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我們非常衝動地準備拍一部紀錄片，這樣講是因為當時有了一筆拍片子的錢。一直以來，我們拍紀錄片的資金都比較困難，在那個秋天，幸運降臨了。雖然錢並不多，卻已是雪中送炭，加之有了當時看來已很高級的設備，做這事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那是我們所認為的正規的拍攝紀錄片的開始，依據是有了正常吃住的錢，一個四人攝製組，一套相對齊全的設備，一部越野車和露營的帳篷等。除此以外，紀錄片與“正規”似乎沒有多少關係。雖然與“紀錄片”這個詞已經相熟甚久，但直到今天，我並不認為自己對紀錄片知道多少，如果要説，我覺得這是我喜歡的一種説話方式，也接近我喜歡的生活方式。
1997年的秋天，作為一個電視工作者，我們非常希望去紀錄別人的生活，這種興奮過後面臨的問題就是，究竟拍什麼？當時已初定的選題並不令人滿意。在偶然的情況下，有人帶給我們一個有意思的消息：在重慶邊緣的大巴山區，有不少人至今仍居住在山洞中。帶來這信息的是新聞部的一個記者，他長期在重慶的邊遠山區從事扶貧新聞的報道工作。這些報道後來給政府各級部門帶來極大的觸動，直接的結果是使當時重慶最偏遠的這個叫城口的窮縣，得到了來自多方的支援，一下子變得富裕起來，以至我們在後來的拍攝中，都能感到這確實是個燈紅酒綠，歌舞昇平的小城了。
這裡的農村距離縣城很遠，而且大多在險象環生的山區。所以，記者提到的那些人並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農耕者。後來我們知道這裡實際上已緊臨神農架林區，而有的穴居者已難以説清究竟在洞中住了多少代。記者對我們説這些的時候，身邊的這個城市已日益膨脹，充滿我們熟悉和想要逃離的氣味，於是這種陌生的氣息立即吸引了我們。接下來，看了已拍好的新聞素材，這些畫面用一種叫“537”的攝像機拍攝，印象很深的是岩洞中人和豬共同平靜地生活在一起的情景，還有穴居者被攝像電頻燈照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這已足夠勾起我們的興趣和想法：同樣作為生活中的人，他們與我們竟有如此大的不同！
接下來開始尋找適合拍攝的人物和“場景”，但接連找了幾家都不如意。這個過程中，縣裏的民政幹部和區鄉的幹部始終陪著我們找，他們認為拍電視是非常有效的扶貧方法，但又不理解我們的挑三揀四。時間不覺就過去了半月，我們仍然沒有找到理想的拍攝對象，後來由於另一些原因，我們回到了重慶，事情就這樣擱下了。
1998年春末，我們再次來到城口。這個時候，發現了另外一個可以拍的東西。城口縣的山區屬於大巴山系，在大巴山深處，有些山民世代從事一種古老而危險的職業——採割生漆。他們被稱為“漆匠”。於是我們一邊繼續尋找（穴居者），一邊開往另一個地方，去拍攝這個關於“漆匠”的片子。在漆山拍了些時間後，山下的幹部帶信來：縣政府已著手為那些穴居者建房，讓他們搬出岩洞。我們拍攝的漆山距縣城近一百公里，而岩洞人家在全縣各區鄉都有分佈。於是我們下了山又上山，又開始去找。在我的理解中穴居者們的生存現狀並不完全緣于貧困，可能還有歷史和地理的許多原因。接下來的事情出人意料的順利，經過一個叫“蓼子鄉”的鄉幹部的指點，我們知道了後來拍攝的“康家岩洞”。這個山洞位於一個大峽谷的後山上，峽中是一條名叫“前河”的河流，當時已沿河修了條簡易的公路，通往縣城和我們後來落腳的“明通”鎮。那天正下著雨,在山下只能看到山洞所在位置的絕壁像幻象似的被雲霧包圍著。
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手腳並用的向洞子靠近，隔著很遠嚮導就開始喊話，過後才明白他是叫洞中的人穿上衣服。事實上，當我們爬到洞口見到這家的女主人時，她仍然沒有穿上上衣。“康家岩洞”是個巨大的石灰岩洞穴。中間平坦寬闊，放著糧食和各种家當，四週都是絕壁和樹林，事後知道洞穹上還生活著燕子、蛇和老鼠。洞子後面的老林中生活著熊、猴子、野豬等。男主人康高強是個聾子，始終沉默寡言，女主人石章竹則喋喋不休，好像是同我們講話，又像是自言自語，可能是長期無人交流的緣故。
