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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剪影(15)
 
尋找生命的答案

發佈時間:2002年12月01日 09:54 作者:CCTV-1《紀事》編導 鄧蕾



     編者按:鄧蕾,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1991年開始在電視臺從事電視新聞工作,1993年加盟《東方時空》從事電視紀錄片創作。迄今為止,做過大型紀錄片10余部,紀錄短片百餘部。主要作品有:《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控告》、《被告》、《瞬間》等,曾獲得中央電視臺、廣電部及中國紀錄片學會頒發的獎項。現為《東方時空》週末版《紀事》欄目骨幹編導。

    2002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紀事》欄目播出了鄧蕾耗時半年之久製作完畢的作品——《共享生命》。節目的背後,鄧蕾寫下了如下的文字:



    還清晰地記得自己拍攝的第一組弱勢群體是一群畫家。他們均聽不到這個世界的任何聲音。他們聯合辦了一個畫展,每幅畫中都展示著無限蓬勃的生命力。參觀的人離開時,他們會恭敬地遞上筆請他們留言,每張供留言的紙上都簽著他們的名字和想告訴別人的話。我還記得其中一個叫楊凡的人這樣寫道:我的筆就是我的耳朵,我甚至可以聽見你説你還愛我。那年我21歲,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後來拍攝過一對殘疾人夫妻,男人的腿有些毛病,女人則有些駝背,但是讓人無法解釋的是,他們的相貌都很美,他們的孩子尤其漂亮。男人每天在巷口修鞋,女人做成衣。那時候流行鄭智化的歌,每天一到傍晚,巷子裏就會傳出國産錄音機沙啞並且偶爾跑調的《星星點燈》:他説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擦乾淚不要問為什麼——他們的孩子會坐在母親的縫紉機旁邊做功課,偶爾抬起頭來的時候,一雙眼睛美若寒星。這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事,他們每個月去民政局領上48元錢的殘疾人補助。每個月的8號,男人都會拄著拐杖去取錢。這是他妻子惟一任性的時候——她寧可他拖著不方便的腿去奔波,而不願意自己拋頭露面。但是每次丈夫回來,她都會對他比平時要好些。一個長著美麗的臉和殘疾身體的女人,她讓我看見她的驕傲和憂傷。

    後來開始拍攝各式各樣的癌症病人。有的至今還奇跡般地活著,有的在我拍攝完成還沒來得及播出的時候就已經離開了——有一次拍攝對象的家人沒有告訴我,結果我打電話過去叫一個剛死去的人過來接聽,現在想起來不能不説是殘忍的。其中最難過的一次是拍攝一位83歲的老人,她並不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她的親友則把這個消息傳遞給了我。她最大的希望是她惟一的但並非親生的女兒第二次的婚姻可以好運——我們拍攝老人那天她的女兒正好再婚。老人一個人,平和地、寂靜地、一支接著一支地吸煙,玩弄著手裏的紙牌,每隔一分鐘看上一次表,因為女兒答應在舉行完婚禮之後回來看她。女兒最終沒有來,給我們的解釋是因為我們在,新女婿不好意思上門。老人獨自一人吃的午飯,蘿蔔餡的餡餅,是前一天表侄女過來給烙的。不知道是不是餅有點硬,老人只吃了半個。她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靠在窗前向外凝視。在我們走的時候,老人好象想起什麼似的,突然微笑著對我們説了一句話:只要惠芳(女兒)這回不受氣,我就是死也閉眼了。老人説這話的時候語氣無限平靜,我的眼淚卻掉了下來。節目播出後的一個月老人死於癌症。其實我走的時候知道這個結局,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開口,不知道該和誰説。

    後來還拍攝過一些得了很奇怪的病的人——有一種病例據説當時全世界就13例:一個人到了30歲之後便莫名其妙地渾身無力,然後逐漸癱瘓,在5年之內死亡。我拍攝的那位母親生了5個兒子,我拍攝她的時候她正在伺候老四,她的前三個兒子已經沒有了。

    曾經很多次地對自己發誓絕不再拍攝患了絕症的人,絕不再拍攝弱勢群體。太累了,心太苦了,情感太受刺激了。好久好久都緩不過來,像得了一場大病,像經歷了一回失戀。的的確確,每次拍攝完這樣的節目之後都有一種感覺就是生命真美好真值得珍惜,可是,可是,可是,如果我們把美好把值得珍惜的理由放在一些人的不幸上時,我覺得我所謂的美好真的有些淒涼和微不足道。那天讀了一本書,名字叫《生之掙扎》,那裏邊説:其實人是一種受著導向死亡本能所統轄的生物,但是幸運的是,我們被賦予了一個相反的本能,不斷地英勇對抗死亡這個最終的征服者,或多或少得到不同程度的勝利,在生命的最大悲劇中樹立我們最崇高的理想——缺陷中的高貴靈魂。在這場遊戲中,有些人輸了,有些人贏了。而輸贏的標誌則是,我們是否在肉體或者心靈上過早地屈服。

    於是又開始拍攝艾滋病。儘管拍攝的是志願者,但是大半年裏,我們接觸到的艾滋病患者絕對不下數十人——這其中的絕大多數如果沒有人告訴我的話我對他們的病情將一無所知。這個片子的拍攝在一段時間裏幾乎把我的情緒帶到了最低點。幾乎所有的人(包括身體正常的人)都拒絕我們的拍攝和採訪,但是這並非是我最大的鬱悶,而是在拒絕的背後,那些顆心靈所承載的冷漠與無奈——最痛苦的是我深知道,如果我是他們,我也會像他們那樣去做。那些最有故事可講的人要麼守口如瓶,要麼謊言百齣,到頭來,我們所了解到的並非是生活真實本身,而是經過了我們猜測和主觀臆斷後的生活真實。到頭來,我們只有因為理解而不斷地放棄。再到頭來,拍攝和創作開始退而求其次,我一遍一遍在問自己的,是我還剩下多少忍耐和激情,像那首我喜歡的詩歌中所寫:當我老了/返回空蕩蕩的家鄉/當我不敢凝視青草/白雪白雪/你要自己燃燒!

    不過我深知我還會去拍的,我不會放棄——除了因為他們是我的逃不掉的責任之外,還因為他們原本有權利活至耄耋,而生命本身卻常常有太多的意外。

    很多人不約而同地問著同一個問題,像艾滋病這樣的絕症人類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像征服癌症一樣徹底征服它。我的猜測是,即使有一天,我們終於攻克了艾滋病,那麼毫無疑問,將會有另外一種我們尚不可知的無法治愈的疾病出現——我們走過了痢疾,走過了肺結核,走過了若干種類的癌症,在與各種疾病不斷的抗爭裏生老病死、經歷生命的更替和心靈的輪迴。有一日忽發奇想:人類的生活是如此複雜——可是看那些飛禽走獸,他們可真的不必每天刷牙洗臉,夏天開空調,冬天開暖氣,又要購買四季的衣裳,吃熟食,蓋房子,買汽車,擔心下月是否漲工資或者孩子能否考上大學。人類在地球上是如此無助,它必須借助無休止的爭鬥才能夠生存並繁衍——與大自然的,與生命本身的,人與人之間的,等等等等。而一隻蝙蝠身上的裝備就勝過了人類很多科學的發展——啊,不能再想下去了,因為結論就是:我們原來是地球的外星人,而飛禽走獸們才是它的土著。

    你説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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