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CCTV.com
01-16-2008 09:54
近兩天我與一位名叫大運河的網友在我自己的博文中互留帖子, 就形式邏輯, 國情, 制度建設和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匆忙整理, 以饗讀者。拼寫錯誤在所難免, 唯希望得其意而忘其形。善莫大焉。)
(這是本人幾個月前的回帖, 權當作一段別開生面的序吧)大運河説得好，沒有尊重平等的自覺意識就談不上起點的公正，而國家要責無旁貸地以憲法和機制來保證起點和結果的公正。康德的絕對精神非常豐富和龐雜也絕對晦澀，沒有完全吃透西方絕對精神的伊朗和塔利班主張政教合一，以精神領袖和古蘭經替代憲法，並與西方的世俗文明相對抗，這可能就是亨廷頓所擔心的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他也同時論證了儒家文明是否可能與伊斯蘭文明聯手對抗西方，那是他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持有基督教的原教旨的偏見和毫無疑問的無知所致。
公元184年卻為甲子年，是張角領導的黃巾軍起義，不滿橫徵暴斂，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從毛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以及他所領導的秋收起義來看，我們的人民軍隊早先就是農民軍，舊民主主義革命也是農民起義在20世紀初的版本，所以大運河説得對，老人家很清楚自己的出身，所以三大戰役之後，他與常委們進京趕考前誓言不能學李自成。
感謝你和我的同事陸梅先後提到《簡愛》中那一段著名的醒世恒言。《簡愛》的英文原著是我在80年上外大一自選的精讀範本。有兩點補充：篤信上帝的小海倫患肺病子指自己將不久人世，臨別前與簡愛同床而臥，那一段心靈的獨白讓我如沐春風和雨露：我先走一步，那裏是我幸福的歸宿。另一點是，簡愛追求的愛情是絕對平等基礎上的愛，這個要求簡單，率真，但對於羅切斯特先生來説太過苛刻，只有當原配的精神病太太與莊園玉石俱焚，羅切斯特先生幾乎雙目失明的時候，遠在天邊的簡愛竟以第六感官了解到先生對自己的呼喚，電影《簡愛》中羅切斯特先生撕心裂肺的呼喚跨越了時空，他終於完全獲得了簡愛的芳心。電影主題曲的抒情極為浪漫，他率先由簡愛當家教時教阿黛勒彈鋼琴時低眉信手續續彈時從指尖飄然而出的。簡愛為了得到這份真摯的愛（它起點並不平等從財富到婚姻的契約），讓羅切斯特先生傾家蕩産，從零開始，在廢墟上重建，回到了所謂起點的平等。這絕對像是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此中有真意，與君共商榷。
大運河(9月6日 16:27) : 中午看了楊銳採訪匈亞利總理的節目：奧匈帝國皇儲訪問薩拉熱窩被刺殺引起了二戰，嚇了我一跳，不過楊先生很快就糾正了。我想楊是否還在深思抗日戰爭的事啊？言歸正傳，從談吐中能感受到匈亞利總理對中國取得年10%的經濟增長率是很羨慕的，因為據我所知九十年代，匈GDP增長率是下降10%以上，可能還是原社會主義東歐國家中經濟最好的一個。61年出生的年輕總理，他可能煩透了國內無止休的辯論後説：中國不爭論不是照樣往前走麼。説到政治，他長嘆了一口氣，選戰的勝利要靠迅速抓住民意，也就是迎合選民的口味。我想：正如匈總理不再迷信民選一樣，但也別太把中國神話當回事。我們走的灰色市場、模糊産權、回避政改的精英主義路線，在改革初期卻有其合理性，因為它符合大眾傳統儒家文化的社會心理，但面對現代化的目標卻也成了包袱。
我為什麼強調形式邏輯，其實不是我個人偏好，而是通過研究先秦諸子發現我們最缺的就是形式邏輯，但並非沒有萌芽，墨家是例外，但為何沒有發達起來？原因很多，但漢語很多詞語的模糊特性（形容詞、無時態概念等）與邏輯思維的精確性存在對立關係是一個最重要的文化原因。關於轉型經濟，正是因為我國勞資缺乏足夠的談判，而匈亞利雖然一開始快速、大規模地私有化，但討價還價的過程很長，到不是很激進的，我們的一些國企卻過早地“休克”了，産生了大量不滿的下崗工人，造成嚴重的信任危機。我其實蠻期待節目中能聽到匈亞利總理闡述勞資談判的經驗故事的。
大運河(9月10日, 12:23)：讀完博文(<<總理外長開下流玩笑>>)，想起楊在節目中常説的，什麼叫 win-win 呢？我更願意看到國內官民間也雙贏。什麼叫下流？比較一下中西方對這詞的理解就很趣，比如對人刻薄，就説明此君太下流。正因為國人傳統上把道德（內學）放在絕對高的地位，所以把真“性”情也比下去了。我們往往只談抽象的生、死、愛和真善美，但面對具象生活中的這些玩意兒卻缺乏行動的依據，即形式邏輯（包括適度的辯證邏輯）強有力的支持。我不是giant panda，所以我不期望人見人愛，也不太在意“選民”或食客是什麼口味，因為這個灶臺連當公共廚師的氛圍都沒。
