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劉觀宏 攝像：張文田
2006年，4月的昆明，草暖鶯飛。清明節這一天的清晨，這兩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來到了他們恩師聞一多先生的墓前，靜靜地憑吊。他們緬懷的是六十年前的一個傳奇——西南聯合大學。整整60年了，紅顏成了白髮，西南聯合大學早已恢復成如今的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然而逝去的一切，對這兩位老人來說卻是無法忘卻的。
60年前在昆明這片土地上，有過怎樣的歲月讓他們如此無法忘懷？為了探尋這60年的風雨歷程，攝製組特意趕到這兩位老人的家裏拜訪了他們。妻子朱汝琦拿出珍藏多年的相冊，裏面有很多六十多年前的照片，每一張照片都能引發老人對六十年前的回憶。
西南聯合大學是一所抗戰時期的臨時大學。戰火紛飛中，北方很多高等學府紛紛南遷，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這三所久負盛名的學校來到昆明三校合一，臨時組建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學生張世富說：“當時在聯大學習的學生當中，從戰區來的學生很多，都叫做戰區學生，有的又叫流亡學生，有從華北來的，有從華東來的，有從華南來的。”
當半壁國土淪陷時，張世富與所有懷抱許多夢想的年輕人一樣，帶著對知識的渴求和對民族的愛，離開故鄉北平輾轉來到了美麗的彩雲之南。朱汝琦久久凝望著丈夫年輕時候的照片。朱汝琦說：“他年輕的時候，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他）剛剛上聯大，他比我早兩年。”
照片上的張世富是一個英俊挺拔的青年人，他是西南聯大39級心理係的學生。而妻子是42級外語系的學生。艱苦的環境並沒有磨滅年輕人的天性，形式多樣的學生社團讓西南聯大的校園充滿活力。張世富參加了其中的詩社、體育會、和合唱團。他與妻子最初的相識，就是在西南聯大合唱團。張世福說：“我們是在聯大認識的，在歌咏團認識的，感覺她很樸實，（跟）她一起唱歌呢，我感覺到也是個音樂愛好者，所以首先是一個共同語言。”
第一次相識，他們唱的是西南聯大的校歌。
張世富說： “合唱團做遊戲的時候，我想跟她多接觸接觸，我們就玩這個碰球遊戲，她是2球，我是6球，我的6球碰2球，我老是碰這個2球，目的就是引起她的注意。” 朱汝琦說： “玩遊戲，碰球碰到我頭上了。我本來對他沒有任何印象，就是這次遊戲，他什麼意思啊，以後就注意他了。”
後來張世富才知道，朱汝琦也是北京人，由於抗戰跟隨家庭一路顛簸來到昆明。
張世福說：“她父親也是京漢鐵路局的一個職工，我的父親也是京漢鐵路局的一個職工，她的父親也是隨著抗戰跑到西南，我們家也是跑向西南，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就更加親密了。”
兩個來自北京的年輕人，就這樣在昆明相識相知。不僅是他們，所有聯大的師生都對那段歲月有著格外真切的感受。與朱汝琦同歲的馮宗璞現在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與父親馮友蘭在昆明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
馮友蘭女兒馮宗璞說：“我們回到北平來以後，很多年大家都很想昆明。”“我父親他們當時正當壯年。到昆明以後留了鬍子，我父親和聞一多先生都留著大鬍子，聞先生在家書中說，從長沙到昆明走出了好幾個大鬍子，只有我和馮芝生的最美，馮芝生就是我的父親。”
蓄鬚明志成了日後文壇的一段佳話，也昭示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操守。上至校長下至學生都對中國民族懷有必勝的信念。民族文化正需要有這樣一些堅定不移的傳承者。
60年前的聯大就實行了自由選課制，選課並不受專業限制，這一切對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時，張世富選了英文係的《英國文學史》，儘管他學的是法語，教這門課的老師是鼎鼎大名的吳宓教授。
朱汝琦說：“我感覺他是因為我的緣故才選修了這一科。印象最深的是最後考試他考得特別快，很快就答完交卷了，我還沒答完。吳宓也很奇怪，就看他的卷子。”
張世富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考試，也贏得了朱汝琦欣賞的目光。
這個清癯挺秀的中年人就是當時實際管理西南聯大的梅校長——來自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教授。辦學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校舍問題。他找來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婦進行設計，但經費的短缺和建築材料的匱乏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在恐怕很難想象，這些簡陋低矮的屋子竟然是出自一代建築大師之手。
