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個多災的年頭，從2月到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流域、長江流域、淮河流域洪水氾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夏天的時候，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導演沈容接到一個任務，到廣東拍攝水災。

　　沈容在後來的回憶錄《紅色記憶》中這樣描述自己目睹的情形：那洪水真可怕，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水火無情”。公路兩邊的大樹，只看見一個樹梢。只見一片汪洋，有的群眾躲到屋頂上，有的趴在樹枝上。

　　片子拍完，沈容攝製組的人都病倒了。

　　從1959年起，中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農副産品産量急劇下降。年初提出糧食産量要達到10500億斤，最後實際産量3400億斤。

　　9月26日，在東北的松嫩平原上，松基三井首次噴出了石油，由於正值建國十週年大慶，這個新發現的油田從此便有了“大慶”的名字。

　　石油是工業的血液，沒有石油，經濟建設就缺少向前發展的潤滑劑。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戴著貧油國的帽子。

　　那時侯，北京街頭的公共汽車都背著一個碩大的煤氣包.毛澤東不無感慨地説：“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啊。”

　　一年後，大慶石油會戰開始。

　　此時，在全球範圍，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涌。

　　9月，剛剛就職半年多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宣佈，同意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一年後，法屬西非和法屬赤道幾內亞的所有前殖民地國家都贏得獨立。

　　在南美洲，33歲的卡斯特羅成為古巴最高領導人。6年前，以卡斯特羅為首的古巴人開始了以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為目的的革命運動。元旦的時候，古巴革命取得成功。2年後，美國宣佈與古巴斷交，並實施經濟制裁，這一舉動促成古巴向蘇聯陣營靠攏，同年卡斯特羅宣佈古巴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9年的中國，都在為新中國十年大慶而努力。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特意拍攝紀錄片《歡慶十年》，作為獻禮。

　　京劇大師梅蘭芳也決定排演一部新戲，作為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獻禮劇目。從抗戰前排演《抗金兵》和《生死恨》，近三十年過去了，梅蘭芳再也沒有創作出新的作品。先是長達八年的戰爭，等到和平了，又因為諸多事物而無暇去顧及藝術創作。

　　三年前，梅蘭芳觀看了豫劇《穆桂英挂帥》後，便有了將它移植為京劇的衝動。他在《新觀察》雜誌中寫到自己排戲的感受：“現在我再度在舞臺上表演這位老當益壯的女英雄時，我感到這位戲劇中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的我有著情感上共鳴。不久以前，有一位觀眾問我：“您打算演到多大年紀？”我告訴他：“我自己不知道，藝術的生命是不受年齡限制的，尤其是在我們的社會裏。”

　　排演兩個月後，5月25日，《穆桂英挂帥》在北京人民劇場首演，旋即引起轟動，成為久演不衰的梅派經典名作。

　　梅蘭芳的《穆桂英挂帥》首演後兩天，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這場小提琴音樂會，樂手全是音樂學院的學生。18歲的俞麗拿拉起了提琴，人們沒有想到，在這個紅色的年代，四根琴弦流淌出的竟是纏綿悱惻的江南曲調。這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陳鋼和何佔豪合寫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

　　獨奏小提琴的最後一個泛音漸消後，台下一片寂靜。協奏曲的作者之一陳鋼後來回憶：“突然，掌聲如雷，‘淚飛頓作傾盆雨’，聽眾和我們同時流出了激動的熱淚！”

　　觀眾們激動的掌聲一直在持續，直到俞麗拿把整個協奏曲再拉了一遍，人們的情緒才得以平息。第二天，通過電臺，全國人民都知道了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

　　9月底，首都北京已經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

　　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帶團前來祝賀新中國的十周歲生日。在機場，細心的人們發現，當赫魯曉夫想同毛澤東擁抱時，沒有得到回應。這時候，50年代的中蘇友好合作，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裂痕。

　　年初，蘇聯共産黨召開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了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為核心的對美緩和戰略。

　　6 月，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蘇聯正在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希望達成禁止核試驗的協議為由，拒絕按照原先的協定，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

　　在中國政府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赫魯曉夫告誡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

　　一天后，新中國十年大慶開始。

　　10月1日，首都北京，碧空萬里。天安門廣場上人潮涌動。有70萬人參加新中國十週年慶典。

　　在檢閱人民解放軍之後，遊行的群眾隊伍走過天安門，他們用彩車展示共和國十年的成就。

　　在過去的十年裏，，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到1957年，中國實施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援，初步建立起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須的基礎工業體系。