還是説説楊有一期關於外貿摩擦的節目吧：節目中談到我國市場經濟身份地位，這個問題早已解決，否則我們何成WTO成員？我總結的灰色市場，比做小買賣當黑市投機倒把打擊的時候是白了，但與西方交易高透明度而言，我們又是黑市，即供應面政府壟斷太多這是毫無疑問存在的問題。商務部王司長的回答是滴水不漏的，但楊沒有追問而轉向了。除了市場化透明度問題外，模糊産權問題，如歷史上東印度公司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但英王授予它很多特權，包括武裝權，為後來政府發動鴉片戰爭奠定了基礎。中國現在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的形式跨國投資貿易的，據我所知，管理模式還是老樣子，只是開個境外賬戶，弄下外匯匯兌什麼的。國內民營企業的發展長期被政府壓制，這是後患無窮的事。目前公有産權比重太高到不合理狀態，也意味著太多的責沒法清晰地問。有點邏輯常識，公私邊界是很容易劃清楚的。
楊：頭幾句，大運河似乎欲言又止。這使我想起八十年代末理論界一段公案。劉再復與那位中年學者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理論的爭論。劉的學術對立面把文章放到了《求是》雜誌上，結果學界一片罵聲，説他一頭扎進官方的懷抱尋找保護傘，就差用下流來形容此君的行為。後來我細看了一下他的文章，認為他非常實事求是，十分了解中國的國情，他沒有簡單地套用形式邏輯，而是很誠實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這成了學閥們討伐他的罪證。是是非非歷史自有公論，我感到敢於從實際出發解讀官方政治立場的理論勇氣和道德勇氣都令人尊敬。民主的三原則是：多數原則，程序原則和少數人的原則。多數人的暴政（其實是暴民政治）和多數人的沉默一樣都是對公民社會和人類政治文明的傷害，是麻木。少數人的觀點遭到批判，是不正常的。所以儘管我認為大運河的形式邏輯屬於少數人的真理，在現實面前比較蒼白，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與他持不同觀點的網友同樣應當受到尊敬，因為他信奉實踐的科學性和複雜性，他更相信歷史的邏輯。
三十年改革開放要解決三千年積貧積弱的受傳統文化保護的愚昧和落後，在不犧牲體制的情況下，我們能走到今天舉世矚目的發展階段，一定有它歷史的合理性，但它不一定合乎形式邏輯的推理。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裏提到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發展理論，已經為十月革命的提前到來所否定。而老人家的形式邏輯從其三大理論體系（政經，科社和辨唯歷唯）來看，具有世界大師的水準，但是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國際共運跌入歷史最低谷。俄羅斯似乎返回到馬列的經典著作中描繪的歷史階段，即私有制階段，而休克療法的弊端舉世驚愕，現在的俄羅斯也令人欲説還休，但是卻很符合該國國情。屈原的橘論發人深省。理論永遠是蒼白的，邏輯呢，狹義的邏輯當然是人類的思維特點，但是廣義的邏輯的合理性在現實面前真的太蒼白了，與大運河兄商榷。
大運河：關於大革命，我個人的看法一開始國共（更確切地説是和第三國際）合作的目標是反帝（KMT是護國護法，而蘇聯是反別的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中國）制復辟，但後來CPC和KMT在土地問題上存在不可調和的政見，一直髮展到兵戎相見。具體史實我就不説了，夠寫長文的。憑心而論，搶了舊軍閥軍官家裏的田地分了，能指望他們不動肝火？！今天我們能因為社會上存在很多不公、腐敗和剝削就容忍搶劫、殺富嗎？！不能吧，要通過土地改革合法性地解決問題。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簡言之，主觀見之於客觀，實踐的結果與主觀的目標的符合度來論證理論的真實程度，但問題是：為什麼社會只能有一個共同目標？社會是多元的，所以這種理論遠遠不是終極性的回答。
至於二論，老兄對我提到東印度公司的理解完全曲解了我的原意：我否認的是國有公司這種公-私-公的程序正義。關於行政壟斷，你細看一下我的帖子，我強調的是供給面政府壟斷太多到了不合理狀態。中午看了楊支持的關於中歐貿易爭端的節目，説到IPR保護，歐盟商會會長提到執法的問題。中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不公等問題是具有普遍性、曠日持久性且比較突出，一有制度安排上的原因，也有價值觀上的問題，特別是國人重歸納、輕（無）演繹的思維方式，這便是我反復呼籲重視邏輯的深層原因。至於邏輯、産業政策方面問題，以後你節目中提到的話，我跟帖時再説吧。
