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沙與海》的起源是怎樣的？
康：《沙與海》是1989年開始拍的。當時我跟遼寧臺高國棟關係非常好，總能説到一塊兒，但是我們見面只能是通過開會、學習，有時候一年半載才碰到一塊兒。有一次我們在廬山開會，我就提出來我們能不能一塊拍一個片子，我拍寧夏的，你拍遼寧的，最後把它合在一起，這叫共同創作。這不就有了一個合理的湊在一塊的機會嗎？最後我選中沙漠中的一戶人家，他選中一個孤島的一戶人家，一塊開始拍。
為什麼選沙漠這一家人？如何找到主人公的？
康：選擇這戶人家和中國當時的背景離不開，那時候處於一種思想解放的熱潮中，改革開放了，但是人們對開放的理解並不深刻，因為關的時間太長了，實際上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思想狀態都沒有去認真地思考過，猛地打開以後，外面也搞不清，裏面也搞不清。所以我就找了這麼一個比較封閉的地方，可能也是想從這個地方去了解，在封閉狀態下，人們是什麼樣的思想方法、什麼樣的生活節奏。
找劉澤遠一家費了很大的勁，當時特別想找極端點的一戶人家，周圍都是沙漠，只有一家人在這兒生活。我們跑到內蒙的一個地區，找了好多天也找不到，因為沙漠裏行走不方便，陪同我們的人也不太理解我們想要找什麼，找了一段時間結果總是很失望。
有一天突然想，找一個當地搞攝影的問問看，他可能對畫面對影像有些認識，於是我們在縣文化館找了一個搞攝影的很勤奮的年輕人，他就帶著我們去了。當時也沒有想到會那麼困難，因為我們開著車，總是希望能開車到那個地方，後來發現根本不行，只能坐駱駝進去。去了以後我一看非常好，就這樣找到劉澤遠一家人。
拍攝的時候你總共去過幾次？
康：從1989年算，後來陸續去過五次。當時挺有意思的，我們每次都在沙漠的邊緣把車停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在當地找上七八峰駱駝，把我們需要的被褥、機器設備放在駱駝背上，我們騎著駱駝大概走七八個小時才能到。來來回回好幾次，後來大家比較熟悉了，去了如果他們在家的話，我們就直接把行李往房間裏搬——我們劇組是固定在一個小房間裏的——這時候劉澤遠他們一家人倒像一個外人看主人搞什麼活動一樣看著，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語言。搬完了他就拿一壺酒、一個小酒盅，讓你們一人喝兩杯酒就走了，好像我們也沒打擾他們什麼一樣。
我記得是我們第四次去的時候，還像前幾次一樣，我們該走了，就開始收拾東西往駱駝背上搬，劉澤遠就在旁邊站著看，我們也沒有跟他有什麼交流，都忙著搬東西呢。準備啟程的時候，劉澤遠拿著酒壺和杯子過來了，我們一看又是讓喝酒，沒太注意看他就説老劉我們不喝了，還要騎駱駝什麼的再喝受不了。他也不太説話，手裏舉著酒杯。離得很近，劉澤遠的臉非常黑，臉上的皺紋像樹皮一樣非常粗。我突然發現他的臉上有白顏色的像氣泡一樣的東西，看到這個泡，我説你的臉怎麼了，是燙了還是怎麼的？再一看這個泡順著臉往下動，我才發現老劉眼睛裏面的淚水開始往下流。我趕緊説別這樣，老劉我們還來呢，以後還會來，我們經常會來。這時候老劉泣不成聲了，在他們這個地方老劉是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他不會輕易哭的，結果他跟我説了一句，你們把我當人！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深刻。他不知道我們一次次地去是拍攝需要，以為我們是一次次地去看他。
你覺得重訪的意義在哪？
康：我們很多人過去都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片子，裏面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物，在10年前、15年前我們把它叫做作品，作品既然出來了，那麼意味著什麼都結束了。作品結束了，有的作品獲了獎，有的作品使作者出了名，好像影片裏面的人物好像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了，我感覺這是一種利用。我覺得這個感覺不是紀錄片的精神。既然我們總標榜紀錄片是最關注人的，關注人的命運的，那我覺得你的作品可以結束，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終止這些關注。
若干年以後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也可能這種回顧對作品本身已經意義不大了，比如説我十幾年前拍了《沙與海》，十幾年後再把新拍到的東西組接到《沙與海》裏去，從作品本身來説這個行為意義不大。那麼我注重的是什麼呢？是記錄精神的這種貫徹，我們還應該關注，還應該再去了解一下、再去看一看，他們現在在幹什麼，他們有一些什麼變化？十幾年過去了，不管變化快也好，變化慢也好，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在關注，這是最重要的。
重訪的時候和以前拍攝的時候有什麼不同感受？
