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這是戲劇家湯顯祖所作。明朝的時候，湯顯祖已經感受到了徽州商人一身的“金銀”氣了。
只是，湯顯祖帶著什麼樣的“夢幻”去徽州的，現在已經很難考證，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湯顯祖到徽州是去看他的朋友的。
湯顯祖的朋友是汪廷訥。
汪廷訥是徽州休寧人，作為一個商人，史料上的記載並不豐富，僅在康熙本《休寧縣誌》簡短地説他是“汪村人，加例鹽提舉”；作為一名劇作家，汪廷訥在戲劇方面的影響也較他的朋友湯顯祖相去甚遠。但是，在徽州説到“坐隱園”，或者，在中國版畫界提及“環翠堂園景圖”，那卻是一個能夠讓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坐隱園”是汪廷訥經商成功後在家鄉建造的一個龐大的園林，又叫做“環翠堂園景園”。有一幅版畫，就是根據汪廷訥的園子而繪刻的。高24厘米，長1488厘米，這是中國版畫之最，是集徽派版畫、當時徽州的民俗與徽派園林與一身的傑出作品。“黃山白岳”、“松蘿田園”、“湖心亭”、“園林”，群山環抱，“坐隱園”如同鑲嵌在青山秀水之中。
透過《環翠堂園景圖》，清楚地看到了400多年前具有儒雅風韻的徽州商人的生活。湯顯祖是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九月到徽州休寧拜訪汪廷訥的，已經有了幾分秋色，湯顯祖看到了“先生灌花澆竹之暇，參釋味玄，雅好靜坐，間為局戰，黑白相對，每有仙著，近成訂譜行於世。”
就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園子裏，汪廷訥創作了許多作品，戲曲、傳奇，還有圍棋棋譜。他還親自請來了歙縣虬村著名的刻工高手，將自己的作品刻印出版。裏面附錄了大量的插圖，那些木刻版畫均為當時名家繪製，後人評價“異常精美”。
徽州刻書業的歷史，有明確文獻記載的可上溯兩宋。經元到明嘉靖，徽州刻書已形成了一定規模；而自明萬曆始，經濟的高度發達，産生了一些市民階層，他們喜歡看通俗小説，喜歡看一些戲曲的東西，而對市場極度敏感的徽州商人，為迎合小市民的情調，出版了大量的小説，以及戲曲文本，徽州刻書呈現一派繁榮景象；直至清嘉道以後才日漸衰微。徽州在這近300年中，成了我國幾個主要的刻書業中心之一。正如明人謝肇淛所評：“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之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本。”
鄭振鐸對這一時期的徽州刻書和版畫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寫道：
“他們雅正端莊，他們溫柔敦厚，他們富麗精工。他們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們溫柔，恰到不沒骨氣的程度；他們富麗，恰到不金碧輝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們精工，恰到不過於瑣碎……他們是恰到好處的‘健美’的作品。你，雖一時説不出他們的美究竟在什麼地方，但你一眼望過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藝術，那是可愉悅的。那便是所謂‘古典的美’的作品。”
金陵十竹齋為休寧胡正言所創。胡正言，明崇禎時曾供職于翰林院，武英殿中書舍人，掌管內閣教房中書寫機密文書之事。在清兵揮戈南下之時，馬士英迎立福王監國。經禮部侍郎呂大器推薦，南明小朝廷讓胡正言督刻國璽。他精心鐫刻了龍文魑紐的國璽禦寶，同時還撰寫了一篇《大寶箴》，一起獻給福王，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懷。然而，福王朱由菘昏庸無能，清兵已經攻下了揚州，競還沉醉在粉黛笙歌之中。於是胡正言憤然辭去官職，浩然遠行。
