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盧波/北京、深圳、上海報道
深圳過關
停掉造樓,拿什麼來繼續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點上班時間的皇崗口岸,仍然是從深圳去香港的人比從香港過來的人多。表面看起來,人流趨勢和30年前人們爭相“逃港”時差不多,“其實不一樣哦,打開他們的passport看看,十個有九個是香港人,住在(深圳)這邊,趕過去上班。”皇崗邊檢站警官麥小姐告訴本刊記者。
香港理工大學的青年教師苗波就是這匆匆人流中的一個,他在距皇崗口岸咫尺之遙的東方雅苑小區花2000多人民幣租了一套兩居室。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崗,“5分鐘通關”,從落馬洲坐上短線直巴,半小時就到九龍紅的校區了。這個距離比起大多數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世界平了
“大家都講求實際的,2000多港幣,在那邊只能住筒子樓,更不用説這邊早茶、宵夜,水、電、煤氣統統都省不少啦。”
這道區隔深圳與香港的“關”,並沒有讓苗波産生生活在別處的感覺,“打開電視,都是一樣的節目;平時吃吃喝喝,需要什麼都有的;我們讀書人應酬不多,感覺不到什麼不適應。”
而在30年前,皇崗、羅湖、沙頭角這些口岸以至整條深圳河都是需要嚴防死守的。
王金貴1978年從北京交通部調來深圳籌建招商局蛇口工業區,他告訴《望東方週刊》記者,當時選派幹部來深圳,除了業務條件,還有兩個附加條件一定要滿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會逃港;第二個是生活作風要過硬,“因為青壯年男子都游過去了,這邊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婦女兒童。”
不止一位當地老幹部向本刊説起,實事求是地講,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向中央提出在毗鄰香港的深圳搞一個特區,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當地人逃港防不勝防,不如“給他們劃一個地方,像香港那樣搞 ”。
如果只以這個標準判斷,深圳已經算完成了任務。香港特區政府發佈的統計數據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內地長期居住,其中絕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崗、羅湖、福田三個陸路口岸日均通關人數保持在40萬到50萬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間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兩地生活品質日趨接近,讓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漸減退。2007年底,香港媒體一度熱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蔭權獻計,給予200萬擁有戶籍的深圳居民免檢入境香港的權利,以提升旅遊消費,刺激經濟景氣。深圳網絡媒體針對此事開展的網上調查卻顯示,大多數深圳居民對香港“自由行”興趣不大。
“現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國有商業銀行職員王曉霖告訴本刊,“單程證是拿不到,通行證太好辦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隨便你辦。”“都是外地人才過去,我們去那邊,也沒有什麼好買的,人民幣雖然升值,我們收入也還不如他們,可那邊東西還是貴啊。”
來過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兩道“關”,比起越來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離特區與內地的“二線關”更是幾乎形同虛設了。5月份,因為奧運火炬傳遞和舉辦“文博會”,布吉、梅林等“二線關”一度增強了檢查力度,頗令往返的出租車司機不耐煩。
其實,這樣的隔三岔五的抽查,與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那時候,每輛車都要查,不像現在只查身份證,人人要提前辦好邊防證。”梅林檢查站的邊檢中隊長老陳告訴本刊。“現在還説那些老話幹什麼,平時站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這幾天不知為什麼又要查。”來自湖北的出租車司機胡輝説。
沒有什麼能比深圳的這兩道“關”更形象地説明,30年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是怎樣令世界變平的。
眼看快要成為歷史遺跡的“二線關”也提醒著人們,光把這塊劃出來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還遠遠不夠;深圳身為特區,還被賦予了為整個國家的改革事業勇於實驗、衝鋒在前的職守。
辯證“深圳速度”
特區特殊在哪?早在它剛剛起步的時候,引發過爭論。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袁庚在他們自己辦的《蛇口通訊》上發表訪談,透露:中央一位來視察的領導説:“深圳經濟特區是靠國家輸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輸血針頭拔掉,它就不行了。”當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梁湘碰到袁庚後問他,我也全程陪同,怎麼沒聽見這句話?袁庚答:“這段話是你去洗手間時,中央領導對我説的。”
深圳最開始為人稱道的,是它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後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分別為三個特區題詞。在深圳,梁湘在麵包車上指著一塊空地告訴鄧小平:“幾個月內這裡將蓋起一座大學來,秋天,學生們就要在這裡上課。”鄧小平聽了十分滿意,回北京對人講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講速度的深圳,在舉國轉向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之際,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1985年底,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登上《半月談》封面,成為當年十大新聞人物之首。
但隨著改革深化,經濟建設的方法之爭也開始露頭。1985年接任深圳市長的李灝,在一片大幹快上的形勢中,看到了一種危機。從全國各省市區和各大部委湧來深圳辦“窗口企業”的資金、人員,一方面推動了深圳的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為了以最快速度賺錢,“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産和短線貿易上。
剛從國務院副秘書長任上調到深圳的李灝,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區的用意,決不是一上來就在樓堂館所方面跟香港一較高下。
李灝上任時面臨的情形,深圳市政府黨組第57次會議紀要記錄得很清楚:“我市已擁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間,床位40880張,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張,共有床位45300張,總面積為76.6萬平方米。據今年(1985年)上半年統計,中高檔賓館住房率平均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興建的高層綜合性樓宇達297幢,建成後擁有床位15萬張,大大超過了實際需求量。同時,這批綜合性高層建築全部建成後,需增加電氣設備安裝容量69萬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萬噸,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計劃預算。”
據李灝回憶,袁庚跟他這位新市長一見面就講,“你來早了一點,如果晚一點,等問題充分暴露出來再來,就好辦了。”
“1985年還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年,銀行收緊貸款,不但不多貸,還催著還款。那時深圳市政府財政赤字有七八個億,相當於一年半的財政收入。”“邱晴、劉鴻儒(均為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來追債,當時中央也很困難。我、周溪舞、周鼎三個跟他們談判,我説三年還給你,一分錢也不少。”
特區到底怎麼辦下去? 1986年年初,國務院在深圳召開全國特區工作會議,會上,負責特區工作的國務委員谷牧要求把工作重點放在抓生産、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資規模維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當年,深圳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
停掉項目容易,關鍵是拿什麼來繼續“深圳速度”。李灝介紹,搞加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本來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初衷,1986年的轉向不過是回歸了這個正途。
“剛開始辦經濟特區的時候,叫‘出口特區’。” 1979年關於建立深圳特區的50號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區” ，後來才改叫“經濟特區”。 “除了搞來料加工,還有一個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資,引進技術。”
1986年轉型,讓深圳從等待輸血的特區，慢慢具備了造血功能。兩年後,深圳出口達到20億美元,而當時全國出口額不過100多億美元。為什麼深圳沒有像有些特區和開放城市那樣在泡沫經濟中大起大落?李灝認為,這多虧從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馬上指出來,馬上改。”
一位長期擔任梁湘秘書的老同志回憶説,深圳那一代領導人,工作上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個人交往上卻情深誼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擔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職務,調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適逢梁湘參加革命50週年,在全市局級幹部出席的送行會上,梁湘作了一個相當感人的“離職講話”。“50年來,我沒有虛度年華,希望大家繼續保持改革開拓精神。”當梁湘説到 “就此先立下遺囑,死後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羅湖區)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國的未來!”時,李灝不禁插話:“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從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內,當年一見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個手捧鮮花前來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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