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模式：被忽略發展權的工人必然不自由

　　富士康險些發生第十跳。尋求心理幫助的這兩名富士康夫妻職工，事後坦言是因為二人的感情衝突。儘管發生了“九連跳”，但富士康的招工顯然並未受到影響，與其他企業相比，其完善的福利待遇仍舊受到眾多求職者的追捧。(長江網5月18日)而與此同時，富士康的新聞發言人劉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員工墜樓和企業管理沒有直接關係，我們認為墜樓者主要問題出在自身。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點排隊，那麼多年輕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廠’，會有那麼多人來應聘嗎？”(《京華時報》5月19日)

　　發言人劉坤之問恰恰是富士康這個問題的糾結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資支付及時、職工社會福利較為完善，為何又接連發生如此密集的自殺事件？

　　富士康的墜樓悲劇能否和“血汗工廠”的“盛名”直接挂鉤，能否作為一代農民工的“苦悶”象徵？與其爭論不休，不如換一個思路：不拖欠工資、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勞工保護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權利？

　　以人權理論觀照富士康的企業管理，俯身於生産線上的産業工人，需要的不僅僅是基本覆蓋的社保和勞保，那是屬於生存權的範疇。社會更應關注的，是一代産業工人的發展權問題。這或許是完善社保之下富士康墜樓悲劇頻發的原因。

　　記者採訪了富士康的一名普通職工，對方告知：“富士康講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産線上，員工不能隨意説話、不能接聽手機、無人頂替不能離崗，而且不少基層管理人員態度惡劣，對普通工人很不客氣。一個人如果心理受到創傷、工作上又有壓力，就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再被主管罵，很容易想不開。”一個管理嚴苛、作業時間長、技術含量低、機械性重復高強度的工作流水線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護和社保，也很容易被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當人成為機器，而又心懷作為人的發展的苦悶時，內心的衝突又會發展到怎樣的極端？

　　富士康模式，在代加工盛行的珠三角、長三角一帶十分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為例，深圳市總人口1000多萬，而戶籍人口只有200萬。就是説，其中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外來的務工者。大量的農民工潮水一樣涌入這座城市，所尋不過是生存和就業的權利。這是富士康儘管發生“九連跳”仍舊招工火熱的後備軍。對於此階段的中國，更大的悲劇在於，儘管“九連跳”、儘管軍事化管理，務工者仍舊前赴後繼——在務工者為了生存二字輾轉城鄉之間的時候，去談作為産業工人的利益表達權、企業民主權益參與權、帶薪休假權、社會的法制保障機制以及本應給與的社會救助機制……這些作為人權的發展權問題，是否顯得奢侈？要知道，在某些企業，工人的權益問題甚至還停留在及時支付工資的起點上。

　　而如果不去關注及時支付工資背後的工人發展權問題，富士康模式仍舊是一面光鮮的鏡子。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不過是流水線上一個不自由的機器這個實質，是用無論怎樣覆蓋完善的社保都難以掩飾的。不解決這個問題，即便脫身富士康，一個産業工人也仍將面臨不自由的困境。

責編：高全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