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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節女主持人系列專訪之六
 
冀星:做自己航行的舵手

發佈時間:2004年03月15日 09:00 作者: CCTV.com記者 張敏


    選中冀星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她的工作, 1999年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電視臺,選擇一檔只有10分鐘的談話節目《走進電視》,歷時4年,該節目由10分鐘擴展到30分鐘,再擴展到50分鐘,她的主持不慍不火,雖沒有大紅大紫過,卻被許多網友時常惦記。二是她的學習經歷,大學畢業成績排名第一,2001年考上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影視學博士,成為目前央視主持人中惟一一位女在讀博士生。

    冀星希望自己的個性修煉地像百合,單純的顏色和感覺,既簡單又溫暖,“我願意在家裏放百合,一天屋子裏都飄著淡淡的香味,希望別人和我在一起時有種溫暖的感覺。”果不其然,近兩個小時的聊天,一直被這種淡淡的溫暖所包圍。


    
母親是我的心靈導師


    提起母親的影響,冀星用“心靈導師”來概括,“英文有個詞叫Mentor,譯成心靈導師,我媽媽就是這樣一個人。”

    冀星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高級語文老師,父親是高級經濟師。“我六、七歲,我家彩電還沒買的時候,媽媽就給我買了鋼琴。那個時候,很多人不理解,感覺不像正經過日子的。”

    冀星的鋼琴啟蒙老師是樓下一位留日歸來專門從事幼兒音樂教育的老太太,母親帶冀星串門時,老太太端詳冀星的手,不斷點頭,是個彈琴的好苗子。但母親只是希望陶冶小孩子的情操。“從一開始彈琴,媽媽要我把它當作一種業餘愛好,所以從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鋼琴家或者今天這個職業。”

    十歲以前冀星並沒有自己明確的夢想,在那種教育模式下也沒法有夢想。她印象深刻的是中學裏,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傳一隻筆,把筆當作未來你從事某個職業的道具,冀星當時説我要做一名播音員。

    該考大學了,北京廣播學院招生,冀星在老師的勸説下,參加了考試,結果一試則成。

    成人後,冀星愈發感謝母親的教育方式,“並不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但是那種嚴格的教育,讓我對社會、個人交往有種分辨能力。”

    母親的嚴厲,冀星自小深有體會,“我正在吃冰棍兒,媽媽問我一個作業上的問題,答不上來,冰棍兒‘啪’扔到廁所裏,我必須開始思考為什麼沒有答上來。”

    冀媽媽明確表示冀星上大學不準談戀愛,“雖然有點遺憾,但經歷黑色七月,從外地到北京,家裏人給你的關心囑咐,就是不能浪費時間。”在“三點一線”間,四年匆匆而過,畢業時,冀星成為班上唯一一個每門功課成績都在85分以上的人。

    難得可貴的是,母親的嚴厲火候掌握得很好,母女倆一直保持一種朋友式的交流,“每一期節目媽媽都錄下來,她只給我挑毛病,字音是否準確,任何一個字眼如果覺得有問題,馬上查字典,給我發短信。我媽也是普通話一級甲等,前幾天,我做一個戲曲節目,一句古詩一字發音誤讀,媽媽馬上發來了信息。”

    冀星把短信調出來,最後一行字讓人過目不忘,“……你一説話我就出汗呀!”冀星補充,這樣的短信太多,手機裏300多條有一半是母親發過來的,全都是關於節目,“我稍微説錯一個字,我媽就緊張地不行了。”

    怕了媽媽的咬文嚼字,冀星現在快成了糾錯專家,隨身攜帶字典,看到別人對於她讀音的質疑,她客氣地説,對不起,我查過字典,它應該讀……,結果問者滿臉通紅。

    
每走一步,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做節目時,同事們好奇地問,你的腰板一直這麼直挺著,不累嗎?我説,不累呀,已經習慣了。”這要歸功於母親一直以來對冀星言行舉止的教導。

    但做完節目一回家,冀星“啪”的一下,躺在床上,這時才體會到累的滋味,“在這樣一個競爭的環境中,你的工作必須職業化,沒有時間、沒有空間讓你去浪費,其實我壓力挺大的,從小到大,我都不是活的特別隨意的人。”