張世福說：“草棚子，窗子是沒有的，貼一點報紙，講究的貼一點綿紙，冷天就是吹。”
在國家和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在“華北早已經容不下一張書桌”的特殊時刻，能夠擁有這樣一席聽課讀書的地方，就尤其珍貴。在這樣的校園裏，兩顆心貼得更緊了。當時，喜歡音樂的朱汝琦在利用午飯時間學鋼琴。
朱汝琦說：“只有吃飯的時間可以練琴，我那時候勁頭還挺大的，就犧牲吃飯時間，我就買一個大餅，常常去練琴。”張世福說：“每次學我都陪她去，為了我們共同的愛好，我說你學鋼琴，我支持你。”這條通往琴房的小路，他們不知走了多少遍。從這條路開始，他們就再也沒有分開過。 如今，他們最常演奏的曲子依然是聯大的校歌。60年的風雨歷程，只有這首歌才能表達他們對於母校的情懷。
戰爭陰雲籠罩昆明，聯大師生磨難重重。聞一多為生活刻章治印，一肩挑起生活教學兩副重擔；飛虎隊支援中國空軍，文弱書生投筆從戎。美麗的彩雲之南並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它同樣處在民族危亡的血雨腥風下，任何人都不能倖免。
馮宗璞說：“是1938年9月28日，我記得，大概是第一次。”從這一天起，日本飛機毀滅了昆明以往的平靜。他們的老師吳宓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吳宓日記》“2：00 見日機27架飛入市空投彈百餘枚，煙霧大起，火光迸爍，響徹山谷。”從此，跑警報成了聯大師生的家常便飯。張世富與朱汝琦也常常在慌亂的人群之中。
朱汝琦說：“那天是白天，我們兩個原來呆在一塊，一聽見預襲警報來了，同學們都紛紛地馬上跑起來，往這個方向跑，我們兩個也是，一般是翻過鐵路就跑到後面那個紅山上，當時我們兩個就躲在兩個墳堆中間。”張世福說：“就看見有三架飛機，扔下來十幾個炸彈，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丟下來也不知丟到哪去了，後來解除警報後，回到新校舍一看，正好我們那個宿舍中了頭彩，整個宿舍都沒有了，炸了一個大坑。” 被炸的不只是宿舍，還有他們的教室。聯大學生李希文說：“我上過馮友蘭先生的倫理學的課，上了整整一年。我們上這個課沒有教室的，是在一個炸彈坑裏，每天教務處辦一個黑板到炸彈坑邊上，馮先生每次都是提前4、5分鐘，穿一個藍布大褂。”
現在的梅園是梅貽琦校長捐贈自己的工資修建的，當年他曾親手種植過一些梅樹。“這是日機當年轟炸昆明時，這個地方落了好幾個炸彈，炸出大坑來。” 現在很難想象在這汪清澈的池水下，當年是怎樣的情形。張世福說：“1942年春節，我們一文錢都沒有，我說朱汝琦你有沒有錢啊，請我吃個鍋盔咱們過年吧，她說我也沒有錢，我們過年就這麼過去了。” 為了生活，張世富做過電影院的放映員、茶館的服務生，當他找到第一個正式工作後，曾經做過非常浪漫的一個決定。
張世福說：“1943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中學教書，拿的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雙鞋給朱汝琦。不是買的是專門訂做的，要的錢恰恰是我工資的全部。她好高興啊，經常地穿著那雙鞋跑來跑去。”
那段時間，日本飛機經常騷擾昆明上空。為了躲避轟炸，數學系的楊武之教授帶著全家住進了龍院村的惠家大院。楊武之教授的孩子們就在這個院子裏留下一張闔影，這是他的大兒子，在聯大物理系讀書。多年以後，就是這個孩子，與聯大的另一名學生李政道一起，成為首次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他就是楊振寧。
為了尋訪聯大當年的痕跡，攝製組從市區出發，行駛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龍泉鎮司家營村。司家營村61號就是當年的西南聯大文科研究所。走進大門，主人告訴我們，這也是聞一多與朱自清合住過的地方。現在基本還保持著當年的樣子。 “這上面當時住的什麼人，上面當時住的是朱自清、浦江清……”“這是聞一多女兒住的房間，那這很矮啊……”
狹窄的樓梯，低矮的房屋，舊式的門窗，這就是典型的昆明民居。隨著戰事發展，整個昆明物價飛漲，聯大教授不僅要繼續擔負教學與科研的重任，還要為自己的日常生活苦苦掙扎。
一份廣告在校園裏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發廣告的是中文系的聞一多先生，為廣告聯名推薦竟有十幾位教授，其中包括梅貽琦校長。看到最尊敬的老師發出廣告，張世富連忙帶著同學去找聞先生刻圖章。
張世福說：“聞先生態度非常好，你們請坐請坐，給我們讓座，然後你們要什麼圖章啊，留個樣子吧，那個同學就把名字給他。”聯大學生唐慶雙說：“我就告訴他，我叫唐慶雙，繁體字這三個字非常難寫，筆畫非常多，他說這麼多筆畫，我還沒刻過呢。”
聞一多先生要維持一家八口的生計，而聯大教授當時每個月的薪水只夠換一袋大米，教學與生活的雙重重擔，卻從未讓這位錚錚鐵漢趴下。
