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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熱度故事：女人和房子
經過兩年的苦苦期盼，浙江海寧市長園村的朱勤英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村裏同意給她一塊宅基地。然而就在她滿心歡喜準備建造新房時，卻又遭受了當頭一棒。
朱勤英：“規劃局他們説不同意了，停批了。”
規劃局不同意，就意味著朱勤英拿不到建房許可證。對此，朱勤英覺得不能接受，村裏、和街道都同意她建房了，規劃局為什麼不批呢？朱勤英心急火燎地找到規劃局。
吳崢（海寧市規劃局工作人員）：“4月份以海政發19號文件的形式，就是呢，規定在城市規劃控制區的範圍內停止村民的自建房。”
規劃局方面告訴朱勤英，在她的建房報告送上來的一個月前，市裏出臺了文件，要求停止自建房的審批，所以，退回了她的建房報告。並説，他們也覺得很可惜，只差一個月的時間，可也沒有辦法。
看著仍是一片荒草的宅基地，朱勤英感到既生氣又不甘心，思來想去，她覺得這事兒都怨村委會，村委會報到規劃局的時間太晚了。
朱勤英：“心裏真的餓很氣憤。因為為什麼從03年開始，一直到05年我們不知道破了多少次。村啊、街道，好不容易把建房報告送到規劃局了，規劃局説我們送的太遲了，送的遲和不遲好象不是我們的原因吧。”
朱勤英説，她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村民。1999年，她結婚的時候，因為丈夫是城鎮戶口，按照當時的政策，她不能把戶口遷到丈夫那裏，所以，她的戶口就一直留在村裏。緊接著，兒子出生了，兒子的戶口也隨她落到了村裏，丈夫也因此一直沒能分到福利房。那時，朱勤英就開始向村裏申請宅基地。
朱勤英：“村主任説，你丈夫沒有房的話，你可以建的，不過他要讓我等等，等市裏面出臺文件，出臺你們出嫁女可以造房子的文件。”
村委會告訴朱勤英説，因為她出嫁了，所以，在建房子的問題上，她和其他村民是不一樣的。等市裏出臺了有關出嫁女建房子的政策，再做統一安排。
根據2000年長園村委會的這份規定，男村民到了法定的結婚年齡，就可以得到一個宅基地。但對於已經出嫁的姑娘，即使戶口仍在當地，只有嫁給城鎮居民，且對方沒有享受福利分房，只有一個孩子才可以建房。
村書記：“都在按市裏的規定來做，不是來卡出嫁姑娘，不是卡她們。”
朱勤英説，同樣都是村民，女人要建房卻要比男人多許多的條件。但即便是這樣，她也是符合條件的。
朱勤英：“我想，肯定是和每個村民一樣的啦。我盡的義務都一樣，為什麼建房，什麼享受權利的時候，為什麼就要跟他們區別開來？”
朱勤英説，被人家稱為出嫁女，並被區別對待，心裏特別不舒服。可為了能要到宅基地，她也只好忍了。再説，村裏也説她的條件符合要宅基地，宅基地給她留著，適當的時候會給她的。
左等右等，總也不見有動靜，朱勤英有些放心不下，隔三岔五就要到村裏去打聽一下，總能遇到這樣的場面。
村民：“她是女的，是男的早就解決了。他説，乾脆就説你是女的，女的你就沒有（宅基地）。他説的很乾脆，不要説了，他又走掉了。總歸要面對現實的了。你這樣走掉就好了。”
村民：“出嫁的，我們都是出嫁的女兒呀，我們也想來問問我們，給我們弄好沒有，我們想建房，我們磚塊都買好，放在那裏，磚頭都丟了好多了。拿掉了，偷掉了也不知道。”
到村裏來找的、來鬧的都是出嫁了的女人，並且都是為了宅基地的事。為什麼這些事都發生在出嫁女的身上？是不是仍然是因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村裏才遲遲不肯給自己宅基地呢？
新園村村支書：“都是女的村民（沒批）”
記者：“為什麼你們就給男的批不給女的批呢？”
村支書：“這是事實吧男的吧，反正我們是按照建房報告批的。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們這裡反正是正在考慮這個事情呢。”
村支書説，這事兒要走一定的程序 但絕對不是專門針對出嫁女的 對此，朱勤英將信將疑，可想到村領導説話也不是隨便説的，也就安心了一些。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2003年，海寧市郊許多村的老房子要統一拆掉另建新房。朱勤英所在村也在拆遷範圍之內，村民們紛紛拆舊房、建新房。
村民：“幾個兒子，只要歲數到了，就是有身份證了，有戶頭了，就可以拿地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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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勤英覺得，這次村裏拆遷，輪也該輪到她了。朱勤英説，她有一個弟弟，也已經結婚，她和弟弟的戶口都在父母家，而父母的老房子是被要求拆掉的。於是，她和弟弟同時向村裏遞交了建房申請。
