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個身背畫夾的人來到了新疆拜城克孜爾一帶的山谷中。走進這些洞窟的時候，眼前的一切讓這個既是畫家又是考古學家的人驚呆了。隨後的數月，他不停地對著洞窟內的墻壁畫著什麼。這同時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歷程。1947年7月30日，他所乘坐的飛機失事，他所設想的新疆考古五年計劃，建立西北博物館的夙願，最終未能實現。
這個人是韓樂然，他向人們揭開的就是克孜爾洞窟中壁畫的秘密。其實，韓樂然並不是到這裡考察的第一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西域探險考察熱的開始，大批外國探險考察者的到來，龜茲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庫車、拜城、新和一帶，也被納入了他們的視野。
現存的龜茲石窟主要包括：克孜爾石窟、庫木吐拉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森木賽姆石窟和阿艾石窟。這些石窟中除了阿艾石窟外，其他均被外國探險隊光顧過。
德國探險隊的四次西域探險考察中，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察，主要是在這個地區。在第三次考察中，德國人首先對庫木吐拉等石窟進行了調查和挖掘。當他們準備在森木賽姆石窟進行發掘時，先期到達庫車地區的俄國人別列佐夫斯基兄弟大為惱火，認為按照雙方的協議，庫車地區屬俄國人的勢力範圍，俄國人甚至威脅要用武力把德國人趕走。在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候，勒柯克婉言進行了調解，表示願意退出。其實，這並不是德國人的一種示弱，因為他們意識到，俄國人既沒有辦法，也沒有技術搬走壁畫，因此便很“文雅”地離開了這裡，轉移到可能獲得更大收穫的克孜爾石窟。後來的事實證明，德國人在克孜爾確實獲得了超出他們預想的珍寶。
在克孜爾，德國人為了考察方便，根據窟內藝術品的特徵，給各洞窟進行了命名。格倫威德爾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石窟壁畫的考察與臨摹上，在他看來，“要把所有新發現的文物進行素描和繪製輪廓圖。否則，把壁畫搬走，除了意味著獵奇與盜竊之外，不會有別的什麼意義。”勒柯克與巴圖司卻仍是用他們所慣用的方法，用狐尾鋸肆無忌憚地切割剝取壁畫。在克孜爾的考察中，他們遇到了地震的驚嚇、疾病的困擾，但與他們的收穫相比，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了。他們在克孜爾“發現了完整的、未被劫掠過的廟宇，其中充滿著藝術上完美的壁畫，而且都是屬於早期作品”。面對藝術寶庫，勒柯克興奮不已，以致他在其後的著作中，對自己如何割取壁畫做了毫不掩飾的細節描繪。他驚嘆：“這裡的壁畫是我在中亞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優美的壁畫。它包括傳統的佛陀的種種形態和他所處的種種場面，而且又幾乎是純粹的古希臘特徵。”佛教産生於印度次大陸，以後沿絲綢之路經西域傳入中國內地，史稱佛學東漸。
佛教最早何時傳入龜茲地區，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魏晉時期即公元3世紀到4世紀該地區佛教已經繁盛，寺院與石窟已遍及龜茲各地。克孜爾石窟在龜茲石窟中建造的算是最早的，而在克孜爾石窟中建造最早的，則是一種叫“僧房窟”的石窟。
龜茲石窟壁畫中有許多伎樂圖，她們人物眾多，表情細膩，樂器豐富，舞姿優美。這是克孜爾石窟第38號窟“天宮伎樂”，奏樂者有的屈肘聳肩，有的嘴唇微啟，有的單手彈撥，有的雙手重擊，還有的在俯聽音樂的節拍，千姿百態，嬌柔婀娜。這不僅僅是藝術的表達，這是一種景仰的吐露。佛經上説，眾神常常擊著天鼓、奏著音樂、跳著舞蹈，用香花與伎樂獻給佛祖，作為對佛的供養。
