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在毛兒蓋召集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非法審查中央路線，公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當時，敵人正加緊在南線進犯紅軍，造成對紅軍後方的嚴重威脅。據此，黨中央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將紅軍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黨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電示張國燾：“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一部，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向”。19日，張國燾致電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動計劃；一面卻強調攻取阿壩的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統一戰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張國燾因在前方指揮左路軍攻阿壩，未能參加會議。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

　　毛澤東首先在會上作關於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報告。指出：我們到達夏洮地區以後，有兩個行動方向：一向陜西，一向青海、新疆、寧夏方向。報告認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其理由有四點：

　　1．從敵情來説，如我們向黃河以西，敵人則在黃河以東築封鎖線，把我們限在黃河以西。這個地區雖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將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要迅速攻破敵人迫我向黃河以西的封鎖計劃，第一步佔洮河流域，第二步佔天水一帶，第三步在平涼一帶擊敵，向陜西發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

　　2．從地形來説，由蘭州至潼關一帶地域廣大，我們需要在廣大的區域建立政權，創造後方。

　　3．從經濟條件來説，西北要比黃河以東差，同時氣候寒冷，給養困難。

　　4．從民族條件來説，黃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漢族很少，我們到西邊去，只能擴大回民的人民革命軍，而不能擴大紅軍本身。

　　基於上述四方麵條件，紅軍主力應向黃河以東，支隊向黃河以西去破壞敵人的封鎖計劃。報告指出：夏洮戰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東岸。我們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因為這一區域，背靠草地，四川軍閥很難來；西北靠黃河，便於作戰；同時又可以黃河以西為退路。將來向東大大發展時，後方應移到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的地區去。

　　陳昌浩、王稼祥、凱豐、林彪、博古、徐向前在發言中，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他們認為向東是轉入新的形勢；向西是軍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卻。這個問題是關繫於前途的關鍵。為達到這一戰略目的，左路軍一定要向右路軍靠攏。但與會者也充分估計到左路軍不來與右路會合的可能性。

　　毛澤東作會議討論結論時再次強調：向東向西是一個關鍵。如果不採取積極方針，將要給敵人迫向西。所以我們應採取積極的向東的方針。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我們應堅決堅持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以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

　　會議最後通過由毛澤東起草一個決議，作為對兩河口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的補充。

　　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的主要內容是：

　　一、根據敵我情況，為實現兩河口會議的決定，要求主力部隊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為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

　　二、開闢甘陜地區，不論目前與將來之發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據我們現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三、為著實現這個戰略決定，當前的夏洮戰役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關鍵。因此，應力爭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東岸地區，粉碎敵人蘭州、松潘封鎖線之計劃，以處於有利的機動地位，而便利於繼續戰勝敵人。“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這個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證。”

　　四、“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兒蓋會議是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的行動方針，是對兩河口決定的補充，對於明確紅軍主力發展方向，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危險，起了積極的作用。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