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31日，農曆乙亥年正月初一。

　　這一年，有五分之一的北京人打長途拜年。十年前，北京近一半的長途電話需要話務員人工接轉，用戶挂一個長途電話需要等幾十分鐘。到1995年春節，北京長途電話可以直撥全國2000多個城市、縣，230多個國家和地區。

　　春節前，中國第一架民工返鄉的包機從深圳機場起飛。一位老家陜西的民工在電視新聞中説：“最主要的是坐飛機速度快，快去快回，春節一過還有個大工程等著開工呢”！民工們已經逐漸接受了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效率的觀念。從這以後，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民工包機返鄉的航班數量逐年增多。

　　更多的打工者還是出現在火車上。這一年的春運，全國鐵路旅客運量達到14.28億人次，比上一年增加兩億多人次。

　　春節前夕，《北京青年報》的攝影記者盧北峰和同事王林、袁力趕到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準備採訪春運。盧北峰三人選擇追蹤拍攝四個來自重慶江津縣吳市鎮的打工者，原因是“他們有頑強的回家意志”。陳緒芬、伍小萍、羅培秀和秦維兵四個人早晨兩點來排隊也無法買到票。11點的時候，他們買了高價票，98元的硬座票花了200元。

　　從盧北峰一路拍攝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打工者回家路上的辛酸與喜悅。

　　由於沿途不斷上人，火車嚴重超員，所有的地方都擠滿了人。

　　羅培秀上車時擠出了一身汗，又受了冷風，再加上一夜沒睡，病倒了。

　　39個小時後，列車到達重慶火車站。一行人又坐上了三輪車。臨到家前，吳曉萍在鎮上給家人採購了禮物，一包薄荷糖1.5元，一包花生糖3.4元，一塊香皂2.2元。

　　穿越田埂的時候，陳緒芬加快了腳步，她已經一年多沒有見到兒子了。和兒子親熱後，陳緒芬開始認真地檢查兒子的識字情況。盧北峰在文章中描述説：回家的一路上，陳緒芬的眼睛都蒙著一層霧藹，只有見到兒子，她的眼睛才煥發出光澤。

　　春節前後,香港電影《紅番區》 以“賀歲片”的名義引進內地。《紅番區》由香港演員成龍和梅艷芳主演，講述的是香港警察馬漢強在美國紐約勇鬥黑幫的故事。《紅番區》當年全國票房收入僅次於好萊塢大片《真實的謊言》，位列第二。

　　“賀歲片”的説法來自香港，從80年代開始，每到歲末，香港演藝圈內的一些明星都會自發地湊到一起，不計片酬，拍幾部熱熱鬧鬧、喜氣洋洋的影片獻給觀眾。這些電影基本上都是喜劇，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在《紅番區》進入內地以後，內地賀歲片《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手機》等相繼出爐，成為普通百姓春節中的又一個選擇。

　　1995年，世界電影誕生一百週年。《真實的謊言》、《獅子王》等十部美國好萊塢大片進入中國。獲得第67屆奧斯卡6項大獎的電影《阿甘正傳》也被引進中國。

　　《阿甘正傳》根據美國作家溫斯頓•格盧姆的同名小説改編，通過對一個智商為75的智障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影片中，阿甘被塑造成美國人理想的美德化身，他誠實、守信、認真、勇敢，重視感情，什麼都不顧，只知道憑著直覺在路上不停地奔跑，最終在生活中一步步都獲得了成功。

　　在美國，以電影為主的文化産品排在航空業和食品業之後，成為一項重要的出口內容。它同時還為美國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美國學者沃爾夫説：“文化、娛樂——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實在的汽車製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

　　在美國電影進入中國的同時，中美關於知識産權的談判也在緊張地進行著。

　　從1989年開始，美國將中國列入“觀察國家”名單，指責中國對美國産品設置壁壘，對美國知識産權保護不力。

　　2月26日晚11點多，中美雙方達成《中美知識産權磋商協議》，結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識産權的爭端。