作為對佛的一種供養，樂舞中有著人們世俗的理解和世俗生活的印記。自古以來，西域諸城邦國的音樂舞蹈藝術就極為發達，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等都曾經風靡東方。今天我們仍能從這些壁畫中找到西樂東漸的痕跡。比如起源於美素不達米亞的彈弦樂器豎琴和琉特，通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和南亞次大陸的印度，進而經過西域，再達中原。在中國，它們經過漢文化的洗禮，豎琴被叫做箜篌，琉特演化成了琵琶，吹奏樂嗩吶和敲擊樂器細腰鼓，也是波斯和印度久已使用的樂器。佛教善於利用音樂舞蹈的藝術手段來宣揚其深奧玄秘的教義，音樂又是佛教法事和供養的重要形式。佛教雖然將音樂藝術蒙上了神秘的面紗，但基本上仍然是現實生活的曲折反映，尤其是一些樂器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不加任何改變地攝入了壁畫中。
如此大規模的開窟建寺，對於當時只有幾萬人的龜茲來講，無疑是一個奇跡。在龜茲石窟壁畫中，人物的裸體形象也非常豐富。佛教傳自於印度，在那個熱帶、亞熱帶國家，薄衣短袖甚至赤裸上身是人常見的形象，反映在佛教藝術中，寬衣短衫也就成了佛的基本服飾。
這些出現在壁畫中的裸體人像或跪或立，恭恭敬敬地守在釋迦牟尼佛的身邊，接受他的教導，表現出了皈依佛門的虔誠願望。建造于公元七世紀的克孜爾第178窟，裸體的庵摩羅女在聽佛説法。躺在佛前的一位裸體女，也是表示摒棄奢靡，清心皈依佛。佛另一側的裸體女，向佛表示悔悟，決心皈依。不管是要赤裸的一無所有，以示虔誠，還是極盡妖媚，表達世俗的誘惑，裸體人像都以最簡潔又最本真的手法表達著它的宗教思想。
在龜茲石窟琳瑯滿目的壁畫中，那麼多栩栩如生的動物也作為一種符號表達著神秘的宗教意境。在佛教的思想領域，鳥獸魚蟲被視為與人同源同類，有著和人一樣的智慧和靈性。人們借動物與人、動物和動物之間的故事説因緣、説禪定，佛教經意通過生動活潑的動物形象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既直觀明了，又耐人尋味。
在克孜爾的14號窟頂上畫有一隻猴子，它坐在地上，似乎也在修煉，它的頭上頂著一片荷葉，使這只猴子一本正經的神態與滑稽可笑的裝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增加了生活的樂趣。
克孜爾38窟獼猴王捨身救群猴。群猴到禦苑採果尋食被發現，國王下令追捕。群猴逃至河邊，沒有橋不能過河，獼猴王捨身抱對岸樹，以身作橋，群猴從猴王身上踏過，得以逃脫。而猴王卻體力耗盡、墜河身亡。
森木賽姆30窟的壁畫獼猴騎鹿。獼猴騎在鹿背上，用手緊緊的抓著鹿的耳朵。鹿似乎要用劇烈的奔跑來擺脫獼猴討厭的糾纏，整幅畫面充滿了戲劇性。這些壁畫反映了佛學的教義，也更深刻地反映了人們的現實生活和整個文明發展脈絡。
據龜茲文獻記載，當時龜茲僧尼寺廟眾多，在僧尼的生活中與中原地區僧尼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要三個月換一次修行的寺院。龜茲佛教輝煌的代表除了寺院與洞窟外，還有眾多的高僧大德。而這其中鳩摩羅什對龜茲乃至中原地區的佛教影響是最大的。
一個傳説中自幼隨母親一起出家的神童，能夠日誦三千經，如今人們從口中説出來的“世界”、“未來”、“心田”、“愛河”、“粉身碎骨”、“迴光返照”等等都是這位西域高僧留下來的財富，可見鳩摩羅什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之大。由他翻譯的佛經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原佛學的經典，一些寺院甚至規定了某些經卷必須以鳩摩羅什所翻譯的為準。
有了商道，有了鳩摩羅什，有了中原以及整個東亞佛學的盛行，而作為其中的一個環節，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在荒涼的山樑上有了石窟，光禿的石壁上有了色彩、有了形象、有了故事、有了思想、有了文明。
在韓樂然臨摹龜茲壁畫的四十年後，又一位畫家迷上了壁畫的臨摹。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曹永軍臨摹壁畫三百多幅，把龜茲佛教的魅力通過繪畫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些繪畫展出以後，也像四十年前韓樂然舉辦的畫展一樣，深深地吸引了人們的視線。
1928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先生在新疆新和縣玉其喀特城的廢墟中，發現了一枚銅印——李崇之印。不久，另外一枚印臥羊造型的“漢歸義羌長印”也從這裡出土。李崇不是普通人，他是兩千多年前西漢政府管理西域各國的最後一任西域都護，而“漢歸義羌長印”的主人是西漢中央政府冊封的羌族領袖，姓甚名誰雖無可考證，然而史籍記載李崇當年平定叛亂時曾有羌人助戰，或許這印信屬於這位羌軍的統帥。
