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爵案引發思考：貧困學生需走出心理困境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25日 12:03)
南方週末消息：“我能想象得出，馬加爵殺人之前是怎樣的絕望。”在北京一所師範院校就讀的大一新生張凱說。
張凱來自山西省晉城澤州縣泊村，父母都是農民。這一年他的學費來自全家親戚的東拼西湊，小他3歲的妹妹因而被迫中途輟學。這所師範院校今年的學費為5000元，加上其他費用，張凱在交納了將近7000元後得以入學。
張凱只是大學校園裏貧困生群體中的普通一例。據權威統計，目前全國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為10%∼15%，貧困生人數將近300萬，絕大多數來自農村。
“我如何努力也無法融入”
採訪貧困生的過程並不順利。有的人婉拒了，有的乾脆態度冰冷地突然挂掉電話，在記者拿捏語氣剛剛表明採訪意圖的時候，另一些貧困大學生卻是心態開放而友好地接受了採訪。來自內蒙古的趙傑說，“我們缺少的正是一個傾訴的渠道。”
“中學的時候，我第一次來到城市。周圍同學的生活方式刺激了我，他們家裏的條件好像都不錯，這從他們花錢的樣子就能看出。”就像馬加爵一樣，那種隱而不發的沉重感從中學時代就伴隨著很多來自農村的貧困生。
盧林生於福建一個普通農家，父母靠賣水果維持生計並供養他讀書。“賺錢很難，有時候荔枝只賣到三四毛錢一斤。”盧林說，高中時代他一直深感自卑，“我不願意告訴別人自己是農民。有段時間，我甚至仇視我的家庭。”盧現在是北京師範大學二年級學生。
貧困生在進入大學前就普遍背負著深重的壓力，考上大學是他們認為可以改變生活的惟一方式。“第一年沒考上，心裏特別難過。家裏砸鍋賣鐵供我讀書，感覺最對不起的就是父母。我選擇了復讀。”張凱當時所在的中學是重點中學，但他最後去了一所教學質量非常一般的民辦學校復讀。“他們答應免掉我全部的學費。”那一年，張凱憋足勁，最終考到北京。
“報考師範，當然有經濟方面的考慮，學費相對低，而且補助也稍微高點。”一位來自山東的學生說。有調查表明，經濟資源的匱乏直接影響了農村考生報考志願的取向。“熱門專業、名牌院校的分數和學費往往高於一般學校和專業。冷門專業和院校，像農林師範類院校，不僅有學校的各項補助而且還有降分的優惠。相對前者，後者對農村考生的吸引力更大。”
在這一過程中，一些農村考生被迫放棄他們曾經的夢想。“我其實並不想當老師，一直想學計算機，理想中的學校是清華或者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但我不能只為自己考慮。”
更致命的沉重感出現在進入大學之後，首先來自於經濟上的窘迫。根據北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所做的調查，北京高校中，月生活費不足200元的大學生可視為貧困大學生，不足100元的為特困生。按照這一標準，貧困生目前佔北京高校在校生總數的15%以上。
調查同時發現，七成以上的貧困生認為受影響最大的是日常生活，如吃飯問題，為節約伙食費，一天只吃兩頓或饑一頓飽一頓的現象很普遍。一位在西安讀書的學生在電話裏說，她曾經在洗澡的時候暈倒過兩次，醫院說是嚴重營養不良。
“大家相約一起去看電影的時候，我總說沒時間。這種集體活動我幾乎都不怎麼參加，孤獨感是有的，但我又能怎麼樣呢？”來自內蒙古的趙傑已經是研究生二年級了，她常常覺得心頭的負擔幾乎就要超過自己忍受的極限，“我要為父母還那些欠下的債，還要供弟弟和妹妹讀書。這個家裏惟一能依靠的人就是我。”
為了解決困境，貧困生們常常為增加收入而在課餘奔波。接受記者採訪的幾位同學，都在外面做家教，有的還同時兼做3份。
貧富差距在宿舍這個小環境裏體現得淋漓盡致。來自福建的盧林就將其宿捨得7個人劃分為四個階層：實現小康生活的(兩位同學的父親都是老闆)，溫飽向小康邁進的(三位同學來自普通知識分子家庭)，解決了溫飽問題的(一位同學來自條件還過得去的農村家庭)，而他自己則是“在饑餓和溫飽線上掙扎的人”。
城市生活也給貧困生以衝擊。貧困大學生多數來自農村，他們進入大學首先要接受的是城市社會化過程。但城市本身和城市學生給了他們疏離感。“沒錢我可以通過家教來補。但農村和城市巨大的文化差異，始終讓我感到孤獨。我如何用力也無法融入。”一位農村學生真誠地對記者說。
他們因此對自己天然的不足感到“羞怯”。“剛到北京時，看到這麼多高樓、博物館、立交橋和地鐵都很激動。但新奇感一過，就發現有些東西你無法享用，因為你沒錢。有的東西則是因為你並不擁有這方面的素質。”
