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CCTV.com

01-16-2008 16:20

      冤家宜結不宜解,冤冤相報何時了。 中國人早就明白的事情偏偏北約和俄羅斯就是互不買賬。

      敢於赤裸上身,愛好柔道,駕駛戰機的普京不是吃素的。

      最近,在聯合國安理會即將討論前芬蘭總理,歐盟特使阿赫蒂薩裏提出的讓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Kosovo實現獨立之際,即將卸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京高調任命一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出任俄羅斯駐北約的常任代表。

      剛剛接受普京任命的44歲的羅戈津2007年底曾放出話來:“如果他得到這個任命,他將捍衛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的利益。”他説:“為了令別人尊重我們,我們應當時刻做好戰鬥準備。”羅戈津曾擔任俄羅斯杜馬的副主席和一個民族主義黨派的領導人,其推動俄羅斯東山再起的激進的立場完全可與杜馬裏另一位有大嘴烏鴉之稱的日裏諾夫斯基有一拼。日裏諾夫斯基領導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毫不掩飾對前蘇聯帝國的崇拜,主張恢復帝國實力,重新拓展帝國疆土。因此,該黨九十年代初在俄羅斯議會選舉中異軍突起曾震驚西歐媒體和政界。剛剛狂歡過的北約國家生怕冷戰後垮臺的前蘇聯死塵復燃,陰魂不散,因為畢竟當時離1991年蘇聯解體只有三年。當時筆者正在英國求學,親眼看到並親身感受到了BBC電視採訪俄杜馬的右翼團體的代言人日裏諾夫斯基時的惶恐。

      為了安撫俄國,當時的北約東擴(即吸收前蘇聯控制的華沙條約成員國為北約成員)曾答應與俄羅斯建立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of peace-1994)。迷迷糊糊的克裏姆林宮當時以為自己解除了與共産黨的婚約,便可以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青睞,外交上一邊倒。國內同時血洗國有資産,通過休克療法取悅私有制。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約乘勝追擊,不給冬眠的俄羅斯熊以休整和反撲的機會,不斷擴大地盤兒,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昔日的華沙小兄弟們一哄而上,幾乎全部倒戈,申請躲進北約的保護傘。二戰期間被斯大林活生生吞併的波羅的海三個小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一頭扎進北約懷抱。結果還發生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羞辱紅軍解放紀念碑的事件。俄羅斯惱羞成怒。當年被蘇聯入侵的波蘭是斯大林為了緩衝希特勒對東部擴張而策劃的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軍事冒險行動,更不用説“卡亭事件”中上千名波軍戰俘被蘇聯紅軍近距離地射殺。難怪大選中獲勝的波蘭雙胞胎總統和總理卡欽斯基兄弟找茬堅決反對俄羅斯加入WTO,還同意美國在其境內建立針對所謂伊朗的導彈防禦雷達。用普京的話説,這等於北約在用槍指著俄羅斯的頭。

      俄羅斯的文化基因裏自古就有“要麼擁有一切,要麼一切全無”的激進主義情緒。俄羅斯人從來沒有西歐的純粹理性,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中間道路。特別是俄羅斯知識分子,在橫貫整個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解放運動中,從“12月黨人”的不成功的武裝暴動,被處決和流放,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他們前赴後繼,永遠崇尚用激進的方式推翻專制,並在理論上把一個普通的道理放大到極致和永恒。蒂伯爾撒繆裏在其《俄羅斯傳統》一書中説到:“俄國就其全部歷史來説,是一個好走極端的國家:絕對權力和整體奴役,無限君主專制和不受控制的無政府狀態(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就是一個例證)。”沙俄時期的血腥暴政如此,幾乎所有才華橫溢的詩人和文學家普希金,別林斯基,托斯陀耶夫斯基都被流放過,都在西伯利亞廣袤的森林裏享受過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在俄羅斯的審美辭海裏,藝術就是對苦難的享受。哪怕是柴可夫斯基的的《天鵝湖》,《第一鋼琴協奏曲》和《第一弦樂四重奏》裏“如歌的行板”,都可以找到冰冷黑暗的大森林和逆境中尋歡作樂的意志的痕跡。因為,正如俄狄浦斯情結所示,莫斯科永遠在徘徊:我到底是誰,我想取得什麼。到底是意志戰勝命運,還是命運戰勝意志,無人能曉。似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模糊的答案,而探索的實踐又難免伴隨暴力。1918年7月16日“十月革命”後,蘇聯紅軍對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的滿門抄斬(妻子和5個孩子均未倖免,都被秘密處決)和二戰前1936年到38年期間斯大林的專制導致的血腥“大清洗”,蘇維埃政權前後對私有制的徹底否定,都反映了俄羅斯民族血液裏的偏激和血腥。當然,1956年,蘇維埃新的領導集體清算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法西斯似的肅反擴大化(即大清洗,Great Purge)以及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都證明了俄羅斯的狂飆突進運動是多麼典型的斯拉伕性格,粗暴,激進,血腥,把烏托邦的理想與“革命”的暴力結合得讓世人嘆為觀止,而整個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卻一再陷入巨大的苦難,成為人類東西方文明對比研究的經典教材和案例。