馮宗璞說：“聞先生刻的圖章當然是非常好的，藝術性非常高。他給我父親可過兩個圖章，一個是馮友蘭印，一個是芝生，是成套的。”
1941年，陳納德將軍率領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軍來到了昆明，他們在昆明作戰百次，戰績顯赫，被昆明的老百姓稱為飛虎隊。飛虎隊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聯大的很多學生都參軍做了翻譯。張世福說：“我們1944級的同學、男生，沒有一個避免，都要去做譯員。現在他們的名字都在紀念碑上，比如說彭國燾先生啊。”
聯大學生彭國燾說：“上面有您的名字嗎，有，你看見了嗎，第四行，從右邊數過來，第九個，彭國燾，就是我的名字。”
在西南聯大紀念碑的上一共有800多個參軍學生的名字，我們還看到了梅祖彥、梅祖彤，他們是梅校長的一對兒女。
血雨腥風，聯大師生傳承文化信念堅定；燈光昏暗，馮友蘭著書立說寫下不朽經典。抗戰勝利，聞一多剃掉八年蓄鬚，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復原北返，留下一段永恒的傳奇。
風雨飄搖中，聯大師生從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他們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呵護著民族的文化火種。
馮宗璞說：“他（馮友蘭）常常是晚上寫作，用一根毛筆，很小的字。他的眼睛又是很近視，我的印象中他常常離得很近，但寫得很快。” “用一個小碟子，裏面放幾根燈草，就放上菜油，木架子還很好看，點上就可以照明。就釋放出一股黑煙，離得很近的話，臉都熏黑了。”
在昏暗的燈光下，馮友蘭寫出了《貞元六書》這樣不朽的經典。就是在馮友蘭居住的那座破敗的彌陀寺廂房裏，在梅貽琦棲身的龍院村惠家大院中，在聞一多與華羅庚合住的傳統民居“一顆印”的院落裏，在躲避戰火與忍受饑餓的時候，聯大教授們懷著以文化解苦難的心情，殫精竭慮的專注于自己的學術研究，並寫出了大批流傳後世的學術著作。西南聯大教授的部分著作： 華羅庚 《堆壘素數論》、馮友蘭 《貞元六書》、王力 《中國現代語法》、 周培源 《湍流理論》
這些看似文弱的書生們，在偏遠的西南一隅，在紛飛的戰火中保存並壯大了中國的學術力量。
馮宗璞說：“愛自己的祖國，愛自己的文化，因為文化就是他們的氧氣，這是一種很大的精神。” 馮友蘭在《貞元六書》的總序中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時，個人的學術研究早已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他們都要為自己的國家延續文化，這就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
張世福說：“校歌本身就表達了一種我們的意志，願望和抗戰必勝的決心。你看：韆鞦恥，終需雪，那個精神啊，一唱起來就不同；中興業，需人傑。打回老家去，打回北京去。每個學生都有這種決心，回到北京。”
馮宗璞說：“自己一個國家如果土地被人佔了，很多東西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還有的話，一切都還是可以再重新回來的。” 那就是中華民族的魂魄。如今，年近80高齡的馮宗璞像當年的父親一樣在不斷地創作，獲得2005年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小說《東藏記》，就是來自少年宗璞在昆明的這段生活經歷。
現在還有一間西南聯大的教室。隨著二老，我們來到了這間教室。張世福說：“火腿椅當時沒有這麼漂亮，沒有油漆，都是原來的木頭。瑪麗自由夾。”就是在這樣的教室裏，中國一代最優秀的學者悉心傳授著他們的學問和為人的道理，文化的火種因此而生生不息。六十年後，他們在這裡又一次唱起校歌。
1945年8月14號，張世富與朱汝琦結婚了。一位朋友開玩笑說，他們一結婚，抗戰就勝利了。張世福說：“我們結婚回來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全校簡直是狂歡啊。街頭是遊行啊，放鞭炮啊，唱啊，跳啊，歡呼啊，熱鬧得不得了。” 與所有的聯大師生一樣，張世富和朱汝琦加入了歡呼的人群。此時的昆明，與整個中國一樣，迸發出空前的喜悅。 也就是這一天，蓄鬚八年的聞一多先生在龍頭街的小理髮館刮掉了自己的鬍鬚。
張世福說：“ 聞一多先生一進場全場轟動，鬍子剃光了。他說非要等日本投降不可才刮鬍子。” 這時，西南聯大也即將完成他的歷史使命。1946年5月4日，梅貽琦校長宣佈“西南聯合大學”結束，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學校復原北上。同一天，落成了西南聯合大學 。
僅僅存在了九年的西南聯合大學，60年後依然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
責編：紅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