在洞中，還看到一個形狀奇特的土堆，經詢問才知道是康高強父親的墳。這個墳墓著實嚇了我們一跳，因為墳墓就在他們的“家”中。我們事先已在山下了解到康家還有兩個兒子，但到了康家岩洞後，卻沒有見到。女主人告訴我們：大兒子兩年前就外出打工，長期沒有音訊，小兒子在我們到來數日前也不知去向。女主人開始了漫無目的的尋找，因為我們希望見到小兒子。事實上，這個孩子後來成了片中的主要人物。
這段時間，拍了康家夫婦的勞作和生活，感覺比較平常，我們認為孩子回來了內容可能就好看些了。大約10天后，小兒子還是沒找到。攝製組就下山去拍明通鎮裏的內容。鄉幹部們開始為穴居人家的遷居準備材料和選擇地基，這是他們當時的工作重點。真實的情況是，雖然穴居人家被劃定在各鄉村的建制內，但因為山高林密，路途遙遠，他們與山下人們的聯絡幾乎為零，而修房子的事把他們聯絡起來了。這種聯絡，因為小兒子康覺利的出現，使得我們的片子也有了伸展的空間。
小兒子康覺利回到山上的家中時，夏天已經來臨，之前他只是隨藥農們到更遠的山中採藥去了。康覺利十二歲多，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形象長得十分有個性，小圓頭、赤腳、沉默不語，眼光像靜止的浮雲。在不短的拍攝週期中，他只説了為數極少的話，但略顯呆滯的目光中有種説不清的東西吸引著我們，正像浮雲後面隱藏的內容。那個時候片子開始有了相對完整的結構線，這是因為新的人物的出現，最主要是事件性的東西也隨時間的進展産生了。城口縣為穴居人家修建的房子是當年的年末完工的，這個過程中的變化對康家人來説可謂是天翻地覆。攝製組不斷往返于山上山下和縣城，康覺利後來經歷了求學、識字、搬遷、過年等許多事情，這也是我們所經歷的，許多有意思的段落就是在當中拍到的。從1998年到1999年，我們分別下去了三次，最大的收穫也許就是看到了出現在康覺利身上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反映很多鏡頭以外的東西，紀錄的意義也開始呈現。
當年的夏季，攝製組還回到漆山上拍攝了漆農老陳夫婦以及大兒子回家的內容。再返回明通鎮時，康覺利已成為明通鎮“完全”小學一年級年齡最大的學生。入學前，母親擔心學校不讓孩子入學，故意將十三歲的康覺利説成了十歲。
康覺利的學雜費大都來自扶貧捐助。1999年初，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康覺利時，他已能認識不少字，臉上也有了笑容。
這以後，組裏的人回到了城市中，剪片播出，然後忙著各自的事。期間，攝製組有的人離婚、有的人交了新的女友，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將近5年。其中只同“漆匠”家的大兒子有過兩次的聯絡，也聽到他説在電視中看到了自己，這些片子實際上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實惠。另一方面，因為通訊不暢，始終不知道康覺利的消息，有時候想，他的書能讀下去嗎？讀完了小學都應該十七、八歲了吧！
2002年秋天，因為回訪的需要，我們開始尋找多年前片中的人物。首先急於尋找的就是康覺利，但始終聯絡不上。攝製組只得先去拍攝另一個片子中的回訪人物，並繼續尋找康覺利。聽人講，因為種種原因，在我們離開大巴山區一年多後，他就輟學了。康覺利的父母至今仍住在政府為他們建的房子中，夫妻倆也無法講清楚孩子的具體去向。最後的線索還是從鎮子中獲得的，稍後又找到了與康覺利一起打工的同鄉在廣東東莞的電話號碼。