      俄羅斯的不論那一派知識分子都好走極端,沒有寬容可言。就連19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托斯陀耶夫斯基都聲稱:“所到之處,在一切方面,我都要走到最後的極限,一生都在不斷越過極限。”屠格涅夫小説《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也是否定一切,不承認精神學科,只認經過實證的自然科學的價值。柏林在自己的《俄羅斯思想家》一書中説,別林斯基是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的第一位典型。他主張流血是必要的,並揚言:“為了使人類的大多數獲得幸福,那怕讓數十萬人頭落地也是值得的。”説到寬容,俄羅斯各派知識分子之間相互中傷發展到了監獄中處死同伴的程度,舉世罕見。在文學評論中尤其如此。例如從1903到1917年的14年中,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始終進行激烈的論戰,雙方動用了所有激進的語言形態和表述。“十月革命”後,後者的下場可想而知。當然,列寧本人也被刺客開槍擊中。歷史上的俄羅斯知識分子與專制政權不共戴天。張冰在其《俄羅斯文化解讀》一書中説,俄羅斯不像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遵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有身份,有財産,有一定地位,這跟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定義恰恰相反。中國士大夫們的人生哲學因此可以引伸出兩類:他們要麼消極地“結廬在人境”退隱山林,要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屬於儒家的入世思想的繼承者。

      回來説俄羅斯與地處西歐的北約( NATO,全稱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年成立)的宿怨。照理,冷戰結束了,蘇聯也解體了,原來作為與東邊華沙( Warsaw Pact,成立於1955年的軍事集團)對峙的北約也應該就此宣佈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但是,美國人並不天真。華盛頓清楚意識到,俄羅斯人天性不甘寂寞,自古血液裏流淌著 “最高綱領主義” 精神,有救世主的情懷,堅持認為東正教文明遠遠優於西歐文明。俄羅斯是唯一擁有徹底毀滅美國及其盟國的核武庫的國家。所以,美國堅持與英法德老成員國一道執著地推行北約東擴,不斷進逼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包括對甚至象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這樣的所謂的獨聯體成員國(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都大送秋波,通過顏色革命培植親西方政治家和政府。俄羅斯當然耿耿於懷。

      從宗教上説,俄羅斯人有雙重信仰,信奉基督教裏東正教Orthodox Church 和多神教的統一,並以東正教為主體,它是對希臘正教的改革。塞爾維亞族信奉東正教。因此,俄羅斯人對前南斯拉伕聯邦裏最大的種族Serbia,即塞爾維亞人視為血脈相通的小兄弟。而科索沃則是塞爾維亞人祖先聖地的所在地,有點像中國人對山東曲阜的孔廟的祭祖。如此説來,俄羅斯派出悍將羅戈津,以示對北約的強硬,這裡有宗教上的必然性。俄塞同屬斯拉伕民族,同宗同教,誰扒我的祖墳,我跟誰玩命(話雖如此,當年波黑戰爭,北約空襲塞爾維亞首都薩拉熱窩,逼米洛舍維奇就範,葉利欽沒有與美國攤派,因為實力不夠。不過,有一位俄羅斯軍官受到葉利欽的嘉獎,因為他率領的俄軍突擊隊搶先佔領了塞爾維亞的一個軍用機場,讓隨後趕來的英軍無可奈何。美軍後來指責自己的英國盟友軟弱無能,英國人回敬了一句:我們不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從歷史和地理上説,俄羅斯人對歐洲愛恨交織,莫衷一是。固然,備受俄羅斯人推崇的彼得大帝為了振興俄羅斯曾把首都定都于聖彼得堡,如俄羅斯的國鳥雙頭鷹所示,“朕東西兩邊都要,歐洲的和亞洲的系數囊括。”但是,俄羅斯人一直在爭論,他們到底屬於歐洲還是亞洲。俄羅斯的國土四分之三在亞洲,雖然彼得大帝家族統治俄羅斯三百年,但是來自亞細亞的蒙古族卻統治這裡二百五十年。許多俄羅斯人至今還在熱烈地探討,彼得大帝的西進戰略可能導致了俄羅斯自身傳統的斷裂和丟失。19世紀40年代,俄羅斯各派知識分子為“俄羅斯到底走什麼道路”展開空前大討論。1861年農奴制被廢掉前(當年的在歐洲部分的俄羅斯人口每五個人裏就有一個農奴),關於存廢西歐派和斯拉伕派一直爭論不休。

