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説，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
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舖；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胡適先生説這番話是有根據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經營“萬和”茶莊，當時就有了“先有胡萬和，再有川沙縣”這麼一説，這與“無徽不成鎮”異曲同工。
“無徽不成鎮”這句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傳的，沒有明確的考證，只是在民國《歙縣誌》裏説：“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
既然是“向有”，流傳時間應該很長了。
南京高淳縣城裏有一條老街，號稱“金陵第一街”。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路過此地曾留下《高淳道中》抒情詩篇。老街歷史悠久，而它的繁榮則得益於徽州商人的崛起。高淳距離徽州不遠，最初的時候，徽州商人順流而下，他們帶著黃山山貨，將商船、竹筏、木排等停靠在官溪河岸交易。春暖花開的時候，岸柳濃蔭，盛夏的夜晚，客船漁火點綴，官溪河岸日漸喧鬧。時間久了，河岸建成了街市。一條狹長的街道，大大小小開了170余家舖子。
“藥材仁成堂、中街天興祥、人參魏長慶、老店王元昌、胡家賣藥連處方、夏家蚌殼瘡藥‘一掃光’。”這是流傳在街市上的一句順口溜，由此可見舊日老街的繁華。
如今，置身於老街，那經年已久的店舖，斑駁滄桑的石板路，徽派風格的馬頭墻，光彩猶存的木雕，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徽州商人們一路風塵的歲月。
長江，橫貫東西；大運河，縱橫南北。徽商沿運河北上從事商品販運活動，固然可獲厚利，但卻難免在遠離故土的北方遭遇勢力強大的山陜商人與之競爭。而從事沿江貿易，則徽商卻享有地利之便。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使他們自己獲取了豐厚的利潤，從而積累了巨量的商業資本，同時也促進了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徽州燈，皆上新河木客所為。歲四月初旬，出都天會三日，必出此燈，旗幟傘蓋，人物花卉鱗毛之屬，剪燈為之，五色十光，備極奇麗。合城士庶往觀，車馬填□，燈火達旦，昇平景象，不數笪橋。”
這是清人甘熙記錄在《白下瑣言》的一段話，描摹的是南京都天會的排場。明清時期，南京上新河一帶聚集著大批的徽州木客，即徽州木材商人，徽州木客對於南京社會風俗，有著頗為重要的影響。都天會所祀之神為都天神，清代康、乾時期起，徽州“鄉俗尚淫祀”，每當酷暑，往往虔奉都天神，“奔走駭汗，煩費無度”。隨著徽商的大批麇居南京上新河，都天會也就成了南京的一大景觀。
對於木商的“徽州燈”，民國時人夏仁虎的《歲華憶語》也有記載：
“金陵之龍燈，自上燈後，即遊街市，分二組：一軍營，一木商也。長或十余丈，多至百餘節，盤飛舞，各有家法。司其首尾者，皆稱健兒，中間攙以高蹺、跳獅，或蚌精及各種雜劇。燈所過市，人爭燃爆以助興，大人家或具元宵茶點，開門延之，曰接龍燈。爆竹愈多，舞者興愈高，彩愈烈。或迴旋院庭，或盤繞梁柱，復間歌唱鑼鼓，想見昇平佳況。”
字裏行間，徽州木商的排場的確相當可觀。
甘家大院位於南京城南，主人就是甘熙。北京故宮有9999間半，南京甘家大院有99間半，可以算作民間故宮了。甘家大屋的成名，一來因為主人甘熙的藏書，二來是因為房屋的奢華，再者這裡是京昆票友雅集的地方，當年京劇大師梅蘭芳就在這裡收了甘家票友為弟子，著名安徽黃梅戲演員嚴風英也是從這大屋子走向大舞臺的。
當我們走進甘家大屋的時候，崑曲票友們正絲絲入扣地演唱，餘音繚繞，飛越了甘家高大的馬頭墻，傳統剎那間在這裡得到了接續。
像這樣的雅集，在南京頗為常見。歷史上，南京的戲曲活動相當活躍，這跟徽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明代末年著名的文人侯方域在《馬伶傳》裏記錄了明末南京城內發生的興化、華林兩大戲班一場著名的競技：
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世，人易為樂……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
華林、興化二班的對臺戲固然是由“新安賈”即徽商策劃的，而興化班要找回面子重唱對臺戲，也須求得新安商人的支持。在那個年代，徽商領導著文化消費的新潮流。
明代文壇大家王世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領消費新潮流的文字：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
