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會把握 發現傳播

　　2001年七一前夕，為了趕制一期“七一黨建特別節目”，我來到了壽光市侯鎮東地溝村。瓢潑的大雨掩蓋不了東地溝的富庶與殷實，東地溝一百二十戶人家，四百口人，八百畝耕地 ，2000年人均純收入四千六百元，集體積累四百多萬元。在雨中，我無法把眼前的東地溝與材料上介紹的過去的東地溝相提並論，一個鹽鹼灘上寸草不生的窮村、一個曾經人氣不旺選不出個村支書的破村，如何能夠成為今天這個樣子？我知道，那其中的規律性的認識與總結，是我此行的目的。

　　1982年，東地溝的村民王平出任村支書後幹的第一件事兒就是開了一個會，一個全部由黨員參加的會。我問王書記：“你上任後開的第一個黨員會是什麼內容”？他説：“主要就是先糾正黨員自身的毛病，不要説歪風邪氣吧，反正都得給它先剎住，所有的黨員與支部形成一個拳頭，心往一處想，以前的事過去就過去了，賣私鹽也好 ，本人或者親戚計劃生育有問題也好，正人先正己，一刀切，全部剎住”。記得很清楚，當時王平説這話的時候語氣鏗鏘有力，我分明感覺到，一個強有力的班子，一個打譜子領大夥幹點事兒的班子，就是從那一次黨員會中誕生的。之後的曲曲折折、林林總總，東地溝快速發展的歷程，也是從那一次凝聚人心，凝聚人氣兒的黨員會開始的。那一次的採訪緊張而順利，之後，我結合曾經多年在各地農村的採訪經歷，對富村強村的突出特點進行集合總結，結論有三：致富有道；精神富足；思想統一。我想，我是不知不覺從各地鄉村支部的工作經驗中，體會到了執政資格、執政能力和為誰執政這三個對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具有決定意義的根本問題，這也是我從具體實踐中，認識到的關係我黨永葆先進性，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三個代表”的深刻內涵。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生産力始終是促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決定因素。任何一個政黨要取得執政資格，都必須代表特定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了解生産力性質變化、生産力發展水平提高的規律，正確解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不同任務、手段、途徑和方法。2001年，我所主持的山東電視臺《鄉村季風》欄目，獲得了中國新聞名專欄的稱號。我想，獲此殊榮與欄目一直以來所恪守的“高唱致富經”的定位不無關係。農村是一個“海洋”。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極寬闊的概念：政治，經濟，文化，法制，道德，生育。照以往的概念，農村節目應該都包容在內，而欄目卻始終緊扣農村最迫切的、最關鍵的問題：農民要脫貧致富。而脫貧致富的道路就是把農民引向市場。品種、技術、加工、儲藏、營銷、觀念，無不蘊含著商機，也處處隱藏風險，科學理性的報道與分析，是如何引導農民致富的關鍵所在。同樣是結構調整，當“萬畝果園毀於刀釜”、“賣糧難”、“瓜賤如水”的時候，我們報道的是極富市場潛力的新品種，更新品種便意味著增加效益。當“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農民圍著市場轉的頭昏腦脹時，我們關於結構調整的內容也在進行調整，結構調整不光是品種的調整，也包含著銷售季節與量的調整，莊稼怪張國田不種大棚菜、希特菜，普普通通的大路菜由於種植時間的調整，畝收入照樣達到一萬多塊，當各地農民大呼隆種植西瓜時，關於全省西瓜協會成立的報道，使更多的農民意識到宏觀調控與産業協會在新時期生産實踐中的重要性。而關於煙臺果蔬會、壽光農博會、全國農博會、中國首屆大蒜節等活動的報道，我們又力圖使農民意識到，在新的時期面對市場，結構調整的內容裏還有一個質的調整的問題。現如今，我們還在説結構調整，那其中已經開始包含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的結構調整。終日下鄉採訪，我更深刻的感到，先進生産力的提高重在提高認識更新觀念，手中的紙筆、鏡頭和話筒，都代表著黨的主張，關係著人民的根本利益，份量不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解放了被舊體制束縛的生産力。把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置於“三個代表”之首，既放眼世界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趨勢，又立足於中國生産力發展的實際，其規律的意義更加明顯。

