年不能夠發射，那麼我們整個921工程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且我們就違背了向中央的承諾。我説這是一個大局。
張恒：他們的意見怎麼樣？
沈榮駿：經過大家討論，他們説行吧，我們千方百計，我們一定趕上去，不拖工程的後腿，我説我就要你這句話。
張恒：那麼八院的問題解決了是不是整個（921工程）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呢？
沈榮駿：是的。因為當時的進度，卡就卡在推進艙上了。八院問題只要一解決，其他方面按照預定的計劃是可以完成的。
把試驗飛船當正樣打，沈榮駿當時之所以提出這個大膽的想法，還有另外的考慮，因為921工程急需一場勝利來鼓勁。在上海得到肯定不會耽誤發射週期的承諾後，沈榮駿更加堅定了自己決策的信心。回到北京，他馬上向有關領導作了彙報，指揮部立即組織921七大系統會戰，以加速推進神舟一號研製的整體進度。
張恒：當你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想知道這裡面的風險在什麼地方？
沈榮駿：風險的問題還是技術風險。就是説第一次搞飛船嘛，這麼緊張，只有這麼一點時間，任何一個地方不能有大的反復，如果要出現一點大的反復，這個進度是無法保證的。最大的問題還是技術上的風險，但是這個風險還是非冒不可。
張恒：為什麼？
沈榮駿：因為我們既然有一個預定的目標，我們還是要千方百計得去實現。而所謂的風險，最終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我們克服了存在的問題，我們就成功了。
張恒：如果克服不了呢？
沈榮駿：克服不了頂多是推遲。但是，它絕不會是像過去那樣推一年半，頂多再推半年吧。
張恒：您這麼有數？
沈榮駿：是啊。頂多再推半年，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張恒：當時您想沒想過按照常規來講做地面試驗的飛船，它是不能上天的？
沈榮駿：通常這個火箭呢，如果要加強它的可靠性的話也的確需要打兩三發配重，才能夠增加它的可靠性的。那麼現在我們都已經（取消了）我們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説是沒有先例的。當時也有些專家説了嘛，你們這麼幹，是不是違反科研程序啊？我後來給他們解釋啊，我説我僅僅是簡化，而沒有放鬆任何一點的質量要求，在試驗飛船的研製過程中都是按照正樣的要求嚴格地實施的，不存在違反科研程序的問題。就是説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做一個茶杯子，我也許為了能喝水，我急著要喝水，我就那蓋沒做，我杯子做了，我能用，行了嘛，對不對，然後我在做那個蓋嘛，你總不能説它不是茶杯吧，它還是一個茶杯啊。我試驗飛船也是這樣，我主要的功能都有了，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畢竟飛船也從來沒有上過天呢。
張恒：那麼這些風險，在您真正做出這些決定的時候，您在腦子裏想了多長時間，想過嗎？
沈榮駿：那想過。從開始醞釀這個思想也一年多了，想了一年多了，那不是倉倉促促地提出這麼個東西。
張恒：當最後您要作決定的時候，有沒有想萬一不成你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多麼的重大，想過嗎？
沈榮駿：當然要想。萬一不成，説句不太好聽的話，我是罪魁禍首啊。因為建議是我提的。當然決定是大家決定的，建議是我提的。我會非常地內疚的，等於我出了一個餿主意，對不對，真要是那個局面，真是無顏見江東父老。但是為了事業也不可能老考慮個人的得失。如果考慮個人的得失，我肯定不會提這個意見，那任何風險沒有嘛，大家都平穩地往前走嘛。但是整個航天的發展都是在風險決策當中逐漸逐漸成長壯大起來的。
張恒：這是不是在您的所有的決策經歷當中，最難決策的一次？
沈榮駿：可以這麼説。因為這個系統太複雜了，而且是我們整個過去從來沒做過的一個事情。但是我對我們的這支隊伍，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看來，沈榮駿當年的決策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在當時卻要冒很大風險，從決策把試驗飛船當正樣打到組織實施，留給沈榮駿的時間是以分秒來計算的，那段時間他幾乎泡在現場，而921七大系統他跑的最多的還是飛船系統。
張恒：從做出決定到最後火箭飛船等等都做出來，這之間一共用了多長時間？
沈榮駿：18個月。
張恒：這一年半您的狀態？
沈榮駿：我的狀態兩個字：緊張。心情緊張，工作緊張，一直在擔心，怕它出事。
火箭和飛船雖然都是按預定計劃進入發射場，但在發射前並不是一帆風順。測試階段，恰恰在沈榮駿最擔心的飛船上面，一個重要組件出現了故障。而這時離發射時間僅有45天。
沈榮駿：正好是國慶節期間，我那時候還在北京呢，我那天在測通所，結果接了一個電話，説是前邊有問題。
張恒：聽到這個電話，你的反應？
沈榮駿：他們問我你是在北京定，還是到現場來定？我説我當然得到現場來定。我4號接得電話，5號我就到現場來了。
張恒：你當時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嗎？
沈榮駿：是比較嚴重。