    冀星坦然承認自己已經習慣這種生活方式,“我在做欄目時,每走一步,都希望知道自己要幹什麼,腳印是實的。”她有個小本子,哪天做什麼事情,哪天做了,哪天沒做,記得清清楚楚。

    稱得上享受壓力的冀星,畢業前夕將工作目標定為中央電視臺,儘管上海東方電視臺已經向她發出了邀請。“在中央臺面試時,我本來排在3號,悠哉遊哉地往上走,結果前兩人都沒來,我變成第一個。當時趙忠祥老師問我,‘你喜歡做哪類欄目?’我説喜歡做綜藝性有一定知識含量的欄目。”

    面試之後是一段痛苦的等待,一天,冀星BP機收到一個信息,“我一看是臺裏的電話,馬上打過去,冀星嗎?你是不是要來辦進臺手續?, 我聽了一陣驚喜,對呀對,……當時特別高興,我媽告訴我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所以我跑到二樓洗手間,給我媽打電話,媽,我進臺了!當時特別想抱頭痛哭一下,因為那種等待……如果這個機會沒有了,其他的就都沒有了。”

    冀星現在主要參與欄目兩塊內容——前期策劃和主持,“作為主持人,我已經全面了解節目的環節,也知道談話類節目對主持人的依賴作用,現場嘉賓的狀況是變化的,主持人是一個平衡者。”冀星將主持狀態分為三個階段,一種狀態是不敢説,第二種狀態是搶著説,最後一種是少而精的説話。“優秀主持人每一句都是到位的,這是我努力追求的一種狀態。”

    央視國際網站上一位網友這樣寫過,“儘管我很喜歡冀星(有文化氣質的女主持人),但還是遺憾于節目的‘流水帳’風格,一方面是近乎于廣告的、對所訪電視劇完全正面的宣傳,另一方面,看不到策劃的明顯跡象,真的像在嘮家常,平鋪直敘。”

    冀星不諱言批評,“我同意他的看法,觀眾的口味在變,我們也得跟著上,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希望打破那種談話局勢,做一些設計,希望更加活躍,與觀眾互動,增加觀眾的參與。”

    
我是一個很矛盾的人



    “我是一個很矛盾的人”,冀星分析自己。

    她宣稱自己的個性像長頸鹿,“儘管做節目中要調侃,製造現場氣氛,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特愛説話的人,長頸鹿無法發聲,我特喜歡安靜的動物。”

    冀星的腦海裏一直有一幅很美的圖畫:在非洲草原上,一棵樹,一隻長頸鹿,它安靜地站著,偶爾吃點東西,俯瞰一下周圍,一切都相安無事的感覺。“這是我的一個生活態度,喜歡那種平靜,沒什麼刺激的生活。”

    客觀環境給予冀星的外殼與她的內在有些脫節,“我這人除了工作,之外的時間,不是很能説話,包括我的表述方式,不太像現代人,現代人想到什麼就説就做,比如説,我周圍的朋友們遇到喜歡的人就跟他説了,但我絕不會。朋友們説,你太保守了,有時急的她們恨不能在後面踹我一腳。”

    比較守規矩的冀星將工作和玩樂的界線分得清清楚楚,她崇尚純粹的工作、純粹的玩,默多克是她的欣賞對象,“有朋友在他旗下的新聞集團工作,工作狀態非常專業化,符合市場規律,一夥人齊心協力工作,在有效的時間內完成,之後就去玩,我不喜歡工作中摻雜一種隨意的狀態。我這人有個毛病,工作時,我不希望別人説別的。要説玩,我覺得我比誰都能玩。純粹的工作、純粹的玩。不會玩、不會享受生活的樂趣,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靈感來自於生活。”

    在父母熏陶下,冀星從小喜好看書,好多書即使不懂也先讀為快。“每年翻一遍《紅樓夢》,年年感受都不同。”在最愛讀的書一欄中,冀星填上斯蒂芬霍金寫的《時間簡史》,同事分析,喜歡讀這類科普讀物的大體有兩種人,一是懷著小孩般天真與好奇,二是非常理性,“去年開始看的,因為我看不懂!(大笑),真的,那麼多的書,之所以去讀,就是喜歡,絕不會讀無用的,所有讀過的書都很喜歡,沒有辦法選出最喜歡的。《時間簡史》是一個挑戰。我喜歡有一種未知去探究。”看得出,冀星的好奇心被很好地保護著。