楊:非政府組織在今天的合理性不是本貼要論證的,東印度公司是早期殖民統治在亞洲的版本,充滿了血腥和種族迫害,是不折不扣的應了那一句:"當資本來到世間,它的每一個毛細血孔都滲透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今天,西方在指責中國的工業化影響了他們的空氣質量,他們傲慢地忘記了當年他們原始積累對中國百姓的掠奪和鴉片對國人身心上的摧殘;此外,後發展國家的窘境即在於,根據中國的國情,我們無法跨越加工工業勞動密集型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階段性的不可持續的現代化的障礙和陷阱。但是,若按照形式邏輯,這十惡不赦。於是,中國只能繼續在自行車王國的環保的光環下實行樸素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這是荒唐的。但是批評這種發展模式的人理論上,從某種角度來看,甚至從實踐上説都是靠得住的,只是判斷的國情標準值得深思:拿現在的西方已經工業化的環保標準來衡量還是尊重實際情況,以非形式邏輯的但是比較可行的方式來漸進式地進行環保。
中國改革的兩難境地在於首先解決溫飽,解決十三億人的生存,告別物質的短缺。形式邏輯的道義性擲地有聲,但是,現實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比如,勞動密集型工業可以解決就業,而就業與社會穩定相關,是政治邏輯,是政治家的意志,和人道的體現。再比如,就地取材如山西煤礦,那是自殺性的私挖亂採,但是,中國百分之七十的能源消耗只能來自於燒媒。石油和天然氣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的和巨大的需求。不讓他們採礦可以,但是快速發展的中國不可能一步到位提供服務型的清潔産業,和替補型的生路,不讓阿富汗人種植鴉片,但是要有替代農作物,可是,那裏的土地十分貧瘠,只適合種植罌粟。這一切都是形式邏輯的理想主義者們所批判的。非常理性,但是是經院式的形而上的價值判斷。我不想辯解黑格爾的一切合理的即為現實的命題,但是,我想説的是,他的<<精神現象學>>巨著,他的<<大邏輯>>和<<小邏輯>>卻是形式邏輯的經典教科書。大運河先生可以思考一下,這是什麼現象,為什麼。
我在訪談中沒有追問行政壟斷的原因我判斷，是因為有常識經驗並且上一期同樣的話題中嘉賓已經解答了，我已經知道答案，再追問就有些造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漸進式的，我曾質疑過這種改革的思路（見搏主先前文章《漸進式改革的夾生與嚼蠟》），但這不意味著我否定它的合理性。形式邏輯的支持者認為，行政壟斷是荒唐的，因為它是一黨執政下的必然産物，《反壟斷法》怎麼可能與虎謀皮？但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英國宏觀經濟管理中充滿行政壟斷，比如英國的航空公司，石油公司，電訊和鐵路東是國營的壟斷，雖然不是一黨制壟斷，但是行政壟斷的性質無人可否。按照大運河的形式邏輯，英國人太專制，太荒唐，太不講邏輯，可是英國人經驗主義的嚴謹不亞於德意志的思辨哲學，它們都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先驅者，兩國涌現了無數哲學大師，出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因此，形式邏輯有時蒼白得似乎只剩下它的形式了。早些時候一位網友帖子中所謂“為邏輯所奴役”，就是這種尷尬。這話不昏，它太清醒了。但我決不否認形式邏輯存在的合理性，它適合某些情況，這取決於判斷的前提和標準，需要用歷史唯物史觀進行分析。大運河可敬，但是有些學究即在於此。
大運河：我認為與制度相比，政策與主義的關係更近，為了達到一個共同目標，在行政的過程中路線往往需要經常變換，政策具有靈活性，但邏輯與制度的關係更緊密，也更固定和原則。我們現在是一鍋煮，對主義、路線的不同主張視為你死我活的制度之爭，造成不必要的內耗。制度要有大多數國民的共識為基礎，但主義體現了黨派或個人訴求，我反感強迫認同某種色彩的意識形態，要承認人與人之間客觀上在認識上有先有後的差別，即分開對物的本體與屬性的認識。我們談“和而不同”，但我們的“和”只知通融，不知本體，我們也是講“理”的，但你仔細考察一下國人的“理”就會發現，是楊振寧先生説的唯象理論，即對現象的歸納，官民都一樣，只不過官員的經驗多，所以就可以統治民而已。