高15米的克孜爾尕哈峰燧立在庫車河西岸一塊懸崖上已經2000年了，當年沿庫車河一直往北，每處險要地境均有烽燧遺址，而在鹽水溝、大峽谷和庫車河口則是規模更大、防衛功能更強的關隘遺址。
戰爭是文化的另外一種傳承方式，在進攻退守、守業安邦中，一次次文化上的退和進，都成為一種溝通和融會。唐朝中央政府不僅在龜茲設立安西都護府作為其管轄整個西域地區的中心，而且還派出了3萬名漢兵鎮守龜茲。庫木吐拉石窟地處安西都護府附近，因此成為漢人開鑿、漢僧主持最多的一處石窟。如今，在庫木吐拉石窟漢文題記中出現的漢僧名字就有惠增、法超、戒明等30余名。不僅如此，庫木吐拉石窟中還有很多羅漢窟，這些埋葬漢族高僧的石窟是龜茲與中原地區密切交往的産物。另外，在龜茲石窟壁畫中還溶入了大量的中原繪畫風格。
龜茲繪畫中最常見的是菱格畫，在一個菱格畫中畫出一個本生故事或因緣故事，其背景多為山林樹木。而這些樹木的畫法，往往運用中原六朝作畫風格，很多樹木被畫成一隻伸出的手臂或張開的手指，這在龜茲石窟的早期壁畫中幾乎隨處可見。
當德國人在克孜爾獲得大量文物時，法國人伯希和于1907年來到庫車。作為一個精通多種語言的漢學家，伯希和是手持《大唐西域記》來“按圖索驥”的。他把目標定在了《大唐西域記》中有過記載的雀離大清靜。
《大唐西域記》中是這樣記述高僧玄奘所見雀離大寺的：“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怊怙厘寺，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重，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這個怊怙厘寺就是雀離大清靜，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蘇巴什遺址。
當年，玄奘千里迢迢來到佛國龜茲時，龜茲王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玄奘在書裏這樣形容這個寺院：僧徒蜂擁湧來，鐘聲齊鳴，在大殿敬佛的燭光中，誦經者不絕於耳。玄奘在佛堂裏講經一月有餘。佛學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融會。
從1902至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也曾多次到庫車地區進行考察發掘。除獲得佛像、壁畫、古錢幣和文書木簡外，不論是法國的伯希和還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都發現和帶走了舍利盒。其中由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渡邊哲信和掘賢雄于1903年帶往日本的一個舍利盒尤為特殊。這個舍利盒為木質，盒身被紅、灰白、深藍三種顏色覆蓋，盒內僅存骨灰，外形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然而，到了1957年，有人對此盒進行研究時發現，這個舍利盒的顏色層內有繪畫痕跡。剝去表面顏料，顯露出盒上繪製的圖像——精美的樂舞圖。
龜茲舍利盒樂舞圖的再發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從舞蹈者頭戴的各種面具和樂舞的氣氛等特點來看，這是一幅典型的龜茲“蘇幕遮”樂舞圖。也就是説，舍利盒上所繪內容，是古代西域地區著名的歌舞戲乞寒胡戲。這對於了解古代龜茲地區的世俗生活、宗教信仰、審美情趣和藝術追求，都是不可多得的實證。除了舍利盒，外國探險考察者在對蘇巴什古城的發掘中，還找到了以前未曾發現的一種文字——吐火羅文文書和佛教典籍。
無論是外國探險隊還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在龜茲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均沒有發現成規模的墓葬。只是在佛寺的周圍發掘出了大量的骨灰盒，而且有些骨灰盒非常的精美。可見龜茲存在的八九百年時間中，居民普遍信仰佛教，死後火化，然後埋在寺院裏頭。
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對蘇巴什佛塔進行發掘時卻意外地發現了這位懷孕的婦女。這個女人是誰？她和這個寺院是什麼關係？她死後又為什麼會被埋在佛塔的下面呢？新的迷團又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