　　在北京，雙層大巴越來越多。90年代初。北京開闢了公主墳到八王墳的"特1路"雙層公共汽車。到1995年，已經開闢"特"字頭雙層公共汽車線路7條。

　　這時候，一個普通售票員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媒體上，她是北京市公交總公司21路公共汽車售票員李素麗。

　　高考時，李素麗報考了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以12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學。落榜後的李素麗當了一名公交售票員。

　　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我們能夠看到關於李素麗的報道。

　　同期聲：在售票員這個平凡的崗位上，李素麗努力幫助所有的乘客。老幼病殘孕，最怕摔怕磕怕碰，李素麗就主動攙上扶下；上班族急著按時上班，李素麗見到他們追車就儘量不關門等他們；外地乘客既怕上錯車，又怕坐過站，李素麗百問不煩，耐心幫他們指路，還記著到站提醒他們下車；遇到堵車，她就拿出報紙、雜誌給乘客看，以緩解他們焦急的心情；看到有人暈車或不舒服想吐，她會及時地送上一個塑料袋；遇到不小心碰傷的乘客，她趕緊從特意準備的小藥箱裏拿出常備的“創可貼”；李素麗贏得了廣大乘客的尊敬。

　　從1992年起，李素麗先後榮獲“首都勞動獎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職業道德標兵”、 “全國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李素麗後來在採訪中這樣説道：當了售票員以後，當自己為乘客服務時，感覺自己既是播音員，又是主持人。

　　這一時期，一大批英模活躍在傳媒上，幾乎每一行都有學習的榜樣。他們是人民的好幹部孔繁森、見義勇為的好戰士徐洪剛、好軍嫂韓素雲、挖井不止的“模範團長”李國安、“辛苦我一人，方便千萬家”的房屋維修工徐虎。

　　這是一張普通的聚餐照。3月8日，北京姓賈的一家人準備慶祝一番。幾天后，在北京鐵道附中上學的女兒賈國宇將出國參加英語競賽。就在用餐的時候，桌上的卡式爐燃氣罐發生爆炸，17歲的賈國宇面部和雙手被嚴重燒傷。

　　7天后，是三一五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這一天，全國各地都在舉行活動，宣傳上一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國消費者協會的信息顯示，産品的質量問題佔投訴總量的66.73%。

　　卡式爐是一種便攜式的灶具，自身攜帶有一罐可以燃燒的氣體。卡式爐的質量問題，導致賈國宇被毀容。事情很快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中央電視臺的《與你同行》欄目也報道了這件事。

　　同期聲：賈國宇原本是個漂亮活潑的女孩子，自幼她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無憂無慮中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賈國宇現在每天仍戴著沉重的加壓面套，每天父母都要用3個小時為她拆面套、上藥、戴面套，每天的三頓飯都要由母親把食品掰成碎片，她才能吃得下去。6月4日，她戴著面套度過了18歲的生日，18歲的她還將有長長的一生。

　　不久，賈國宇一家將餐廳和卡式爐生産廠家告上法庭，在起訴書中，除了通常要求的賠償，賈國宇還要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費65萬元。

　　兩年後的3月15日，賈國宇案開庭。她的父親坐在原告席上，賈國宇這一天上學去了。庭審中賈國宇的父親吃了多次速效救心丸，旁聽席上的母親心神不寧。

　　法庭最後判決，原告賈國宇獲得賠償270，000多元，其中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金10萬元。這是中國法院判付的第一筆精神損害賠償金。

　　2000年6月，最高法院制定關於精神賠償使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其中明確規定，對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權的，可提起精神賠償。