張恒：嚴重到什麼程度，會對未來的發射有什麼影響呢？
沈榮駿：這個核心的部件是關係到成敗的。更換組件的話，要把整個飛船在現場拆開。
張恒：拆開會怎麼樣呢？
沈榮駿：拆之前是有分歧的。如果這個飛船拆開，現場的條件和在總裝場的條件是不完全一樣的。拆開以後，有的同志就説了你拆開以後，萬一要裝不好，或者是裝出問題來，那1999年發射可能就不行了。
張恒：當時你的主張呢？
沈榮駿：我的主張就是一條嘛，飛船質量第一。寧可把困難（問題）留到地面，絕不把問題帶到天上。儘管有些同志他也是從工作出發了，反對拆，拆大底，甚至於都流眼淚了，但是從全局上來講不拆還是不行，所以最後我決定還是拆。
圍繞如何處理這個故障，沈榮駿組織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當時開會的情景。
同期聲：所有的問題要解決到地面，不能説我這個還可以過得去，反正現在我們備份的很多，這個不行我還有那個。既然我們發現了問題不能説是把它留到這兒，那當然有的説留到這兒，留下這個問題，可能問題不是很大。但是萬一有呢？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如果有了，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出了，我看我們在座的都沒法交代，怎麼交代？本來就對它有疑問，最後説問題不大，放了以後真就出在這兒了，我看大家也就傻了眼了。
沈榮駿：我為了慎重起見，決定拆了以後，我還開了一個會，就是招待所的接待室裏我還開了個會。我説我們今天是討論不拆，不拆有沒有問題？反過來討論呢。
張恒：你為什麼要再開一個反過來討論的這個會呢？
沈榮駿：更慎重。一些重大的問題都是這個辦法。兩個方面都來研究一下，這樣就把事情做得更穩妥。因為搞航天呢，出事都是大事，沒有小事，所以要非常地慎重。
張恒：這個會的結果怎麼樣？
沈榮駿：會上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不拆是有風險的。這樣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就來驗證我們這個決心的正確性。
開完反向論證會後，沈榮駿又對拆大底的每一步操作環節進行反復推敲，同時也做好了應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準備。結果在成功拆開飛船的大底後不僅順利更換了存在問題的組件，而且還找到了另外一個有故障的器件，在飛船發射前消除了安全隱患。1999年11月20日，神舟1號飛船順利升空。
沈榮駿：這次發射我覺得還是很圓滿的。
張恒：圓滿在什麼地方？
沈榮駿：出乎我的意料。達到了我們原來提的三條：第一準確入軌，打的很準，正常運行，運行的非常好，就是我們地面系統所有的指令，執行的是正確的，我那時候叫安全返回，實際的結果是準確返回，就是落到了我們預定地區的那個中間。
1999年11月21日，神舟一號飛船在太空中飛行一天后，安全返回地面，從1997年的風險決策到成功發射、回收，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創造了奇跡，完成了一項被認為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沈榮駿：我當時還説了一個比喻，我説又打了個10環非常不容易，所以這次成功更堅定了我對搞好921的信心。
張恒：那一刻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沈榮駿：松了一口氣，一塊石頭落地了，起碼不會成為罪魁禍首。
張恒：假設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假設一下，如果1999年神舟一號不能夠順利發射的話，今天的載人航天會怎麼樣？
沈榮駿：那就複雜了。那就面臨著不能順利發射是兩個含義了：一個是推遲，推遲好説一點，無非是時間往後拖一部分了，這是一種可能；一個是失敗，失敗以後的局面，那就很複雜了，今天恐怕在這裡沒有辦法預料現在這個局面。
每次到酒泉衛星發射基地，沈榮駿都要特別關注測控系統在發射前的準備情況，這一次也不例外。測控系統是整個載人航天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組織部分，飛船入軌後的飛行狀態、姿態調整、飛船內部的溫度壓力控制等環節都要靠測控系統的指令才能完成。今天中國載人航天的測控網都是當年在沈榮駿的推動下建立的。為了創建中國測控網四十多年來沈榮駿傾注了很多心血。
（現場紀實）同期聲：整個陣地上呢？
宇航員三個小時準備進去以後，電視信號是你這兒接，還是那邊搞？都是這兒吧？
都是這兒。
還是你這兒吧，小站幹不了你這個事嘛。
電視信號嘛，將來還得提高一點。
發生變化了。這是世界名牌，賊貴，太貴了，所以我們還是要自己搞，還是要搞國産化，所有的資料都要積累下來，積累下來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再有一定的規定和標準，再來做出最終評估，所以你無論如何你該記的東西得要記錄下來。
張恒：這測控到底是什麼？
沈榮駿：測控系統實際上是用來測量飛行物體的軌跡，就是它的位置、它的速度、它的姿態。
張恒：人們作過這樣的比喻，説測控呢，像是人們的眼睛，也像是一個無形的手，也像人們的大腦和耳朵，您覺得這個比喻恰當嗎？