弟弟的宅基地很快就批下來了，並動手開始建新房。與此同時，同批申請建房的村民也都建起新房，而朱勤英的建房報告則仍然被滯留在村裏。
朱勤英：“他們都已經住進去好幾年了，我的嘛，仍舊是一直空著。”
朱勤英的爸爸：“看起來，這個鄉下呀就是鄉下，對吧。兒子就是兒子，鄉下的女兒不是人。説穿了，著的不是人，他們不當回事。”
看著村裏陸續建起來的一幢又一幢的新房，無論是朱勤英還是她的父母都覺得很不平衡。而這在當地許多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在批宅基地的時候，歷來都是以男人為主的。女人出嫁了，就應該由丈夫出面在丈夫的所在地要房子，而不應該再回娘家來要房子。他們説，如果每一個出嫁女都回來要房子，不就亂套了嗎？
村民：“女兒一般不可以的。出嫁了嘛，就沒有房子的。”
新村村支書：“這個東西不是我們定的，不是我們隨便可以定的。農村就這個習慣，對不對？農村一般的女兒都出嫁，兒子呆在家裏面。”
據了解，在建造新村所涉及的每一個村，幾乎都有朱勤英這樣問題存在。僅長園村，就有18個這樣的出嫁姑娘。村委會方面説，説她們是村民吧，已經嫁出去了，也不在村裏住了；説她們不是村民吧，戶口又沒遷走。在他們看來，這些出嫁女並不是真的沒房住，只是看到拆遷了，想趁機會額外撈好處罷了。
長園村村支書：“她們太麻煩，我們累死了，真的累死了。天天為拆遷的事來鬧，跑跑跑。以前從來沒有要造房子，沒有的。現在搞拆遷了嘛，她們呢，偏偏要來，要造房子。”
新村村支書：“徵地拆遷肯定要有補償費。所以呢，不遷。”
記者：“不遷的多嗎？”
新村村支書：“可以説，知道徵地的，絕大多數不遷，很少遷，都留在娘家，不遷。”
不僅沒有得到宅基地，還被人説三道四，朱勤英感到特別難過，更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她説，村裏明明就是歧視她是出嫁女，拖著不辦，還不肯承認，她覺得村委會一定得給她個説法兒。
朱勤英：“我是03年8月份就已經要求了，而且是書面要求，不是口頭的。你説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負擔？然後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後果，拖拖拉拉的。我是03年8月份就寫了書面報告給你們村裏的，通過快遞，那為什麼不和他們一塊送呢？你説沒區別，肯定是一塊送的，一塊對待的，你説沒有區別，那你説説看，8月份建房報告都不批了。”
工作人員：“我們沒拖的，沒拖的，哪個拖了？”
經過近兩年的時間的奔波爭取，事情終於有了轉機。2005年8月，村裏終於拿出了了意見，同意批給朱勤英一塊宅基地。然而，誰料到，這時，規劃局又截止審批了。朱勤英説，這對她太不公平了。
朱勤英：“你説他們拖拖拉拉，這個責任要我們來承擔，我們肯定是想不下去的。你們也可以想的呀，我們不是05年申請建房，我們是03年申請建房的。你也要這樣替我們想一下，我們不是突然之間05年才冒出來的。”
工作人員：“批，我們主要是考慮一個時間點的問題。”
這次和朱勤英同樣遭遇的共有7個人，但無論她們説什麼，規劃局方面堅持，他們只能按市裏的文件精神辦事。自己明明符合條件，就是不批准自己建房，況且報告送的晚了，也不是她們的錯。2006年7月，朱勤英等7人以海寧市規劃局歧視婦女，不準她們建房的行政行為違法為由，將其告到了法院。
那麼，事情最終會是怎樣的結局？朱勤英她們真的能和同村的男村民那樣建起自己的房子嗎？在村民的權益面前，她們又什麼時候才能不被人稱為出嫁女呢？
361 全民互動：為什麼這種性別歧視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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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張紹剛：儘管男女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但是因為性別歧視而引發的案例我們還時時能夠聽到。今天講到的是宅基地，還有一些出嫁女在出嫁之後，連應該屬於她的承包土地都已經不再歸她所有，類似的事情絕不僅僅是朱勤英一個。都到了今天，為什麼這種性別歧視仍然存在？能消除嗎？這是我們今天的核心話題。
主持人張紹剛：現在我們請導播幫我們來連通一下浙江省海寧市硤石街道村鎮建設服務中心主任黃衛強的電話。喂，是黃主任嗎？
黃衛強：對。
主持人張紹剛：黃主任您好，我是中央電視臺《大家看法》的主持人張紹剛。就朱勤英的這個自建房的申請，是從2003年就開始，不停不停地遞。
黃衛強：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因為我是中途，2003年以後才調到這個部門的。以前的情況不太清楚。
主持人張紹剛：您來了這塊之後，出嫁女因為宅基地，因為自建房的事情來找你們還多不多？