演繹思維不是人腦固有，因古希臘幾何學而發展起來，所以我們要通過後天的學習獲得。這樣一講就能明白，美國對外政策辯論，不管你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鬥而不破，因為鬥爭行為是受共識制約的，即合法鬥爭。現在國人鄙視“理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我們政策導向的緣故，也有國人重實用的歷史傳統心態，目的性、功利性太強，陶醉在對物的屬性認識中，對物的本體認識興趣全無。我在實際的經濟管理工作中有切身體會：上級熱衷於出臺政策，甚至好專權，不關心制度建設，不管官方真誠地出臺什麼政策，老百姓就是不滿，因為管治的基礎喪失了。説到美國對伊戰爭，確實感情用事多於論證，牛仔風格充分展示了，不用回避政策感性的一面，但同時它有糾錯機制，民主黨在一旁抽鞭呢。這個制度優勢，我們沒有。如何看待國情？下帖再説。
楊：毋庸置疑，我們都鼓勵在討論中學習和增進了解。我認為,邏輯的主體和制度的設計者都是人,而人是有價值取向和政治意志的，他或她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産物。價值有人類普適價值和符合本國國情的價值。
回到上世紀初中國産生第一個共和制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完成反封建任務,共産黨奪取政權還是沒有徹底解決封建主義及其體制的歷史問題,關鍵是中國沒有成熟的産業工人大軍和理性的中産階級, 沒有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保護它的憲政精神。這些我們今天正在由憲法和法律來促成和保護（比如我們的修憲以及《物權法》的通過，三個代表的理論以及和諧共建）。而且馬科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還進一步探討了宗教在制度設計中的作用。中國缺乏文藝復興和德國宗教改革的鋪墊,更沒有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由此産生的法國大革命那樣一步到位的共和精神, 有的只是夾生的洋務改良和蘇俄式的暴力革命,和共産國際扭曲的脫離實際的指導,軍事意義上沒有解決的長征被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長征所取而代之。
中國人的制度創新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但是,它不是簡單的抄襲西方形式邏輯,或是西方的制度設計,就連西方都有內閣代議制和總統制之分,皇室在英國和日本的政治生活中的精神與文化傳統的地位和象徵意義都不可低估,政治制度的多樣性除了普適性之外,就是歷史的邏輯,政治的意志和文化傳統的主導,這些制度設計都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分析對象。主義是理論,不是簡單的客觀再現,而是基於實踐總結的由概念推理而成的理論體系,儘管流派紛呈。制度的設計是基於理論和信仰基礎上的實踐。自由主義就是西方共和制的的理論基礎。
JUDY説邏輯沒有前提指的是辯證思維的純理論性,但是,我認為形式邏輯是更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和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一種思維方式並服務於制度設計。形式邏輯在西方順乎人性,順乎其經濟發展和宗教精神的情況下實現了現代政治制度的設計,但是那是有歷史前提的,而我所謂的採用邏輯的標準也是有文化和宗教含義的。
上述已經分析，過分強調任何情況下都採取一種模式的制度設計就是從理論到理論，從結論到結論的蒼白的形式邏輯。用馬克思的話講就是庸俗哲學,用中國人壞得不能再壞的標簽來説就是書生之見。我是一介書生,在既定的體制內,説些並不書生的話只因為我尊重現實,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初級階段論似乎太政治化,但照顧歷史和政治現實把自由建立在對必然的認識上,我們就能從必然王國過渡到自由王國。那時候,我不會在思考這樣的問題了,而是申請去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最貧窮的地區救助艾滋病患者,或者也許去阿富汗這樣的地方去傳教,就像十九世紀末美國人初來乍到中國時的所作所為。因為那時,我們新的制度會更加尊重宗教和各種意義上的多樣性.
Editor:Xiong 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