　　賈國宇在宣判當年參加了高考，但是她已經不能報考自己最喜歡的英語專業。後來他考上考上了一所大學，讀的是數學系。因為害怕陽光，賈國宇每天上學仍然需要戴著帽子和口罩。

　　在北京的中關村，銷售電腦的公司越來越多。進入90年代，電腦由辦公室逐步開始進入家庭。

　　作家鄧賢是最早用電腦寫作的一批作家。使用電腦後，鄧賢寫字速度從每小時1500字提高到3000字，他感覺到“生命內涵因此擴大若干倍”、“比別人多活了一次。”

　　最初家用電腦的使用者是一批記者，作家和科技人員，平時以寫稿為生的文字工作者，經常要改稿抄稿，電腦快捷的輸入與編輯功能，加快了很多人的工作進度。

　　鄧賢後來用電腦完成了《中國知青夢》一書的寫作，他回顧用電腦的歷程説：“原先並沒有買電腦的打算，更準確地説是沒有這筆錢，只是跟朋友看看，滿足好奇心，誰知一看就不可收拾，我心裏有個強烈的聲音説：你不能沒有電腦！……”

　　這一年，電腦商在中國銷售出100萬台電腦，進入家庭的電腦已達300多萬台。

　　電腦也改變了一個女大學生的命運。

　　5月，清華大學一位名叫朱令的女大學生，突然頭髮脫落，全身痙攣，送醫院後陷入昏迷之中。醫院反復檢查，沒有找到發病原因，無從下藥。

　　朱令高中時的一個同學正在北京大學學習，他將朱令的症狀發送到北京大學的互聯網上，求助於世界各地的網友。幾個小時後，數以百計的診斷信息就從世界各地傳到電腦屏幕上，不少信息都認為朱令可能是鉈中毒。

　　根據互聯網得到的信息，醫院隨後確診，朱令的確是鉈中毒，並開始對症下藥。來年一月，朱令出院。

　　正是在朱令發病的五月，首都體育館北1500米，出現了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網絡公司，它是中國最早的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商。

　　瀛海威公司的創立者是32歲的張樹新，她後來這樣描述創業時的情形：我是憑直覺撞入因特網的，當時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想清楚做什麼，只是感覺到我們這群人要想獲得很好的商業機會，一定要做一件迎合經濟變化的事情。

　　很快，瀛海威就有了4萬多用戶。但在當時的中國，人們對互聯網還非常陌生。在一個專題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瀛海威的員工正在介紹什麼是互聯網。

　　瀛海威要做的還是啟蒙的工作。在很多早期網民的記憶中，瀛海威就是網絡的代名詞。當時網民可以通過電話線登陸到瀛海威的站點之後，再接入到國際互聯網。當時的網速僅僅33.6k，網費卻需要一小時十二元。

　　互聯網被形容為信息高速通道，但等待幾乎是每個網民最初記憶中的關鍵詞。如果要下載一張照片，花費的時間至少是三四分鐘，有時候甚至要15分鐘。一些人甚至覺得浪費時間而拒絕了互聯網，當時的人們不會想到，互聯網將在未來的十幾年徹底改變中國人的生活。

　　2004年6月，中國上網人數達到8700萬人。也是在這一年，瀛海威因經營問題，被北京市工商局登出。張樹新後來説：“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一件正確的事。那就是一段個人經歷，失敗和成功都是個人財富。時代恰好需要在這個時候有人來扮演一個角色，而我剛好碰上了。”

　　在世界科技日新月異，財富日漸增長的同時，不安的因素也在持續增加。

　　3月20日，日本奧姆真理教發動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攻擊事件，造成12人死亡及上百人受傷。

　　4月19日，美國俄克拉何馬州聯邦大樓發生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

　　6月29日，韓國三豐百貨大樓倒塌，造成501人死亡，937人受傷。

　　5月，對中國體育來説，是收穫的季節。

　　在瑞士洛桑，中國羽毛球隊以3比1擊敗世界勁旅印度尼西亞隊，實現了中國羽毛球隊歷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捧回了象徵世界羽毛球整體實力的蘇迪曼盃。

