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三點，城市還在沉睡，趙慶偉已經在路上了，每週六到京城東南的潘家園舊貨市場，這個習慣他已經堅持了十年。在京城收藏圈裏，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趙慶偉。因為他很特別，他收藏的不是古玩器皿，也不是名人字畫，他要的東西一般人都視為垃圾。
此時的潘家園是京城裏最擁擠的地方。趙慶偉關注的都是些沒人要的舊文件、舊檔案，在收藏這一行裏，大家把這些東西叫“紙片兒”，這些平常人認為的“廢紙”到了趙慶偉手裏都是寶貝，每次來他都不會空手而歸。
趙慶偉放藏品的地方更像是一個倉庫，他有4個這樣的倉庫和8個集裝箱。他平常最大的樂趣就是整理這些紙片，獨自享受發現的快樂。
這些表格是黃宗英、孫犁、周建人等人親筆填寫的，上面的日期是1949年7月2日。
這一天的北京熱鬧非凡，一個個衣著樸素的身影走進會場，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824位文化名流。中國7萬多名新文藝工作者以及分佈在廣大城鄉的舊戲曲和曲藝人員，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組織起來,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當舊藝人們開始被稱為人民藝術家的時候，心中充滿了自豪。
1950年的元旦是新中國第一個新年，這一天北京天氣寒冷，最低氣溫接近零下十一度。人民日報發表了元旦社論，提出當年國家要基本克服財政上的困難，四天后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建國後的第一次公債，人們很快在銀行門口排起了長隊，購買公債、支援國家建設成為每個新中國公民的頭等大事。
勞動最光榮是那個時期響亮的口號，那時經常會看到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生産協作是人們自發的一種組織形式。
此時的江蘇北部黃淮之邊一個叫新人村的村落正在興建，這裡的近一萬名村民們每天統一勞動，開墾荒地，做些簡單的加工活，在舊社會他們的身份是無人問津的遊民，在新中國他們是國家的公民。
這一年的4月30日，北京太廟挂上了勞動人民文化宮的牌匾，從這一天起，這裡就成了新中國普通百姓的樂園。當家作主的喜悅洋溢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過去只有在節日裏表演的扭秧歌，變成了大街小巷常見的舞蹈。
那時的報紙上，人們可以經常看見普通百姓寫給毛主席的信，剛剛學會寫信的工人農民和家庭婦女們紛紛要把翻身做主人的感受告訴自己最崇敬的領袖。
1952年，山西省平遙縣的一位炊事員填寫了一份工會入會志願書，這年他65歲。當時，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可以申請加入工會，工會是全國最大最有權威的群眾組織之一。這個成立於1925年的組織，在那個資本帶著血腥味肆意橫行的時代，工會讓一無所有的工人感受到了團結的力量。25年之後，這個組織的成員已經成了整個國家的主人。在接下來的歲月裏，工會陪伴著工人在一片廢墟之中建起了齊全的工業體系，把一個傳統農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是人們共有的理想。
那時候，社會上洋溢著一種剛剛開國後的浩然正氣與蓬勃朝氣。人們不計較社會等級、物質待遇，黨組織指向哪就衝向哪，極端個人主義被所有人蔑視。這樣的局面帶來了社會空前安定、生産蒸蒸日上。
新的社會制度煥發起人們的熱情，主人翁意識增添了人們的幹勁，到處是熱火朝天的場面，到處是萬眾一心的情景。
同時，在遠離城市的鄉村，雖然對工業化的感受還相當陌生，但他們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著一種新的生産方式。1951年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會後起草了《關於農業生産互助合作的決議》。到1952年底，農民自願組織了830多萬個互助組和3600多個初級社。新中國的合作社是以農民為主體組織起來的合作經濟團體。面對分散的自然經濟，合作社在四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獨立承擔了對農村生産資料和基本生活資料的供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