　　如果只代表生産力的發展要求，而在堅持什麼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麼樣的文化上不能樹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幟，就沒有能力去履行應有的職責。 先進生産力是在特定的先進文化的指引下的生産力，沒有先進的文化，便無所謂先進的生産力。淄博市臨淄區劉家村，作為全國的精神文明先進村，這兩年，該村在經濟建設方面發展很快，已經成為人均收入6000多元的億元村。這兩年他們走東竄西，要去就去名村，要學就學先進，不轉不知道，一轉嚇一跳，因為一轉才知道，自己同全國的那些名村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呢。富了還要再進取，源源不斷地幹勁兒就在這參觀學習中悄悄滋生。劉家村給全村的每一戶農民家中配備了一千多塊錢的書櫥和大量書籍，在劉家村人的家中，那些東西雖然算不上是最值錢的家什，可書中的故事、技術、思想卻是劉家村給村民們的一分煞費苦心的饋贈。按説同搞經濟相比，穿衣戴帽算是一樁小事了，可該村的一位小夥子擦完皮鞋一上班，楞是讓村支書給攆了回來，為啥？因為皮鞋的後跟沒有擦乾凈。面對這些發生在富裕村的新鮮事，我問該村的支書：掙錢跟提高素質培養高雅氣質上哪一個更重要？是不是有先有後？如果有先有後，那對於更多的農村來説，是不是意味著培養素質要朝後放一放？村支書王興國回答的乾脆：人的素質與經濟建設密不可分，有了好的素質經濟才能發展，富裕村要想再發展，就需要人有更高的素質。我們強調代表先進文化與代表先進生産力的密不可分，目的在於強調二者對我們黨的執政都具有本質的意義。 決不能因為中國生産力在整體上的相對落後而放棄先進文化的建設。一直以來，致富是我們大家一個共同的夢想，致富沒有止境，就象劉家村這樣的富裕村也還在想著如何進一步發展呢，而除了物質文明之外，精神的富足，素質的提高，其實也是關係到我們生存質量的一件大事。 我相信，關於像劉家村這樣真實生動的報道，一定會引起更多的人關於如何代表先進文化這方面的深思！

　　幹部的作風關係黨的形象，關係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關係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命。 到農村採訪，如果遇到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採訪起來便十分順手，大喇叭一吆喝，招呼人準備現場乾脆麻利，講究效率。因為在那樣的地方當家人都是精明強幹、説一不二、很有威信，這威信從何而來？採訪壽光市東地溝村時，有這樣一個細節，他們那裏寬敞明亮的辦公條件，是支部帶領大家購買材料，自己動手建造的。同包給建築隊相比，節省至少一半以上。看著那裏一排排裝飾一新的瓦房，看著村委大院前那漂亮的牌樓，我真佩服人家的手藝，同時，也對他們清正廉潔的作風肅然起敬。的確，裝修辦公樓不算什麼大事兒，可對於東地溝的黨員們來説，威信就是從這一樁樁小事兒中乾出來的，村支書王平對我説：“你得從一件小事做起，常了群眾也好，一般黨員也好，認為咱支部研究的事，絕對是實事求是、沒有虛假，時間長了就信你了”。聽聽吧，這就是一個基層黨支部書記的思想境界，取信於民，“信你”二字得來不易啊！莊稼漢眼裏不揉沙子，你當官的，如果所作所為真正是為了咱老百姓，俺就信了你，任你指哪打哪。不錯，正確處理作官與做人、責任與權力、奉獻與索取、監督與自律等各種關係， 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共産黨人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在堅持自己的階級性和先進性的同時，努力實現更大程度上和更大範圍內的社會代表性。 作為一名記者，自省、自警、自勵，堅持從我做起，傳播黨的優良傳統，樹立黨的威信，你會發現，這是為老百姓、為國家做的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

　　如今的受眾在媒介使用上，會要求擁有更大的“內容主權”，因為現代社會的受眾不是簡單地從傳媒中獲取信息，日益複雜的社會變動和日漸荒疏的人際交往，使得受眾在傳媒中尋找自身生存狀態和生活意義的觀照、認同有了更加強烈的直觀的需求。電視作為目前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媒介之一，自然不可能回避受眾的這一要求。而以往的電視屏幕，多年來一直被負載著各種“理念”的“高大全”式的人或事所充斥，觀眾早已從內心深處給以本能的抵觸，將視角轉向生活中最平常的人或事，在節目製作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平等意識”，尊重採訪對象，尊重自己，也尊重觀眾！便成為當今電視工作者一種觀念上的轉變。這樣做是符合“三個代表”對於新聞工作者的要求的。從“高蹈”到“平實”，從“展現表象”到“記錄心靈”，對百姓生存狀態下心靈軌跡的描摹，將會使得我們的新聞報道更加趨於成熟。中央電視臺《生活空間》欄目曾報道過一個管太平間的單身婦女帶著兩個孩子生活的故事，這一家人就生活在太平間裏，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非常自然，充滿了樂觀態度，為了拍攝這個節目，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就在太平間的旁邊租了一間小房子和這家人朝夕相處了一個月，以至於節目拍完之後，沒有記者的出現，這家人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些什麼，三天兩頭地給那位女記者打電話。記者沒有高人一等的“救世”心態，自個兒也是拉肚子、菜市場上討價還價的普通人，記錄表現的才能成為原汁原味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與此相比，採訪的對象如果不是普通人，同樣也要做到平視而非仰視，這樣做你的採訪對象容易産生優越感，不認真回答你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自己所在的新聞單位的地位，記者説話，絕對不僅僅代表個人，他代表的是一個新聞機構，被採訪人面對的也絕不是記者個人，他面對的是千百萬他必須認真尊重的觀眾，因此絕不能輕看自己。當我們理解了“三個代表”所蘊含的意義，我們便會很容易地擺正自己的位置，位置擺正了，記者所代表的觀點，記者所説的話，記者本人的情感表露，才會真實而具有感染力，才會恰如其分地發揮出最佳的作用。

