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件拍品，1.54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9月26日，國際拍賣公司佳士得(Christie's)在上海自貿區正式開幕的前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在中國內地的首拍。對於佳士得來説，這樣的成績算得上穩定和良好，畢竟在內地拍賣中國文物藝術品暫時受阻，於是圍繞現當代藝術、奢侈品、乃至西方藝術做文章。

      從佳士得首拍的40件拍品來看，結構可謂是最複雜的一次，涉及形式各異的中國當代藝術、西方藝術、東南亞藝術，還有紅酒、珠寶、腕錶、古董表這樣的奢侈品，顯然是希望通過一場雜燴式的拍賣完成“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實驗。

      根據佳士得發佈的數據，此次拍賣共有112位藏家參與競投，23人通過網絡競投，56名電話委託和15名書面委託，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國內地買家。

      這次拍賣再次反映出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只能用“穩定”來形容。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經歷2008年以來的大起大落之後，如今已經形成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中國當代藝術的“後泡沫時代”，所謂拍場的奇蹟已經難以出現，中國藏家的品味也不會跟着西方的推手亦步亦趨；同時中國市場有着雖尚不鮮明但輪廓漸顯的中國特色。

      比如拍賣現場，一串紅寶石鑽石蝴蝶項鏈以1800萬元人民幣的落槌價拔得整場頭籌，也在意料之中；一件“翡翠彌勒佛擺件”，估價50萬元至80萬元，但現場買家一直不停歇地競價到了420萬元，十倍於估價成交，當時場上競爭異常激烈，現場拍賣師還不忘調侃前排的競投者，“這麼美麗賢惠的太太坐在您旁邊，還不買一塊？”這些拍品引人矚目的成交紀錄顯示出中國藏家對玉石類藏品乃至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藏品的高昂興趣。

      佳士得本次有兩個嘗試值得注意：一個是東南亞藝術的推介，另一個是西方藝術的引入。中國內地傳統的文物藝術品拍賣受阻後，這兩個版塊的成敗與否，才真正關係到佳士得在內地的競爭力。

      坦白説，東南亞藝術在這次拍賣中的搶眼有點始料未及。不過對於東南亞當代藝術來説，上海具有天然的區位優勢，傳統的東南亞藝術作品的藏家很多集中在台灣地區，而上海恰好可以輻射台灣、以及周圍地區江蘇、浙江、附近的臺商，這些臺商的集中效應或許可以帶動內地藏家對東南亞藝術的追捧。比如這次印度尼西亞藝術家米斯尼亞迪(I. Nyoman Masriadi)創作的《胖超人》(Fatman)以459萬人民幣成交，超過估價的三倍，成為他同等尺幅作品的最高價，也是他作品的第三高價；新加坡藝術家鐘泗濱的《河畔二》也以411萬元人民幣的成交價創造了他個人作品的最高紀錄。

      最令人矚目的，仍舊是西方藝術品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話題。西方藝術品擁有龐大的市場、國際化的買家認同、以及佳士得200多年的全球積累，如果中國市場能被帶進這個國際俱樂部，老牌國際拍賣行的優勢將盡顯無疑。佳士得印象主義與現代藝術主管喬凡娜波塔佐妮(Giovanna Bertazzoni)親臨預展現場，不厭其煩地向中國的媒體和藏家講述着藝術家畢加索(Picasso)、喬治奧莫蘭迪(Giorgio Morandi)、亞力山大考爾德(Alexandre Calder)的知識。

      在中國婦孺皆知的畢加索顯然受到熱烈的歡迎。現場有五位中國藏家激烈競爭，在經過一輪馬拉松式的競投之後，作品《坐著的男人》以960萬元的價格成交。同樣令人驚訝的還有美國雕塑藝術家考爾德的雕塑作品《黑：2-2-6》，這是我本場最擔心能否成交的，卻最終以800萬元人民幣落槌。今年2月，蘇富比拍賣行在倫敦舉行的戰後與當代藝術品周拍賣會上，考爾德的一套雕塑作品拍出998萬美元的超高價，或許受到這樣的價格影響，也使這位藝術家在中國市場受到關注。

      佳士得首拍最大的遺憾來自意大利畫家喬治奧莫蘭迪作品《靜物》的流拍。坦白説，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幅畫，紫色和灰色的靜物給人以寧靜，而且具有很好的裝飾效果。最終結果出人意料。佳士得印象主義與現代藝術主管喬凡娜也在拍賣後的媒體見面會上説，在歐洲的拍場上曾經出現過中國買家競投莫蘭迪的作品，才特意選擇了這幅畫。而且，以550萬元人民幣的估價來説，這幅作品並不昂貴，2008年這幅作品的成交價就達到69萬美金。

      國際大牌拍賣行既然看中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市場，就應該注意到中國藏家的分化。一方面是中國藏家在國際市場上高價購買畢加索作品，這恐怕來自於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國富豪，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收藏群體中，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新富階層仍然是主流，要他們從傳統的審美觀或者投資性需求中解放出來，或許畢加索或者印象派的“大師”屬於“入門”，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但要打破這種審美的文化隔閡仍然需要時間，單從本場拍賣會中的西方藝術品表現來看，中國內地藏家對於西方藝術的認知不少還停留在美術課本上，抑或僅出於投資藝術品的目的，短時間內很難建立對西方藝術體系化的了解和認同。就長期來看，佳士得和很多藝術機構對於教育中國藏家或許有一定作用，而中短期市場的培育，或許應該考慮如何通過名人效應和投資杠桿來撬動中國的藏家。

      而就時間跨度看，中國藏家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新富階層將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目前他們正在逐漸繼承家族的財富，在這個時間點上進入中國內地，他們才有可能成為國際收藏俱樂部的中國代表。外資拍賣行和西方藝術市場在中國的未來，或許需要寄希望於這些“藏二代”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