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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幕後

我在南斯拉伕前線入黨的日子裏

在戰火中接受洗禮

發佈時間：2004年05月25日 09:21 作者：顧玉龍

    1999年3月24日，北約秘書長宣佈：北約對南斯拉伕採取軍事行動。作為CCTV的記者，我明白自己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晚11點，我為《早間新聞》作了電話報道，淩晨4點又根據戰局的最新發展為《新聞30分》作了第二個電話報道。

    3月25日當地時間晚上8點，貝爾格萊德響起了北約空襲的轟炸聲，北約轟炸了貝爾格萊德的一個軍用機場和一個飛機製造廠，強烈的爆炸聲和沖天的火光在十幾公里以外都能感到和看到。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什麼叫戰爭，什麼是恐懼。

    3月26日，我和王曉琨同志前往國防部和總參謀部採訪。在國防部，看到的都是全副武裝的軍警和整裝待發的軍車。儘管我們千方百計想隱蔽起來拍一些鏡頭，還是被警惕的士兵喝住了。他們命令我們儘快離開這一軍事重地，因為當時北約正在貝爾格萊德附近轟炸，這裡隨時都有危險。離開國防部的時候，我一步三回頭，看到那些持槍挺立的士兵，我想，他們也是血肉之軀，明知北約要來轟炸，但為了祖國的利益，他們沒有後退半步。我們在離國防部200米左右的路旁一棟大樓前停了下來，並快速作了現場報道。還沒有收話筒，兩個便衣警察就上來了，示意我們快快離開。後來我才知道，北約4月7日轟炸的目標就在我站的地方——前陸軍司令部。離開前陸軍司令部的時候，街上有人朝我們按喇叭，只見街上疾駛而過的汽車裏人們朝我們伸出一個食指指指天，意思是天上快掉炸彈下來了，然後又伸出大拇指，意思就是説中國電視記者好樣的。在火車站，我採訪了一位即將奔赴前線的青年。他説，他很心酸，因為敵人正在轟炸他的國家，國土在遭殃。他決定用生命去保衛自己的家園。他的情緒深深地感染了我。多麼好的青年，多麼英勇的人民！我的現場報道幾次哽咽，中途不得不停下來，以調整自己的情緒。

    3月27日，北約擴大空襲範圍。按照貝爾格萊德市防空委員會的通告，空襲警報響後，市民應當到地下掩體隱蔽。我們住的公園飯店也有地下室，只是裏面沒有供電設備和電話、電視，到了下面對記者來説，同瞎子無異，所以我一直呆在樓上的房間裏收看幾家電視新聞並同時查閱國際互聯網絡上的消息。晚上10點45分，一陣巨響使我從電腦前跳起來，拉開窗簾，看見正前方大約10公里處火光沖天，我毫不猶豫地打開窗戶，提起地毯上早已準備好的攝像機，架設在窗戶上拍了起來。此時連續不斷猛烈的爆炸震得飯店鋼結構窗戶“格格”作響，但我全然不顧，並同時對著夜空進行現場報道。轟炸共持續了15分鐘。我在這15分鐘一直也沒有離開窗戶一步。火光有些減弱後，我立即同正在另一個房間的攝影記者老王上樓頂拍攝。除了當晚遭到轟炸的三處火光以外，整個貝爾格萊德一片漆黑。在強烈燈光照射下，我站在公園飯店八樓的平頂上做現場報道，頓時，貝爾格萊德的夜空出現了第四處火光。我想，如果當晚北約轟炸機飛行員在高空發現第四處火光的話可能會琢磨：那是什麼？公園飯店平頂上無遮無攔，帶我們上去的飯店值班人員看到我們奮不顧身的樣子，像老鷹一樣張開雙臂護著我們，生怕我們倆一腳踩空，掉到樓底。果然，我們的燈光被貝爾格萊德警察當局發現了。半個小時以後，我們被雙雙帶往警察局。

    關鍵時刻，我首先想到了單位和組織，便設法撥通了CCTV的電話，請值班編輯立即通告臺領導和組織，設法“營救”。當晚在警察局被關了整整9個小時，在與警察的聊天中，我才得知，警察的確發現了我們的“行蹤”，並根據上司命令把我們“暫時看護”起來。警察説，他們根據波黑戰爭的經驗，擔心有人給北約的巡航導彈引航。9個小時內，警察局裏不斷被帶進一些違法犯罪人員，我們始終在充斥著廁所臭味的走廊裏與小偷為伴，與流氓為伍，或者與強盜並肩。剛想到門口吸口新鮮空氣，立即被警察“請”回原地。當晚，我訂了半個小時的衛星傳送，原準備把我的“得意之作”迅速傳回來，在當日的早間新聞節目中播出。儘管我編了種種藉口，説讓我回去一趟，傳完節目以後自動回來“投誠”，那樣的話，六億中國觀眾會感謝他們的，但警長始終是一副和你沒商量的樣子。直到現在，我想起這事，心裏依然隱隱作痛，浪費半個小時的衛星傳送時間，糟蹋了國家多少外匯。我是一個在逆境中比較想得開的人，我想，如果説警察扣押我們真能讓貝爾格萊德市警察和市民獲得安全感的話，我願意受這種委屈，做這種“貢獻”。