正如一位農村學生所言，“對我們農村人來說，城市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我們是在從一個比較低的地方往高處走。這個過程中我常常能感到自己的不足，比如你的普通話講不好，不懂音樂和計算機，沒有那麼多見識。這些‘短’常常在折磨著我。我無法自信起來”。
但不是貧困大學生都有心理困境。廣州某高校的張梅說：“我來自粵東山區，父母都在農村。貧困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影響。與同學們處得也很好。這可能跟我性格有關吧！”
寬容些，友善些
教育學者楊東平認為，“貧困大學生群體”這一概念出現的標誌性時間是1998年。當年中國高校招生收費全面並軌，免費上大學成為歷史。次年5月，國家教育部宣佈擴大高校招生規模。這直接帶來了高校貧困生的大規模增加。
自80年代以來日漸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也無可避免地體現在校園裏。一位89級大學生回憶，他當時讀書時並未感到有多少經濟方面的差距，在94級大學生應峻眼裏，雖然自己來自農村家庭，但求學期間花費上並不感覺特別緊張。他最好的幾個朋友都來自城市。當時經濟差距無非是“吃小炒”和“普通灶”的區別。
時間流轉到1990年代後期，校園風景變得化很大：有人開著私家車上課，有人卻僅靠兩個饅頭度日。而校園裏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的隔閡也更多地顯現出來。
“我們寢室6個人一間公寓，條件很不錯了，可是有1個是鄉下的，他可把我們害苦了。以下幾點就是我們對農村學生的認識：臟——不講衛生可以一個星期只洗一次澡(這裡可是湖南)；土——衣服土得要死，還凈是些地攤貨。只曉得穿爛得稀爛的西裝，還打領帶，要多土就有多土；愛佔小便宜——無論買什麼都斤斤計較，任何東西能省則省；沒公共道德——我們看書的時候跟老鄉大聲喧嘩，上廁所不沖水；路癡——上街從不知道路的，人又憨，買的東西都是笸籮貨(假冒偽劣產品)；學習一般——也不比我們好。”
這則短文最先流傳于某校園網。它引發了數以百計的跟貼和聲討。有人認為，其殘酷就在於，直言不諱地捅破了橫亙在城鄉學生之間那層心照不宣的心理隔膜。
心理學者感慨，我們缺乏對貧困大學生處於真正理解之上的“關注”。“他們的問題不是自己造就的。我們是否給了他們多一點的理解呢？”對於貧困生，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許燕如此評價，許燕長期致力於貧困大學生心理專題研究。
許燕認為，相對於城市學生而言，農村學生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因為他們承受的變化更多。這些變化來自四個方面：環境不適應，農村和城市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農村學生對很多現代化的東西，譬如手機、電腦甚至飯卡，都不會用；學習不適應，在當地學校出類拔萃，但到了大學，漸漸失去優勢，面臨重新定位。農村教育多是“死讀書”，而大學強調素質教育，一些貧困生在學習方法上一時難以轉變；文化不適應，在心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叫“文化自我中心論”，農村貧困大學生的很多習慣，包括衛生習慣、生活習慣等都與城市文化規則格格不入；心理不適應，很多貧困大學生有不平衡心理，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抱怨，對其他同學有所排斥。他們表面上顯得自強，甚至很自負，但事實上內心脆弱而自卑。
這些種種適應都需要一個過程，而這一過程則取決於個人性格和外部環境的共同作用。一部分人由於改變和適應沒有很快得到理想回報，就變得十分消極，不再試圖改變自己。
心理學研究認為，越是感覺到不足的地方就越容易敏感。雖然這些不足並非其個人造就。張凱就有這樣的體會，他因為普通話說得不好，有時候就不敢開口說話。“常常有人笑，我越來越不願意說話，性格好像更內向了。”
在此種情況下，外界環境是否寬容友善就顯得格外重要。以馬加爵為例，心理學者分析認為，其心理根源就在於他在各方面感覺地位都比較低，常常出現在被選擇的位置上。在這樣的心理境況中性格自然不會開朗，越自閉就越沒有朋友，終成惡性循環。
鼓勵他們心理自立