沈榮駿：我覺得某種意義上，有一定的道理啊。你看，聽的嘛、看的嘛，把它記下來嘛，有些東西，然後手去操縱它嘛，控制它嘛。
沈榮駿1936年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1953年考入軍委測繪學院，六年後來到正在建設中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從那時起他的一生就與航天測控結緣，由於當時各方面的條件十分艱苦，測控站的建設幾乎是在一片空白中起步的，但卻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之路。
張恒：為什麼當初要堅持獨立自主這樣一個精神呢？
沈榮駿：很簡單，你記得毛主席的一句話嗎？想當初蘇聯曾經答應給我們原子彈的樣品，後來他不給了，就逼著我們自己研製，結果我們很快的也出了。1964年我們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毛主席説應該給赫魯曉夫一個大勳章，也一樣啊，我們這個東西人家也是不給的。
張恒：是不是逼出來的是嗎？
沈榮駿：對。這是一方面，第二個他就是給，我們也未必買得起這麼多東西。我不是説了嘛我們經濟技術基礎比較落後嘛，他給我，我們不一定買得起呀。我認為一些尖端技術是不能靠別人恩賜的。我們應該自己搞，而且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不笨呢，別人搞的東西，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搞呢？而且事實證明我們搞的不比他們差。我們最終建立起了一個陸、海、空的一個立體的測控網，而且也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經費。大概有一個數量的概念吧，就是説我們一塊人民幣的效益大概相當於一塊美金的效益。
張恒：就我們相當於用了人家八分之一的錢？
沈榮駿：對。而且這個系統，我認為是世界一流的。實際也是如此。
張恒：從建立航天事業到今天，沒有任何一次任務是由於測控系統的失誤造成的失敗？
沈榮駿：一次沒有。
就在神舟五號發射前夕，負責海上測控任務的遠望號遭遇大浪，沈榮駿立即與氣象人員分析天氣變化趨勢。
同期聲：我們現在整個來講，北邊這一塊是整個是小的趨勢，有點小，現在往北移多少？
這個是從西往東的。
對。
所以往東回避是有利的，往西是迎著這個上去的。
對。
沈榮駿：這還有風險，所以現在就這樣，你趕快做一個預案，就是我們東移兩度，這大體上是什麼位置？給他們打個招呼，14號還要專門研究這個事，到底要不要回避。
好不容易抓住個這麼好的辦法，這邊一個空檔，包括轉場那一天？
沈榮駿：對。
轉場要放到今天就麻煩了。
沈榮駿：天助我也。
沈榮竣在四十多年的航天生涯中創造了很多項第一。領導中國第一枚載人飛船的發射，建立中國航天測控網，組織第一顆對外商業衛星發射。在這些無數個第一次的背後他體驗過成功的幸福快樂也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風險和壓力。
張恒：您一共參與領導了多少次對外發射，所有的加起來有多少次？
沈榮駿：連搭載帶發射衛星27發，27顆星。
張恒：這27顆星有多少次成功，多少次失敗？
沈榮駿：三次失敗。其他都是成功的。
張恒：在這三次失敗當中，哪一次讓你最難忘？
沈榮駿：1996年2月15號。你也在現場嘛。結果呢火箭一起飛，平臺就已經倒了臺了，最後火箭撞到山上去了，那景象那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難忘。
張恒：這件事情在你的內心有什麼影響嗎？
沈榮駿：內心就感覺非常地遺憾。首先是就覺得原來就懷疑它，最後還是做出了發射的選擇，總覺得心裏很遺憾，要是當時定下來不打這個換，我就下決心換這個東西，不就沒這個事了嘛。當時換又沒有根據呀。所以總覺得是一種遺憾。
張恒：這麼多次衛星的發射對我們今天的載人航天有什麼樣的影響？
沈榮駿：從兩個方面講吧，1996年2月15號我們有一次失敗，同年我們還有另一次失敗，這兩次失敗，對我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説下定決心要狠抓質量，後來就提出了《72條質量管理的規定》對於整個研製過程進行全過程管理。另外提出了《對出現故障的5條歸零的標準》，那是很嚴格的。從這以後，到現在7年多的時間，由於狠抓質量的結果，我們的所有的衛星發射全部成功。七年多全部成功，百分之百，非常之不容易。
張恒：那麼和921有什麼關係？
沈榮駿：921 研製（飛船）正樣是在這個背景下研製的。所以過去的一些教訓，我們都吸取了，又趕上狠抓質量的一個大的環境，這絕對是有利於我們921的質量控制。
今天當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實現了中國人的問天之路後，沈榮竣感到由衷的寬慰，因為幾代航天人的夢想終於成真。
張恒：無論是測控網的建立，無論是對外衛星發射，還是921工程，這三者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那麼回顧您這一生40多年的航天生涯，您有什麼感慨？
沈榮駿：航天事業是有風險的。但是值得驕傲。這就是我的感受。
責編：張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