    “你以為我窮,不好看就沒有感情嗎?我也會的。我們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經過墳墓,同樣地站在上帝面前。” 簡愛對羅切斯特説過的這段話,冀星倒背如流。“我喜歡《簡愛》,在這樣一個女性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一種堅韌的力量。現在人都挺脆弱的,不管是面對生活還是情感,如果能保持這種力量的話,很可貴的。”

    
我希望自己磨練成寬容、豁達的人


    在“三八”節調查問卷中,有幾個關鍵的問題,答案本身或多或少反映答者對這個世界、對在世界上生活的人的感情與希望,以及答者自身的生活理想。

    填到最崇尚的男性品質,冀星不假思索,“忠誠、有責任感”,隨後爽朗地笑,“估計每個女人都是這樣想的。”

    “其實女人都希望男人有責任感,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如果你的工作搭檔沒有責任感,工作會很消耗,不愉快。無數個負責任加到一起,才能得到70-80%,而不一定是100%,我痛恨男士沒有責任感。”

    冀星愛憎分明,仿佛為了證實這種品質必然存在,她堅定地説,“我覺得我父親就是這樣的人。”

    而最崇尚的女性品質,冀星只説了一個詞——寬容,“女人希望男人寬容、男人更希望女人寬容,包括同性、同事之間,實際上,剛剛參加工作到社會時,大家都特別容易計較,時間長了,你會發現你自己是為自己創造快樂的源泉。其實退一步,未必會失去什麼,永遠去爭取,大部分時間你會不快樂的。”

    冀星也是在跌跌撞撞中不斷獲得對生活的深刻認識,比如不必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比如以前對生活希望太多了,所以失望很多,如果一步一步踏實去走,生活中出現了,就是一個驚喜,“我希望自己慢慢磨練成非常寬容、豁達的人,當然寬容一定是有原則的。”她緩緩的語氣。

    冀星很喜歡邁克爾波頓《當男人愛上女人》,“When a Man Loves a Woman,Deep down in his soul……”,情不自禁地哼起來,音樂很容易讓冀星進入狀態,沉浸在特定的氛圍裏。

    談話自然聊到對感情的看法,冀星確定了一下,“愛情吧?!我覺得愛情應該是一種無可救藥的相遇,它是無法期待的。我希望兩個人相知相守,不希望波瀾起伏。每天可以回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叫做家的地方。可以這樣説吧?”

    如果活著就是愛,我要用最大的愛去做最小的事——這位197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特雷莎修女的話,給予冀星很多思考,或者説延伸了她的情感觀,“我覺得生活本身就有一種愛,早上起來時能聽到音樂,看到太陽,新的一天又開始了。其實能給予別人愛,是特別幸福的事。別總期望著別人給你愛,如果你沒有能力給別人愛,你又怎麼會得到啊。”

    冀星回答中,時而不時有著詢問,這樣説行嗎?可以這樣説嗎?我“胡説八道”了……

    經過這次“調查”,分享了冀星生活裏的趣事,自幼彈鋼琴的她,承認離不開音樂,每天早上有音樂,才能保證刷牙三分鐘。到卡拉ok,被朋友們稱作“歌霸”,一首接一首唱不停。閒暇之餘願意跳熱情奔放的拉丁舞,一如她安靜性格的反面。2001年考上博士,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企圖”或者“擇偶困難”,“可能因為我家庭的原因吧,父母都是讀書人,他們還是喜歡我讀書,多讀書。”冀星也樂意隨其所願。

    冀星強調,一定要通過網絡的平臺來消除社會上一些對於女博士生的誤解,“厚厚的眼睛,什麼都不懂,長的也很醜,實際上不是,現在女博士,像我的很多同學,思路非常敏捷,走在時代的前列。”

    其實,看看這位冀博士,我們也該明了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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