    第二天上午，太陽爬上樹梢，中國駐南斯拉伕大使館的一等秘書王輔國同志終於來了。我迎上前去，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一直沒有鬆開。見到組織上派來的人，我就像被關在幼兒園的孩子見到了家長，一天一夜的饑餓和疲憊、一夜的委屈全都化作了熱淚……祖國是實實在在的，只要把自己交給祖國，無論處於什麼樣的境地，永遠是有希望的！後來我才知道，臺領導和我國外交部、使館等為“解救”我們兩位普通的記者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使館的王輔國同志後來説：“你們倆被抓起來的九個小時中，我有五個多小時在到處打電話聯絡、發照會、辦手續，一夜幾乎沒有睡覺。”8點30分“出獄”後，我立即預訂了11點的衛星傳送線路。同事們關心地説：“老顧，先別急，緩一緩，生命要緊，身體要緊。”但我知道，已經耽誤了九個小時，得設法彌補，否則怎麼對得起觀眾和領導。

    3月28日下午，自空襲以來一直顯得像座死城的貝爾格萊德突然熱鬧起來了，人們好像一下從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紛紛前往市中心的共和國廣場參加反戰音樂會。當時我剛剛傳送完新聞，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到飯店，獲悉這一消息後，立即像注射了興奮劑一樣亢奮起來。整個報道沒有提綱，沒有草稿，沒有任何文字準備，但貝爾格萊德群眾的大無畏精神給了我無窮的靈感。所有現場報道都是現場發揮，一氣呵成。當我看到現場上萬眾一心、群情激憤的場面，再也忍不住了，和老王一起登上了演出臺。現場數萬群眾看到中國電視記者在臺上和他們一同冒險，便更加瘋狂起來。於是我便扯開嗓子，情不自禁地報道説：“這就是南斯拉伕人民，這就是塞爾維亞人民，這就是貝爾格萊德人民對和平的呼聲！這次報道，對我觸動很大。一個弱小的民族，一個只有1000萬人口的歐洲小國，竟然敢於與當今世界最強的軍事集團對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概！這種明知贏不了，也要拼死抗爭的精神誰能不為之動容！與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南斯拉伕人民相比，作為一個來自社會主義中國的電視記者，我為有我們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感到無比自豪和驕傲。中國人民經過多少代的流血犧牲，經過多少年苦苦摸索，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産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産黨，才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是中國共産黨，使中國人民告別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歷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欺侮。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偉大實踐，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了。如今的中國人真正體驗到什麼叫做揚眉吐氣！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哪一個不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震驚！窗外炮聲隆隆，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不斷升級，甚至連民用目標也不放過，危險在一步一步逼近貝爾格萊德。於是，我撥通了北京的電話，向國際新聞組組長、共産黨員孫平再次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産黨的口頭申請。我説，貝爾格萊德局勢吃緊，北約似乎準備炸平貝爾格萊德，我已經後無退路，唯有堅守陣地，我希望黨組織能考慮我的入黨申請，同時在戰火中考驗我。

    3月29日，我收到了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從北京發來的慰問信。趙臺長在信中説：“作為中央電視臺派往南斯拉伕前線的記者，你們不辱使命，圓滿地完成了對科索沃危機和戰爭第一階段的報道任務，在遙遠的巴爾幹半島，在舉世矚目的國際熱點地區為中央電視臺、為中國記者贏得了榮譽。在此，我代表中央電視臺分黨組、代表中央電視臺全體職工對你們在這一重大國際事件報道中所表現出的良好精神風貌和業務素養表示由衷的欽佩！對你們為促進中國電視新聞事業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所做的重要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讀著趙臺長從萬里之外發來的滾燙的來電，我不禁雙手發顫。我和王曉琨只是作為中央電視臺的普通記者完成了應該完成的工作，黨組織和臺領導就給予我們這麼高的評價，我要是不在這關鍵時刻赴湯蹈火，還算是CCTV的電視人嗎？空襲警報早已拉響，遠處傳來隆隆的轟炸聲，此時，我端坐在電腦前，書寫我的入黨申請書。加入中國共産黨是我埋藏在心底的夙願。一年以前，我們黨第一次把鄧小平理論寫進黨章的時候，我就向中國共産黨駐布魯塞爾記者團黨支部提交了入黨申請。中國共産黨是全國人民的指路明燈，鄧小平理論是我們國家強盛的法寶。雖然我一直是一個黨外人士，但作為一個黨的新聞工作者，我願時刻銘記與黨中央在政治和行動上保持一致，尤其在目前貝市鐵路、公路、航運都已經中斷、通訊不暢的情況下，我更需要黨的指引和關懷。北約已經宣佈把貝市作為其轟炸的重點目標，電視記者裝備重，移動慢，目標大，還必須儘快出現在轟炸的現場，可以説，我隨時等待與巡航導彈幽會。我想，既然黨把我安排在這個位置，我只有一個念頭：豁出去了！我決心與貝爾格萊德同存！一份兩百餘字的入黨申請書，我用毛巾擦了三回眼淚，但還是止不住，沾滿淚水的食指在筆記本電腦的觸點式鼠標上打滑……我的入黨申請書以每秒30萬公里的速度飛向北京——帶著我一顆純潔、真誠的心。

