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隔離區的日記節選:我與“非典”零距離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13日 15:33

　　5月1日 晴

　　上午我們在外面進行拍攝3個採訪，出兩個現場，接著該進隔離病房了，又是那套極其繁雜的防護程序。馮護士長和鄭大夫都上來幫我們穿防護服，我説上次帶眼罩後，滿眼霧氣，看不清。她們專門幫大叔（攝像記者張海鵬，40多歲，工作經驗豐富，被我們許多年輕記者尊稱為“大叔”）和我卷了兩小條紗布塞在鼻子兩邊。她們説：“這樣不會起霧也更保險，可是呼吸起來會很困難。”

　　今天天氣好像挺熱，反正我們就這麼嚴嚴實實地進去了。眼罩一直沒怎麼起霧，我挺高興，拍攝了兩個現場，大叔又拍了幾個空鏡頭，就開始了對病人的採訪。

　　就在採訪要結束的時候，大叔突然説了一句：“不行，我支持不住了！”

　　我回頭一看，大叔倚在門框上。一直陪著我們的鄭大夫説：“趕緊到走廊去！”一個男大夫忙上前扶住大叔問：“感覺怎麼樣？”從厚厚的口罩裏面，大叔輕聲説：“可能要虛脫了。”他手裏一直還拎著攝像機，從走廊的窗口，到醫生辦公室的窗口，後來他告訴我：“放下就更得被污染，實在不忍心放下。”

　　在窗口透氣還沒能緩解大叔的症狀。那位男大夫説：“不行！這得喝糖鹽水，透口氣。”於是扶著他出去了。隔離區裏就剩下我和攝像機，我心裏想説：大叔，你不要緊吧？可喊出來的卻是：“大叔，讓外面把小攝像機送進來！”

　　真的，很多時候我看不清自己，究竟是勇敢還是衝動？是理智還是冷漠？眼看著大叔被人扶走，我心裏涌上最強烈的念頭卻是：“怎麼辦？我們的採訪還沒拍完！”

　　這時候手裏拎著話筒線的鄭大夫説：“小江，怎麼辦？”古訓説“書到用時方恨少”。整個攝像機我只知道三個按鈕：開關、錄製和推拉。看了看被裹在黑塑料袋裏口露出鏡頭和尋像器的機器，我對瘦弱的鄭大夫説：“要不你拿著話筒我來拍！”

　　我們拿著攝像機和話筒踉踉蹌蹌上了樓，等我到病房時，已經扛不動了。還好病人住在靠門邊的床上，可以勉強靠住門框借點力。30多斤的機器和三層口罩，話都説不連貫了，心裏又記挂著大叔，我勉強問了幾個問題，鏡頭好像歪了，錄像機開始顯示低照度，真不知道拍出來的是什麼效果。

　　實在堅持不住了，我們回到一樓，雙雙爬到窗戶邊吸氣，然後脫下一層防護服，匆匆到半污染區取出帶子，拿去消毒。等回到最外邊的更衣室時，只見大叔又去穿防護服，幫他係帽子的大夫一見我就説：“你看，又要進去！”大叔臉色蒼白。門外的護士長還在高聲喊著讓給送點什麼藥來。我穩了穩自己，儘量歡快地説：“大叔別去了，我已經拍完了！”

　　從隔離區出來的人，必須從頭到腳仔細清洗，每回洗這個澡，我都會想好多好多。大叔去年在西藏墨脫採訪的時候，一天之內扛著機器從海拔1700米走到5200米，可今天，他實在是太累了。如果我是個經驗豐富的老記者，如果我能夠合理高效地安排採訪時間，能夠用簡短的發問就會得到豐富的回答，那大叔決不至於累到虛脫。周圍的人一直在稱讚我的勇氣，可勇氣畢竟不是能力。大叔對不起，不過請你相信，我能做一名好記者，並且一步步在向這個目標靠近。