胡正言曾自比南宋陳亮，他對好友説：“昔南宋陳亮，上書言天下大計，朝不能用，議量一官，亮不受，曰：‘吾欲為國家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呼！’即日渡江東歸。吾雖才不逮亮，而所遭適類是。天下事真不可為矣！”
胡正言隱居在金陵，十竹齋既是他的“隱閣”，更是他專心從事藝術探索，特別是精研雕刻印刷的作坊。在他隱居30年的時間裏，胡正言和虬村的著名刻工汪楷合作創制了《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在這兩集刻書中，胡正言發明了饾版與拱花術，這將徽州的刻書業，甚至可以説是將中國的印刷術推到了登峰造極的黃金時代。
徽州刻書的精絕固然是出版業競爭的需要和資本主義萌芽後士民階層對出版物的更高要求，但更應看到這是因徽商大量財力的投入才使徽州刻書業有了爭奇鬥艷的可能，當然也是徽商的亦賈亦儒所具有的較高文化品位及審美能力，對徽州的刻書不時地提出更高要求而由此出現的局面。
黟縣南屏之所以聲名響亮，是因為村中遺存了多幢祠堂。當年，村中程、葉、李三大家族，都是大族，他們所修建的祠堂規模都很大，並且保留至今。這三大家族，出了不少商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李氏家族的李忠煝了，據説李忠煝是黟縣最成功的商人。我們今天看到李忠煝的名字，不是在縣誌或者府志裏面的貨殖篇裏，而是在羅願的《新安志》著作中，這部著作由李忠煝捐資刻印；黟縣另外一名大學者俞正燮，他寫的兩套書是很有名的，一個叫《居士內稿》，一個叫《巳存稿》，其中，《葵巳存稿》也是由李忠煝捐資刻印。
宋元以來，徽州是一個教育比較發達的地區。明代中葉以後，因受“四民之業，惟士為尊”的傳統觀念影響，徽州徽商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尤其是鹽商，更需要封建政府的庇護，因此徽商將大量的財力投入州教育，培養子弟和一部分族中學子，以期通過科舉，儘快進入封建政府的各級政權中，從而使徽商資本在伴隨著徽商不斷縉紳官僚化的過程中增殖。重視教育，必出人才。據統計，徽州中舉人者在明為298名，清有698名；中進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儘管這是一個很不準確的統計數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鬱起。
一些徽商還捐資設立私塾，這些塾學多置有學田，以其所入作為開辦費用。對於俊秀而貧窮子弟，入學所需的一切費用，均可由學田收入開支，不使有培養前途的子弟埋沒。
“抱一書屋”是徽商李忠煝捐資興辦的，這一處建築與南屏村中其他的建築風格有些區別，似乎有了一些蘇州園林的小巧。當年家族裏的孩子在這裡發奮苦讀，望著花窗外的高墻，心中澎湃的一定是到京城科舉入仕、到蘇州經商創業出人頭地的豪情壯志。
徽商不僅大力資助家鄉教育，也大力資助僑寓地的教育。
紫陽山中，披雲古道，我們看見了山腰裏的新安畫派大家漸江的墓。漸江是徽州人，對徽州的山水感情尤深。他晚年曾寄身於歙縣城西披雲峰下的太平興國寺，從那以後的8年時間裏，每年必遊黃山。在他的墳塋不遠處，是繼他之後300年，“生漸師之鄉、傳漸師之藝”的新安畫派又一著名畫家汪採白墓。歷經動亂，這裡已是碑石俱毀，沒什麼痕跡了。汪採白之後，新安畫派的又一大家是黃賓虹。黃賓虹的家鄉，在歙縣深處的潭渡村，那兒綠樹蔥蘢，水天一色，黃賓虹紀念館，掩映在林木深處。
“以儒立身，學道參禪；讀書萬卷，瓦硯三穿；雲煙為友，萬壑在胸；愛寫黃山，西愛白岳；渴筆亮墨，荒寒自然。”這是新安畫派的風格。新安畫派，源遠流長，這當然與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不無聯絡，而新安又是文房四寶的故鄉，自然也為新安畫派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但它興起的真正內因卻仍然是徽商經濟力量的發展。
徽商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那就是經營獲得巨大資産後，往往不惜鉅資購買字畫帶回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