    3月30日，是我一生中最光榮和激動的時刻，我接到了中央電視臺黨委領導發來的傳真：黨組織批准我加入中國共産黨了！中央電視臺副臺長、黨委書記劉寶順和黨委專職副書記南玉敏在傳真中説：“欣聞顧玉龍同志在生死考驗面前，在緊張艱苦的報道中，再次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我們為我們黨具有的強大的凝聚力而感到驕傲，更為我們有這樣對黨的新聞事業忠誠、對黨的信念堅定的同志而感到欣慰！為此，新聞中心黨總支請示臺黨委批准顧玉龍同志火線入黨，經臺黨委研究決定批准顧玉龍同志的入黨申請和黨總支的請示。希望新黨員顧玉龍及我們的老黨員王曉琨二位同志不辜負黨組織的期望，圓滿地完成好戰地報道任務，為黨組織爭光。儘管在前方只有你們兩位同志，但在你們的背後是全臺共産黨員、幹部和職工的全力支持。”都説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我的眼淚還是撲簌簌地難以自製。我在八平方米的小屋內一個人舉起了右手，朝著祖國的方向莊嚴宣誓：“從今以後，我是黨的人，我將一切交給黨安排！”當天中午，我為《新聞聯播》傳送完“貝爾格萊德取消燈火管制”的新聞後，下午立即趕往遭到北約轟炸的潘切沃飛機製造廠。那裏除了廠房沒倒，其餘的一切全都化為灰燼——北約使用了一種高技術炸彈，它能摧毀除了建築以外的一切設施。儘管北約轟炸工廠已經過去十多個小時了，但廠區內依然能聞到煙火的味道（不是傳統的硝煙味）。赴飛機製造廠採訪之前，我看到有的報道透露，北約使用了違禁的放射性炸彈，這種炸彈對生態環境和人都有很大的傷害。儘管如此，共産黨員的勇氣加上記者的天職，使我義無反顧地跳進五米深的彈坑，進行現場報道。我覺得如果只是在彈坑上面指手畫腳，雖然安全，觀眾是難以産生身臨其境的感覺的。

    3月31日這一天，我在南聯盟軍事新聞中心領到了戰時記者證。我在歐洲記者站工作近三年，領到過各國頒發的上百張記者證，但惟獨這張戰時記者證最為沉重。上面除了國籍、年齡等以外，還有血型一欄。這張薄薄的卡片，與其説是記者採訪的通行證，還不如説是通向地獄之門的入門證。現在，南斯拉伕戰事越來越嚴酷，北約對南聯盟進行狂轟濫炸，已經不分軍事和民用目標，生活在這裡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我在這裡與其他新聞單位記者聊天時説過，此時我們記者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所住的公園飯店地處貝爾格萊德市中心，面前200米是貝市標誌建築——26層的貝爾格萊德百貨大樓，人們都叫它“黑大樓”，它是全市的制高點。據説有一次一架俄羅斯貨機的雷達系統出現故障，駕駛員就是依靠百貨大樓作為坐標迫降在貝爾格萊德機場的。我們的左面600米是南斯拉伕國防部大樓，北約4月11日稱，北約已經摧毀了南斯拉伕軍隊三個軍事指揮中心的兩個，剩下的一個，就是我們的近鄰——國防部。北約的巡航導彈隨時會越過我們的頭頂落到不遠處的國防部大樓。更為危險的是，北約已經宣佈將南聯盟的廣播電視設施作為空襲的目標，並先後炸毀了科索沃的兩個電視轉播塔。我們所住的公園飯店處在“死亡三角區”，通往電視臺10分鐘的路充滿危險，現在的電視臺在某種意義上來説，猶如一座墳墓，進去了，也意味著可能出不來。儘管如此，我沒有猶豫。我想，即使我不走這條路，總需要有人來走這條路。北約的狂轟濫炸，使得在南斯拉伕的各國記者都變得好像不要命了，北約的巡航導彈往往成了所有戰地記者追逐的目標。4月1日這一天，我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做詩的靈感，於是，一首戰地歪詩越出電腦屏幕——《一個電視記者對巡航導彈的“迷戀”》：

    她若迎面撲來，我就準備接受她那滾燙的熱吻／她若從天而降，我就和她擁抱——摟住她那滾圓的腰肢／要是她不吭聲，我就把她抱回北京，打開她的心扉（肺），看看她安（按）的什麼心／聽説她身價百萬，那太好了，我就把她獻給國家，作為我的第一筆黨費／請別怪我負心，請別恨我出賣你，因為你太狠，害了那麼多的人，傷了那麼多人的心／嗚——巡航導彈，我期待與你幽會／無論是漆黑的夜晚，還是在光天化日。

    隆隆的爆炸聲鍛鍊了一個新黨員的意志，我在戰火中得到了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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