　　和經濟的長足進步相比，這個國家政治面貌的變化更是翻天覆地，普通人正逐漸成為國家的主人。

　　10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張照片，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北京市掏糞工人時傳祥的合影。

　　3天前，全國工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和財貿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産者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於參加會議的都是各條戰線的勞動模範，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群英會”。北京市的掏糞工時傳祥作為全國先進生産者參加了這次“群英會”。

　　“群英會”期間，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理周恩來接見時傳祥。劉少奇握住時傳祥粗糙的手，詢問他的工作情況。後來劉少奇還特意送給他一支鋼筆，鼓勵他好好學文化。

　　11月的《人民畫報》上，刊登了時傳祥的回憶：

　　解放前的二十年，我過的不是人的生活，闊老爺和闊太太們罵我們是“臭屎蛋”“夜貓子”，我們連老婆都娶不上。解放之後，我們翻了身，當家作主了。我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我一個月拿七十多元的工資，穿上了毛衣毛褲，有了收音機，生病還享受公費醫療。社會風氣也變了，大家不再輕視我們了。”

　　這是一個普通勞動者備受尊重的年代，時傳祥出名之後，很多人慕名而來，向他學習。

　　北京各行各業的青年紛紛來到時傳祥的清潔隊參加義務勞動。僅僅幾個月，參加背糞的就有二萬多人次。媒體上説，清潔隊成了首都人民公認的勞動大學。

　　這是刊登在1959年第9期《人民畫報》上的一組圖片。畫面中一排排整齊的樓房是當時非常流行的一種建築：工人新村。照片上報道的瀋陽鐵西工人村是五十年代全中國最現代化的住宅區，158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全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

　　從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的工人新村規模非常大，旁邊的文字中這樣描述：“幾百幢紅色的住宅矗立著，寬闊的馬路、整潔的花園，到處一片濃綠。這裡有商店、銀行和郵局，那裏有託兒所、學校和醫院。每幢樓房都有好多套住宅，一套住宅一般有兩個大房間，還有廚房和廁所。”

　　從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開始，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都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之下進行的，進行大型工業企業建設和城市建設的各項定額指標，，如道路寬度，廠房單位面積，都是沿用蘇聯標準。住宅則按照人均9平方米的標準，據説這是列寧簽署過的。

　　演員崔嵬也是全國群英會上的特邀代表。

　　這一年，崔嵬和另一位導演陳懷皚共同拍攝了由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青春之歌》。

　　上一年1月，作家楊沫的小説《青春之歌》正式出版。《青春之歌》講述的是女中學生林道靜因家長逼婚，隻身出逃。後來，在黨的引導下，林道靜逐漸走上革命道路。

　　小説出版後，反響強烈，到6月份，已經印刷39萬冊。在許多人眼裏，“林道靜的道路”，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曲折歷程的“縮影”。

　　1958年下半年，為展現建國以來各條戰線所取得的成就，中共中央決定在經濟建設和文化領域組織一批重點項目，向國慶十週年獻禮。其中，電影獻禮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北京電影製片廠選擇了小説《青春之歌》和《林家舖子》等幾個題材。

　　由誰出演女主角林道靜是導演崔嵬的一道難題。59年3月份下了場雪，女主角還沒有最後定奪，為了搶時機，電影匆忙開拍。一天，崔嵬突然想到湖北歌劇院23歲的演員謝芳。

　　謝芳有些特別，她父親是基督徒，神學院教授，曾留學海外。謝芳從小生活在宗教氣氛中，每週要做禮拜，每頓飯前要閉目謝恩，每晚要祈禱懺悔。

　　謝芳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我這七十年中》寫到：“那時候我已經在武漢的中南文工團演了7、8年的歌劇，當時想既然領導讓我來試一試，那就試一試唄，選不上就還可以回去演歌劇。”

　　經過試鏡頭、試戲，崔嵬決定，女主角林道靜的扮演者就是謝芳。

　　5個多月後，電影《青春之歌》拍攝完成。

　　在楊沫的兒子老鬼寫的《母親楊沫》一書中描述説：《青春之歌》公開上演後，全北京市各家電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24小時上演，晝夜不停。當時正是困難時期，很多人吃不飽，卻餓著肚子排長隊買票。看完電影，等於吃了頓飽飯，完全忘記了饑餓。抗日時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鮮花》隨著這部電影，再次流行全國。