      從所有制和意識形態上説,西歐殖民帝國如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的崛起都是在商人利益和私有財産得到憲法保護的前提下變成現實。在俄羅斯,由於歷史上農奴制的苦難和罪惡在該民族心靈上的烙印,俄羅斯人鄙視土地的私有化。而貴族也大都視金錢和私有為可有可無,並抱著試試運氣的典型的“俄羅斯式的輪盤賭”心態。俄羅斯人今天還在驕傲的宣稱是他們發明了“輪盤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葉利欽時期出現的官商勾結的金融寡頭oligarchs為何為大部分俄羅斯老百姓所不齒。因為,這些人的原罪,即在“休克療法”期間大量侵吞國有資産,害得俄羅斯社會兩極分化非常嚴重。但是,克裏姆林宮新的主人繼承了俄羅斯歷史上“不患寡,惟患不均”的傳統,藉口這些人不安分守己干預政治,將自以為是的金融寡頭逐一驅逐出鏡,或關進牢房。往前説,斯大林實行的集體農莊和社會主義的一大二公村社制也是俄羅斯歷史沿襲下來的傳統文化。共産主義率先在俄羅斯取得勝利不是沒有道理的,那片沃土早就有著原始共産主義的形態。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74年間,蘇共領導人由於承載著如此沉重的歷史的和意識形態的包袱,終於被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所拖垮。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導致蘇共放棄領導權,解放黨禁,解放報禁,蘇聯帝國解體,終於成就了葉利欽退黨復古和普京重振彼得大帝雄風的苦澀的夢。筆者去年採訪現任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時,明確感到一嘴濃烈的伏特加烈性酒氣的這位俄共領導對葉利欽強烈不滿,痛斥戈爾巴喬夫亡黨亡國。與我握手時,我能感覺到俄羅斯人的蠻勁。可是,隱隱約約我感到葉氏與他又如此的形神兼備。

      如此説來,蘇聯解體北約功不可沒。冷戰的結束和蘇聯解體對中國未見得是壞事。至少,蘇聯紅軍從外蒙撤軍,克裏姆林宮同意向越南施壓,逼其從柬埔寨撤軍,再加上1979年我們發動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從南北兩面解除了對中國的威脅,鄧小平才能宣佈裁軍一百萬,一心一意搞建設。

      北約成員國對俄羅斯地緣上的威脅造成俄羅斯強烈的反西方情緒,民族主義迅速抬頭。不久前俄羅斯舉行了杜馬選舉。支持普京對西方強硬的統一俄羅斯黨輕鬆獲得議會多數,成為壓倒性的政權黨。普京在國內的人氣一直高位徘徊。借助近些年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飆升,俄羅斯靠著出口初級原材料産品不僅很快償還了所有外債,還不斷強軍。

      從葉利欽時代建立起的中俄的戰略互信也是新時期俄羅斯向東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冷戰後俄羅斯歷史上斯拉伕主義反歐的地緣政治的新取向。普京反對制裁伊朗,與中國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俄羅斯堅決反對台獨,並出售大量先進軍火給中國;跟中國一起通過上海合作組織SCO打擊三股惡勢力;聯合印度覬覦印度洋牽制美國,還在歷史上首次允許中國派軍隊進入俄境內參加大規模反恐軍演。

      俄羅斯人喜歡酗酒,骨子裏有哥薩克人和韃旦人的彪悍。這固然跟天寒地凍的氣候有關。但是,俄羅斯文化中還有“聖愚”的現象,即裝神弄鬼,瘋瘋癲癲,喜歡惡作劇。連當年的彼得大帝都有這種揮之不去的性格。借著酒勁,醉臥街頭,也是冬眠的詩意揮灑。每年早早到來的冬季令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銀粧素裹。綿綿的森林佔其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三。白雪皚皚。《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冬眠之後熊的出沒,在春暖花開時應當是一種季節的《復活》。如果説俄羅斯歷史上有太多的苦難和血腥,才有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罪與罰》,那麼,《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在今天應該是世人了解俄羅斯民族重新塑造自我和了解它的精神與追求的一部最好的教科書。美國人對此應該心知肚明,因為他們即將離任的國務卿賴斯女士是俄羅斯問題專家。

      上面文中已經説過,俄羅斯文學中把藝術定性為對苦難的享受。政治家和蘇聯時期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又何嘗不是。當年彼得大帝力排眾議,選擇了涅瓦河與芬蘭灣的泥濘不堪的沼澤之地建都,成為窺視歐洲的窗口。以彼得大帝為自己偶像的普京總統短短七年間就把一個任西方宰割的俄羅斯的國際地位重新提高到令人重視的地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的英雄人物保爾柯察津帶著槍傷,頂著寒風,在極為艱苦惡劣的環境下,憑著堅定的信仰和非凡的意志為百廢待興的祖國的重建譜寫的英雄詩篇感動了整整一代中國共産黨人。

      面對美國為首的北約冷戰後對俄羅斯戰略空間的蠶食鯨吞,如果我們帶著這樣的歷史情懷去審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一系列反制動作,應當會有不同於西方媒體的解讀。

      不妨先聽一遍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可能會有更深層的啟示。

 

Editor:Xiong 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