　　意識到自己肩上文化責任重大的同時，對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素質也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他有很好的文化意識，才能對自己的文化責任有濃厚的理解，他也才會特別注重自己的職業道德素質的培養，他的文化意識與他的文化責任感同他對自己的文化職業的敬業精神，是三位一體的。電視新聞工作者採訪時要顧及的因素很多，因為即使剪輯也無法改變採訪得到的事實，特別是對人物的採訪，一定要努力縮短自己與採訪對象的距離，使對方信任你。要研究採訪對象，不僅要熟悉採訪對象的生平事跡、事業、專業特長、文化素養，還要了解採訪對象的性格、愛好、家庭等。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齊1980年在北京採訪鄧小平時，在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仔細翻閱了有關鄧小平的許多材料，制定了週密的採訪提綱，採訪出人意料的從鄧小平的生日開始：法拉齊：“明天是您的生日？”鄧小平：“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嗎？”法拉齊：“不錯，鄧小平先生，我是從您的傳記中知道的。”鄧小平：“既然你這樣説，就算是吧，我從不記得什麼時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是我的生日，你也不應該祝賀我，我已經76歲了，76歲是衰退的年齡。法拉齊：“鄧小平先生，我的父親也是76歲了，如果我對他説那是一個衰退的年齡，他會給我一巴掌呢！”鄧小平笑著説：“他做的對，你不會這樣對你父親説話的，是嗎？”採訪便在十分輕鬆的氣氛中展開了，顯然，法拉齊對鄧小平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解到採訪日期緊挨著鄧小平的生日，有敏捷地聯想到鄧小平與她的父親是同齡人，於是巧妙地構思了這個輕鬆、友好富有人情味的開場，即調節了氣氛又拉近了與採訪者的距離。

　　踐行“三個代表”，僅僅依靠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要講系統科學，要有團隊意識。所謂系統，就是由若干相互聯絡、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具有特定功能和運動規律的整體。只要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大自然的安排符合驚人的“最優化”原則，如日月經天，蜂房的結構，螞蟻王國內部的次序與分工協作等，連最權威的設計師也相形見拙，在系統工程中，最優指的是最優設計、最優控制和最優管理。系統方法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是，整體大於它的各個部分之和，即1+2+3+4>10。這一點拿破侖可以證實。對於騎術不精但有紀律的法國騎兵和當時無疑是最善於單個格鬥但沒有紀律的馬木留克騎兵之間的戰鬥，他曾做過這樣的描述：兩個馬木留克騎兵絕對能打贏三個法國士兵；100個法國兵與100個馬木留克兵勢均力敵；300個法國兵大都能戰勝300個馬木留克兵；而1000個法國兵則能打敗1500個馬木留克兵。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到：組織是一個整體，組織中任何一個部分如果離開了整體，就失去了它的系統功能，各個部分組織起來的功能，遠非各部分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各自功能的簡單相加，而要比簡單相加大得多。也許我們個人不是最優秀的，但是我們的團隊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士氣高昂、配合默契，依靠整體的功能，一個欄目，或是經年累月的新聞報道，才可能發揮出最有效的、持續的、威力強大的宣傳影響。

　　關於“三個代表”不是一句空話，仔細咂摸咂摸，其中蘊含著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作為一名記者，長時間一線採訪的經歷，使得我有機會在實踐中對這樣的規律進行總結與印證，而領會把握、發現傳播“三個代表”的精髓，讓更多的人儘快深刻地明了“三個代表”所指引的方向的正確性和權威性，意義更加重大，因為那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它不僅是我黨登上歷史舞臺的決定因素，奪取革命勝利的關鍵因素，而且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 而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學習併發現最優的方式方法，是我們每一個新聞工作者，踐行、傳播“三個代表”的基本要求。

責編：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