康：這次我重新回到沙漠中劉澤遠家的時候，我看到劉澤遠的墳墓在荒漠中，如果不是他兒子領著去，我們任何人不知道那是一個墳墓，他就這樣消失了。這時候我怎麼都忘不掉，第一次我們去的時候，以及以後若干次去的時候劉澤遠的一舉一動，他總是話語不多，喝酒的時候，表情不是讓人感覺到喝酒的痛快，而是流露出痛苦往下咽……
我在他墳墓前站了很長時間。算一下，1989年到今天已經十幾年過去了，時間對我們每個人都一樣，當年最早去的時候我體力非常好，今天我又來到這兒的時候，我也是滿頭白髮的人。他家裏當時還在沙子上連滾帶爬的小女孩已經成為家庭的主婦，操持全家人的吃飯穿衣問題了，他的兒子們都成家立業，有孩子了。
這就是人生！一代一代，就是這麼過來的。
可能在影片裏面某一個場景很有表現力，但是他們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麼一個看似什麼目的都沒有的狀態下這麼過來的，非常細緻的想法，油、菜從哪來？糧食在哪兒？羊絨怎麼賣？駱駝怎麼喂？一天一天就是這麼過來的。
你想通過這個片子錶達什麼？
康：我覺得從事紀錄片的創作的人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想法，他可能會把很多想法寄託在這個片子裏，這從他關注的點可以看出來。比如説有的對事件很感興趣，有的對那種平白的生活很感興趣，這個可能不一樣。重要的是作者的想法可能也不一樣。比如説《沙與海》這個片子獲獎以後有各種各樣的評論，這些評論都不是我想的東西，不是説對這個片子好壞的評論不是我想的，而是他們在猜測作者到底想説什麼，我覺得都不對。評論最多的是説作者想把西部沙漠裏的人的生活和東部的沿海的海島上的人的生活做一種對比，就是貧困和富裕的一種對比。我覺得這個就很荒唐，我完全不是這樣想的。沙漠這麼一戶人家他很孤獨他很封閉，孤島上的一家他雖然面對不是沙漠，是海水，但是我想在兩家裏面找到共同的東西——可能西部的窮一些，東部的稍微富一些，但這不是我主要想説的，我想説的是，比如説他們對兒女的態度，對生活的態度，對生活質量的想法，對外部世界關注的程度，仔細看的話是完全一致的。我想找它共性的東西，而不是表達貧富差別。當時我想的是，只要你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一個人，大的環境是固定的，那好，你差不多都是一致的了，你跑不出這個被禁錮的鐵桶之外的。
為什麼你那麼早開始關注小人物？
康：那個時候能看到的紀錄片主要是中央電視臺播出的一些片子，比如説《絲綢之路》《黃河》《話説長江》等等，類似這樣的東西。但我感覺這些還不夠。我覺得他們氣魄太大，長江從頭到尾，黃河從頭到尾，絲綢之路從頭到尾，氣魄太大了，你想我這樣的小人物，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個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的喜怒哀樂，當時拍《沙與海》的時候，類似這樣的東西不是很多，這種平平實實地反映他們生活的電視片不是很多。
對你而言，拍紀錄片是一種理想還是一種生活？
康：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的，我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雖然是我在拍別人，我覺得他跟我很密切，因為我要拍這個片子，我要在那個地方度過一段時間，他也是我的一段經歷和生活，而這一段經歷和生活顯得比較單純，顯得不那麼雜亂，我眼中只是在觀察，有時候高興有時候煩惱，但是很單純。在工作現場的時候，人的那種投入狀態會使你忘掉很多東西，我覺得這已經像自己的一段生活一樣，我不知道除了拍攝以外還怎麼去找到這麼一種狀態。要不然就只能呆在辦公室，沒完沒了地開會，這個不好。如果一個片子我能夠拍三年的話，那麼至少這三年裏面大部分的時間其他亂七八糟的事想的很少。沒想那麼多，就是覺得一段生活。
對於紀錄片而言，時間意味著什麼？
康：我覺得時間對紀錄片有很特殊的意義，紀錄片用那麼長的時間關注一段可能並沒有什麼波瀾的生活，對老百姓來説紀錄片不一定很好看，從商業角度來講不一定很賣錢，它的價值到底在哪兒？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想，一個紀錄片它把那麼一段生活記錄下來了，不管這個人物是什麼樣的人物，不管有什麼樣的社會背景，要獲得化石般的質感，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衡量尺度。它不像拍新聞事件一樣，抓到那麼一個瞬間就可以了，長期的關注我覺得是紀錄精神很重要的一個尺度和標誌。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東西，那就是化石。化石往往都是超越時空的東西，它帶給人的想法、帶給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化石是由時間凝聚起來形成的，但是它最真實。
責編：李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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