2003年初，我們在東莞的黃江鎮見到了康覺利。康覺利騎著一輛摩托車飛馳而來（後來知道車是借的），他的個頭比以前沒高多少，臉上很乾淨，穿著袖口上留有商標的西服，腳上穿著皮鞋，目光中沒了以前的神態，變得靈活而遊移。事實上，我們對他99年以後的生活全是陌生的，這當中發生了許多事，而且一定有我們感興趣的，因為他這些事使他一個人變成了另一個人，這種感覺後來越發深刻。作為紀錄者，我們為自己的現場缺席感到沮喪。
黃江鎮同沿海的許多市鎮一樣，繁華、嘈雜、暴發，像象一杯變質的啤酒。在這裡還見到了康覺利失散多年的哥哥康覺才，這個19歲的青年曾一直是他父母和我們心中的懸念。正是他把弟弟帶了出來，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他依然木訥、老實，至今不識字。康覺利卻完全不同，擁有小學一年級文化程度的他遊刃有餘的融進了現在的生活和環境。誰也不用再把他同以前那個目光呆滯、光著腳，像象豹子一樣在山崖上奔跑的孩子聯絡在一起，這是當時我最強烈的感受。
離家後，康覺利已經歷了三次戀愛。在他的描述中，戀愛與書上描寫的那樣纏綿、浪漫、溫暖、，也令人受傷。康覺利的女友分別為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很難想象，他在描述時還用了好幾個成語，臉上也有了“曾經滄海”的表情。也許，一個十七歲多的少年並不知道太多關於生命和戀愛的意義，但戀愛後的康覺利明白，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掙錢。攝製組在廣東的拍攝幾乎集中在康覺利身上，他的活動空間很多，鏡頭紀錄下的有宿舍、工地、美發廳、溜冰場、大街等。這個時候，幾年前拍下的那些河流、山林和岩洞在我看來就非常有意思了。
後來的一段拍攝從某個下午開始。康覺利又穿上了他那身惟一的西服，往頭上抹著過量的摩絲，透過他手中的鏡子，可以看到窗外繁華而喧鬧的這個海濱城鎮。春節已臨近，康覺利想回家過年，但他必須從原來打工的同鄉包工頭那裏要回拖欠的工錢。那個下午，我們跟拍了康覺利討錢的全過程。
這過程依次是：與包工頭的媳婦交涉；與工棚內的同鄉女子耍笑，等待包工頭回來。日頭偏西時，債主終於回來了，至此我們相信，片子會有比較有意思的段落了。然而，康覺利卻沒能要回錢。那個下午，在他們的爭執和理論中我卻看到了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真正變化，這一切來自康覺利的眼神，當中有種令人震動和不安的內容，也許可以叫做“殺氣”。康覺利告訴我，春節回家只是想看看父母。更多的時候，他的眼神仍是平靜而充滿希冀的。後來，他和哥哥又去討了一次錢，仍無結果。
2003年的初始，在這個喧鬧的海濱城鎮，一個農民打工仔的願望顯得那樣的微不足道。也許，對於康覺利，這個春節能否回家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站在離海邊很近的這個熱鬧之地，擁有了許多願望和可能。
一位拍紀錄片的老師對這個人物的結語充滿宿命味道。他説：“做什麼的就是做什麼的。”這樣説是覺得這種人註定上不下去學，也成為不了與讀書有關聯的任何人。如果可以，這也是我們願意承認的道理之一。我們又想，如果康覺利仍在讀書，故事會怎樣？他會像現在這樣了解他所在的城市嗎？也許只能在玉米地中想象著鄉村老師和課本帶來的關於城市的形象。此外，如果康覺利沒有小學一年級的文化程度，在陌生的城市中又將如何？作為一個影片中的人物，觀者更關心的是他後來怎樣了？這也是我們想知道的。2003年的春節來臨前，我們的拍攝只能告一段落了。同康覺利和那些打工的農民一樣，為了生活，我們也有許多的事必須去忙！
責編：李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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