蘇州能夠引領全國的消費潮流，從某種意義上説，同樣也是因為有徽商的推波助瀾。
在徽州，有一首歌謠名叫《寫封信啊上徽州》，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唱的：“青竹葉，青糾糾，寫封信啊上徽州。叫爺不要急，叫娘不用愁，兒在蘇州當夥頭……”
可見，蘇州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蘇州，明清時期東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為“五方雜處百貨聚匯，乃商賈通販要津”，當時“閶胥兩門夙稱萬商雲集，客貨到埠，均投行出售”，“遠方賈人，挾資以謀厚利，若楓橋之米豆，南濠之魚鹽藥材，與西匯之木牌，雲委山積”。閶門被譽為“天下第一碼頭” ，還有“吳絲衣天下”之説。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也把閶門、山塘一帶稱為“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大量的商人，紛紛攜帶鉅資，聚集到了蘇州。這其中，徽商最為活躍。清乾隆十三年的時候，蘇州閶門外越運河的渡僧橋，因遭火災而傾壞，致使交通受阻，當年就有8家布商捐資修復，而這8家之中就有6家是徽人。
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沿著閶門一直向西到大運河邊的寒山寺，將近20里的大街，兩邊商鋪林立，是蘇州商業的中心。當時整個蘇州的格局，東邊是手工業區，城西是商業區，在這個商業區裏面，來來往往，聲音最為洪亮的當屬徽州商人。
當時徽商經營的汪益美布號“計一年銷布約百萬疋”，“增息二十萬貫”，以致控制用軍服布和邊境貿布，一直到輸向西方。如1812年東印度公司記載輸入二十萬疋中，兩萬疋運去英國，一時蘇布名蓋四方。汪益美布號，幾百年長盛不衰，是江南地區一個最重要的布號。
當年蘇州有個説法：“蘇州兩個潘，佔城一大半。”
蘇州兩個潘，即“貴潘”潘世恩與“富潘”潘歲可。
潘歲可，人稱南石子潘，設有潘萬成等九家醬園；潘世恩，人稱廟巷潘，設有潘所宜、瑞泰信等十二家醬園，資本雄厚，是蘇州著名的富商縉紳。潘所宜生産的豆腐幹成為蘇州珍品，是蘇州家喻戶曉的特産。
潘家的醬園現在已經沒有了，留給我們的只是一些老房子，老房子裏的紗帽廳，紗帽廳裏的塵埃。
留下的還有，在故土徽州大阜，潘氏後裔所津津樂道的“周漆吳茶潘醬園”。
周家賣漆，吳家販茶，潘家在蘇州開了醬園。大阜的村民驕傲的是，江南各地的潘氏後裔，推其淵源，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裏去。蘇州的“貴潘”和“富潘”，他們都是大阜潘氏的後裔。潘世恩是“貴潘”中最著名的一員，是清朝乾隆年間的體仁閣大學士、太傅。潘世恩的孫子、曾任工部尚書的潘祖蔭，是同光朝與帝師翁同龢齊名的文人雅士，家世清華而又風流無羈，詩辭歌賦、碑版書帖，無所不好，無所不藏，且于光緒八年與翁同龢一起，翩然入軍機。這樣的人物，這樣的家世，在大阜，當然是值得誇耀的。
大阜潘家是徽州的名門望族，“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風敦”，徽州人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叔帶侄，舅舅帶外甥。這種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團體，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參與市場競爭，建立起對城鎮市集的壟斷性經營。沿江一帶“無徽不成鎮”的局面就是在徽州宗族勢力的全力支持下形成的。今天，在許多城市還遺存有“安徽會館”，也許這是徽人建立在異域他鄉的祠堂，徽州商人利用會館來處理徽商內部之間的事務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會館代表的是徽商的利益，代表徽商直接與官府交涉相關商業事務，併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
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佈全國，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於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産業到擴充道路、開闢碼頭，漸漸形成一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20多年，有房産、田産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