　　電影捧紅了從未演過電影的謝芳。銀幕上，她那對水汪汪的大眼成了一代青年心中的美好記憶。

　　國慶前後，文化部最終確定的向國慶十週年獻禮的影片共計18部。

　　從1959年底開始，文化部在全國各大城市舉辦了國慶國産新片展覽月活動，觀眾高達1．2億人次。

　　這批獻禮影片成為新中國電影創作的一次高峰，在新中國電影史上，這一年被稱為“難忘的1959”。

　　此時也是世界電影史上的重要時刻。上一年，電影導演克洛德•夏布羅爾的處女作《漂亮的塞爾日》上映。法國《快報》的女記者第一次用“新浪潮”這個詞來談論當時一批年輕法國電影導演的處女作。

　　1959年，弗朗索瓦•特呂弗拍攝了自傳體電影《四百下》，讓－呂克•戈達爾導演了徹底革新電影語言的《筋疲力盡》，阿倫•雷乃拍攝了《廣島之戀》。這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第三次美學運動，這些新導演的電影被統稱為“新浪潮”電影。

　　“新浪潮”運動的主要成員以前都是電影評論人，都來黃色封面的著名雜誌《電影手冊》。“新浪潮”作者電影的風格，大都以專注的手法記錄或表現一個事件、一些人物。因而有很強的紀實性，不少影片都有強烈的個人傳記色彩。與傳統明星制度相對立，新浪潮運動的導演們還啟用了大批不知名的年輕人做演員。

　　在美國，電影《賓虛》上映。《賓虛》改編自盧•華萊士的長篇小説《基督故事》，它以西方世界的新約時代為歷史背景，以猶太人賓虛同羅馬指揮官瑪瑟拉之間的愛恨情仇為主線，通過個人之間的衝突反映了羅馬帝國對異族異域的侵略擴張和殘暴統治，表現了猶太人反抗壓迫、爭取自由的決心和不屈不撓的堅定信仰。

　　在第32屆奧斯卡頒獎禮上，《賓虛》共獲得11項大獎，首創奧斯卡獎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50年代，美國是一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電視這一大眾消費品日益崛起。由於電視的衝擊，好萊塢電影顯得很不景氣。1959年美國各公司拍攝的影片只有160部。後來，《賓虛》喚起了成千上萬觀眾的注意力，使電影界重新活躍起來。幾百家在“倒閉危機”中茍延殘喘的影院重獲生機。

　　12月9日，農曆十一月初十，北京的天氣有些寒冷。

　　在北京火車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53歲的溥儀見到了穿得厚厚的妹妹和妹夫。這時，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認得出這位當年的宣統皇帝了。

　　3個月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建議還説：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第一批被釋放的戰犯中，溥儀名列其中。　　　　

　　兩天后，溥儀來到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廠橋派出所,一位年輕的民警為他辦理了戶口登記，戶口本鄭重地寫上了他的名字——愛新覺羅•溥儀。

　　由於長時間與社會隔絕，在新生活開始的時候，溥儀還是鬧出了不少的笑話，他後來回憶説：“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這些鄰居們一起做點什麼，我看到有人拿著笤帚去掃衚同，就參加了打掃。我一直掃到衚同口，回來的時候，找不著家門了，結果走進一個陌生的人家。這家人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便十分熱情地把我送了回來，並且告訴我用不著道謝，説“咱們還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會裏幫這點忙又算什麼呀！”

　　不久，北京市民政局組織特赦後住在北京的一些人，溥儀和前國民黨將軍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進行參觀。他們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廠，擴建的各種公用事業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最後，遊覽故宮時，溥儀臨時充當了一次解説員。

　　在從前自己住過的地方，溥儀看到，到處都油繕得煥然一新。溥儀還發現了不少解放後，又經博物院買回來或是收藏家獻出來的東西。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原本是溥儀和弟弟溥傑盜運出去的，現在又被政府買回來了。

　　在自傳中，溥儀這樣寫道：在禦花園裏，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戲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噴放出來的青春的香氣，感到了這裡的陽光也比從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宮也獲得了新生。

　　一年後，溥儀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園，開始了每天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生活。在技術員的指導下，溥儀在溫室裏學習下種、育苗、移植等工作。

　　1950年8月，溥儀從蘇聯被移交給中國，經歷了8年多的改造，他已經成為一個靠自己雙手吃飯的勞動者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