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間，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遊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遊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後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並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博古、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於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於連續苦戰，紅軍銳減。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 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 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産黨。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捩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後，鋻於川敵佈防嚴密，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後，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迴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後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於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陜根據地，為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陜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八萬餘人開始長征，中旬佔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余人，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於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後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紮根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陜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陜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後，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于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雲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後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整整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十四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鍊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

責編：淩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