來自福建的盧林說，他大學期間最痛苦的經歷是去年的一個晚上，宿舍幾個人表決商量“要不要讓他搬出宿舍”。原因是他無法和他們討論一些“時尚”話題，也沒有錢去參加他們集體的出遊，因此被定性為“不合群”。“他們商量到淩晨兩點，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屈辱。”盧林最終調換了宿舍。
寧夏大學近日對在校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令人震撼：73.27%的貧困生對生活狀況不滿意，64.51%的貧困生體會不到生活的幸福𡊨52.53%的貧困生存在抑鬱狀態或抑鬱傾向。
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學校園裏四處涌動卻無宣泄之處。“我想象不出在陌生的環境中如何向陌生人說自己的事”，內蒙古的趙傑說她從來沒有想過去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雖然她所在的北師大在心理諮詢方面有頗好的口碑。趙傑說，壓力實在太大的時候她更習慣找幾個好朋友說說。
男生則連找人傾訴的習慣都沒有，他們絕大多數選擇了“自己熬過去”。“我常常感嘆北京之大，卻找不到一個能大喊一聲的地方。難受的時候，我就去操場跑步，一圈接著一圈。”來自山西的張凱說話時有點委屈。
在馬加爵事件發生後，雲南、上海各高校開始為入校新生建立心理檔案。大學生心理問題在馬加爵事件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心理學教授許燕認為，此舉絕對是必要的。她認為，對於貧困生而言，與經濟自立相比，心理自立更為迫切。1998年，許燕曾對30個貧困大學生進行了跟蹤4年的心理諮詢實驗。4年後，其中一半學生被保送或考上研究生，他們的性格多數變得開朗而自信——入學時，這些人曾被認定為有嚴重心理疾病。
許燕認為，心理諮詢目前所以沒有被學生廣泛接受，一是因為尚未適應，二是因為目前提供心理諮詢的人員不夠專業化。
另一種全新的救助嘗試正在引起人們的注意。2002年，福特基金投入200萬美元用於“提高高校貧困生能力”項目。據悉這是福特基金目前對中國教育項目提供的最大一筆資助。
“在做項目之前我們走訪了西南8所學校，就是想搞清楚貧困生他們最需要什麼。原來傳統的方式就是給錢，決策的過程也是由校方決定。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傾聽學生的聲音。”該項目負責人郝冰女士對記者說。
在調查中，工作人員就發現校方和學生存在分歧。“一開始，校方管理者認為，我們就是缺錢，給我們錢買硬體讓學生用就行了。但學生們在做問卷時，卻認為自卑和孤獨自閉是他們最難解的心理問題。”有學生就說，窮，我們可以少吃一點，但心裏的苦想什麼辦法也排解不了。福特基金調研發現，提高貧困生的能力是解決其心理問題最好的方式。與以往單純“獎、貸、助、補、免”等直接經濟資助手段不同，福特項目通過組織培訓、心理諮詢、創辦社團等方式，使貧困生在個人技能，溝通能力和服務社會的能力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在項目原則的鼓勵下，西南8所高校為貧困生專門建立了計算機室、免費英語和普通話培訓及各種社團組織等。教育部有關人士也表示，福特項目以提高貧困生個人能力為目標的資助手段值得社會借鑒。
貧困大學生問題是一個複雜綜合的結構性問題，採訪中各界人士均表示，簡單地靠開“心靈雞湯”和小範圍的能力資助作用相當有限，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要靠來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直專注于教育公平研究的學者楊東平就認為，最迫切和徹底的方法，一是降低高校學費標準，使其不要超過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學貸款制度。（本報駐京記者 閔家橋）
(本文涉及的所有貧困生均為化名)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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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唐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