黃衛強：她們一直在找了，一次又一次。
主持人張紹剛：有這些出嫁女來找你們，社會影響大嗎？
黃衛強：這個我沒辦法回答了。
主持人張紹剛：就是在你們當地的影響大不大？
黃衛強：這個怎麼説呢，我現在有點事，就這樣。
主持人張紹剛：其實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問題你説敏感嗎？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就在強調男女要平等，但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在一個具體的村子裏面，提到出嫁女要宅基地還是這麼敏感的一個話題呢？現在我們請導播幫我們來同時接通兩位專家吧。一位是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羅慧蘭教師，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李瑩的電話。
主持人張紹剛：喂，你好，是羅老師吧？
羅慧蘭：是。
主持人張紹剛：羅老師我剛才在和當地的街道聯絡，然後他們很匆忙地把我的電話挂了。
羅慧蘭：像這種出嫁女，她的利益受損失的問題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用我們一句比較專業的俗語來説叫父權制。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機構或者一個村，這種父權制的這種觀念特別得嚴重。它主要是源於社會觀念的一種，社會意識的不平等，根深蒂固的這種男尊女卑的這種觀念。
主持人張紹剛：所以有一個，我就想請教一下李瑩老師。從有了法律節目開始，就在關注著出嫁女的問題，土地補償款、宅基地，然後農村土地承包等等。但是這些年關注下來，這樣的案件非但沒有減少，好像還有增多的趨勢。而且往往不是發生在貧困地區。
李瑩：因為它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它土地的價格以及它的附加值都是比較高的。所以它的這種利益的衝突就顯得更為的激烈。就是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他認為如果是給了女的，那就等於給了外姓人了，他認為是侵害了他們這個村裏的其他人的利益了，所以這個是絕對不行的。
主持人張紹剛：但是我們看一下從建國以來到現在那麼多的法律，《憲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婚姻法》、《土地法》。
李瑩：法律上來説現在是沒有問題，但實際上他是要靠人去推行的。尤其是這些有一些權利的這些人，掌管這些權利，他們的這種意識形態，他們的這種觀念到底如何，他們有沒有這種平等的意識。他們如果沒有這種平等的意識，他如果還是這種男尊女卑，或者男尊女從的這種意識，那麼他在執行的過程當中，他可能就會打很多很多的折扣，甚至可能給你反過來。
主持人張紹剛：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個觀念的一個阻力問題。
李瑩：但是其實還有一些原因。一個還是立法方面還是有缺失的，剛才談到的那幾個法當中確實也規定了要保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及相關權益。但是它只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可操作性不強。它沒有規定就是説誰來去審查這個村規民約、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包括分配方案的合法性，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沒有這麼審查的一個部門，執法上的缺失的話，就是在我們的執法者當中，包括法官，包括一些政府的部門，他們還沒有一種，這種性別方面的意識，沒有意識到這是婦女的合法的一個權益。
主持人張紹剛：為什麼這種矛盾顯得這麼這麼得尖銳和突出呢？我覺得有一個折射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備。所以説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一個小案例，但是在這個小案例背後有大背景。好，謝謝二位跟我們電話連線，謝謝，再見。
主持人張紹剛：男女平等這句話已經喊了那麼多年了，但是在今天的個案當中，當我們看到朱勤英所面對的實際的生活困境，和她一次又一次奔跑而無果的這個尷尬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仔細地重新回味男女平等四個分量很重的字眼。
責編：阿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