　　在韓國漢城，中國圍棋手馬曉春以3比1戰勝另一位中國棋手聶衛平。奪得第六屆“東洋證券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桂冠。馬曉春成為中國圍棋史上第一位世界冠軍。

　　這是中國乒乓球隊在河北正定備戰天津第43屆世乒賽的情形。6年前的第40屆世乒賽上，瑞典男隊把中國軍團趕下男子團體的寶座，並實現三連冠。這一次，中國乒乓球男隊決心要在家門口奪冠。

　　5月初，43屆世乒賽在天津舉行，到5月8日之前，中國隊已經奪得6項冠軍，只剩下最關鍵的男子團體賽，中國隊和瑞典隊之間的巔峰對決。

　　《中國體育報》的女記者夏娃為我們描繪了決戰前六小時，中國乒乓球男隊的情形。

　　13：00，在電梯間裏一位帶證件的保安人員説，蔡振華在6樓過道裏走到今天淩晨3點。

　　13：30，蔡振華宣佈開會，他面露笑容。

　　14：00，詳細佈置技戰術，先看瓦爾德內爾發球專輯。馬文革、王濤、丁松、劉國梁的眼睛始終不離電視屏幕。

　　15：00，丁松在房間裏粘球板，他還不知道自己今晚上不上。

　　17：00，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富榮宣佈中瑞決賽上場隊員名單，王濤打第一盤，馬文革打第二盤，第三盤單打丁松上。

　　19：00，中國男隊期待已久的奪杯之戰打響了。

　　這場比賽雙方實力相當，打得難解難分。一開局王濤對瓦爾德內爾，便以1比2失手。

　　第二盤馬文革對佩爾森，在領先狀態下反以22比24輸掉一局，但他連贏兩局，拚下1分。

　　第三盤，中國隊的奇兵丁松出場，他以削攻結合的打法，靠發球、削球的旋轉變化取得主動，伺機削中反攻，在卡爾松身上取得了一分。

　　第四盤馬文革卻以1比2輸給瓦爾德內爾。

　　場上的局勢令人窒息。從《北京青年報》記者盧北峰拍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緊張的場面讓一貫冷靜的主教練蔡振華方寸大亂。

　　第五局，王濤沒有手軟，連勝兩局，為中國隊奪得寶貴一分，使中國隊以3比2險勝瑞典。中國男子乒乓球隊奪回闊別6年之久的斯韋思林杯。最後一球，王濤側身正手拉直線得分後，扔掉球拍躺在地上的一幕，成為中國乒乓球再度崛起的經典畫面。

　　10年後的一次採訪中，王濤表示，43屆世乒賽是他運動生涯中最困難的一場比賽。他這樣描述當時自己躺倒地上的心情：“我們壓抑了6年，從那時候開始，歐洲的運動員再也不敢低頭看我們了。”

　　就在中國男子乒乓球隊獲勝同一天，許多音樂愛好者聽到了一個悲傷的消息。

　　在泰國清邁，華人樂壇的巨星鄧麗君因氣喘病猝發去世，年僅42歲。

　　從70年代開始，台灣歌手鄧麗君就是享譽華人樂壇的歌手。有一種説法是“凡有華人處，便有人能吟唱鄧麗君的歌”。

　　在80年代初，鄧麗君的歌曲傳入大陸。聽鄧麗君的歌曲成為很多年輕人的愛好。內地音樂工作者也開始模倣鄧麗君的聲音，抒情歌曲開始流行。樂評人金兆鈞評價鄧麗君説：“集五十年之大成，成一代歌后”。

　　一年以後，香港導演陳可辛拍攝了電影《甜蜜蜜》。電影中，正是鄧麗君的去世，讓離別的男女主角重新團聚。電影從另一個角度向鄧麗君這位華人樂壇的巨星表達了自己的敬意。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