　　5月4日 晴

　　我們《共同關注》欄目原計劃在胸科醫院的採訪就要結束了。從明天起，我們欄目就要轉戰一個新的“非典”定點醫院——北京整形醫院。我告訴井媽媽（這裡主管後勤的主任，和我媽媽歲數相倣），自己和大叔要“撤”了。井媽媽當下決定辦個“家宴”，一來為我們送行，二來補補這些天誰都沒有顧上看的節目。

　　傍晚7時，涼風習習。在我們住的小院子當間，“家宴”開席了。進駐以來，我還是第一次吃到這麼多菜，大叔早早託人把從澳洲帶回來的紅酒送了進來。雖然不敢多喝，大家還是頻頻舉杯。剛剛還因為掛念孩子紅過眼圈的楊主任也笑呵呵地説：“感謝‘非典’，要不然大家怎麼可能聚到一起？”

　　大叔説：“等‘非典’過去了，我再請戰友們吃飯去！”

　　井媽媽説：“閨女，等‘非典’鬧完了，媽媽帶你去逛商場！”

　　這些可算是“非典”時期的標準憧憬。每當忙碌過去，能坐在小院裏的石凳上發會兒呆的時候，和他們一樣，幾乎所有人的首席願望，就是回家！

　　正當大家心滿意足地抱怨今晚沒有月亮的時候，從外面衝進來一個人，是幫我們拍空畫面的小黃。他滿臉凝重，問我：“小DV磁帶還有嗎？”我説：“有，怎麼了？”他哆嗦著嘴唇，略帶哭腔地説：“于敏報病危了，今晚可能要‘插管’”。

　　于敏是去年才分到胸科醫院的女大學生，只有24歲。該院第一批大規模收治“非典”病人的時候，她勇敢地走進了隔離病房。在之後幾天裏，她一直高燒不退。4月28日，我們進駐胸科醫院的那一天，她被確診為SARS患者。這一次，是她的同事抬著她進了隔離病房。

　　小黃已經拿著大叔找來的磁帶匆匆走了。大家沉默著，剛才的歡快蕩然無存。

　　所謂“插管”就是將呼吸機的管子直接送到病人肺部，代替她自身的呼吸功能。不到萬不得已，醫生們不會用上這一招兒。用專業的話説，這叫上“有創呼吸機”。上有創呼吸機？我猛地醒悟到，那麼這例手術的主持者肯定是我剛剛採訪過的呼吸支持組組長李兵主任。她早就説過上“有創”就自己來。因為在沒有更專業的防護服之前，做這個手術，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概率幾乎是100％。

　　一時之間，我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自己的感受。我牽掛李兵主任。她曾那麼平靜地坐在我面前告訴我，她並不是英雄，她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想保護那些比她還小的同事，誰都不知道新的防護服究竟能不能保護她；我牽掛素未謀面的于敏。她是那麼年輕，一切都還沒有開始。在這個春天裏，她本該聞到更多的花香，聽到更多的鳥鳴。然而現在，她卻被推到生與死的邊緣，孤獨地等待救助。

　　我痛恨SARS病毒！痛恨它的卑鄙與兇殘，痛恨它給人類帶來的痛苦和離別。但是我能做什麼？我只能為于敏和李兵主任祈禱，我只能鼓勵自己要更勇敢地去面對。我相信，在勇敢自信、善良聰慧的人類面前，SARS病毒這個無恥的敵人，終將倒下。

　　從4月28日進入北京胸科醫院“非典”病區到5月4日撤出，記者江黎在採訪之餘，寫下了6篇特殊的日記。這6篇“非典”日記，篇篇都令人難以取捨。讀著一行行文字，每一個字似乎都能撞擊到你心底最柔軟的那個角落。這些日子，我們從許多地方找尋著一個久違的詞——感動。從某種意義上講，深入“非典”一線的江黎和“大叔”張海鵬是幸運的，他們最近距離地找到了它。在這裡，我只能摘發江黎日記中的2篇，讓我們一同從那些字裏行間去感受責任與友情，崇高與愛心。——編後（中國電視報 江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