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今天，在世界喝彩的掌聲中，中國邁著自信而堅定的步伐，跨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5年過去了，當回首這一幕的時候，人們也有著這樣的疑問，我們努力了十五年，才敲開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在這漫長的十五年中，我們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經歷了哪些酸甜苦辣？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們邀請到了五位當年的談判代表，揭開這段塵封的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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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覺仁，原外經貿部部長助理，中國第一任復關談判代表團團長，任期1986年到1991年。作為首任談判代表，他帶著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大潮的渴望走到談判桌前，也把關貿總協定帶進了中國人的視線裏。
沈覺仁：“從1972年開始，我們參加，恢復我們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後又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那麼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比較重要的只有一個關貿總協定我們沒有加入。第二個我們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政策，我們覺得對外交流的重要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所以這個時候就恢復我們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是重要的。第三就是，我們跟我們有關的這些貿易有關的國家，絕大部分是關貿總協定成員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想，我們也要恢復。”
1986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9個年頭，就在這一年的7月10日，中國遞交了復關照會；在這期間，沈覺人的任務就是編寫中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
沈覺仁：“那麼這個很複雜的，從最初出中國人口面積開始寫起，一直到後面，包括中國的有關經濟貿易的出版刊物，列出來要很仔細的。所以這個備忘錄，涉及到我們國內眾多的部門，在寫的過程當中要協調，要大家商量，所以這個時間很長，最後我們還要經過國務院核準，才能拿出去。”
比較寫作而言，廣泛接觸各締約國的大使、代表團團長的任務，也落在沈覺人一行的肩上，而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審議談判中，他所面對的是各種各樣對備忘錄的疑問。
沈覺仁：“大大小小各種問題，將近兩千個問題，這個問題當中，主要是什麼問題呢，主要是對於我們經濟體制提出的問題，包括我們的計劃，包括我們的價格，包括我們的稅收政策，包括進出口貿易這方面的體制，那麼大家知道十四大提出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以在這之前，我們也説不太清楚，他們也聽不太清楚。他對那個中國的進出口許可證，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制度，他們也很想了解，你到底根據什麼來發的，根據什麼發的。比如另外再講大一點，比如説你中國的計劃經濟，計劃根據什麼定的，怎麼制訂計劃的，這麼多問題。”
從日內瓦回國之後，沈覺人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大聲疾呼儘快培養熟悉外貿體系的多邊談判人才，因為談判的任務太艱巨了。
沈覺仁：“因為大家都怕説錯話，我們也怕説錯話，他也怕説錯話，對不對，他可能多説兩句，他可能條件上松了緊了，我們多説兩句，我們承諾多了少了，都怕説錯話，所以基本上大家很集中，聽你怎麼講，我怎麼講，基本上這種看法。”
1986年9月，關貿總協定發起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在烏拉圭的埃特斯角城展開，從此，中國的復關談判與烏拉圭回合交織在一起，最初幾年的復關談判中，沈覺人主要談判的對手就是美國代表團
沈覺仁：“找一間很小的房間，也就是這個辦公室大小那麼一間房子，雙方代表團，各四個人坐下來，對面對面談。經過這次談判，我覺得美國在當時對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態度，並不是像想像中那麼消極。而且這次談判以後，當場確定，三個月以後，美國派代表團到中國來，所以美國代表團，第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談，是在1986年11月，就來了。”
從1986年開始的中美第一輪雙邊磋商到1989年結束第五輪談判，中美雙方達成了一系列諒解和協議。此時，中國的復關前景看起來一片光明。中國離關貿總協定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但是1989年，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變化，中國復關的步伐第一次在關貿總協定的大門口停頓下來。
沈覺仁：“1990年1月1號我記得台灣呢，他們向關貿總協定遞交一個申請書，説要加入關貿總協定，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就要鑽空子，提出申請，而且提出了優惠的條件，優惠的條件，要加入這個關貿總協定。在這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鵬總理寫一封信，給各個締約國的政府首腦，就是講到，台灣要求加入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同時也提出，在信裏面提出三條我們中國的原則立場。第一個就是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第二個就是，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以後，我們才可以考慮台灣以臺澎金馬單獨關稅區，來加入關貿總協定的問題。第三個提出來，關於台灣的加入問題，必須同中國正確商量，達成一致，那麼有這樣的一個信，再加上我們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這個事情就算妥善處理。”
1991年，沈覺人離休卸任，中國入世談判的接力棒交到了同伴手中。直到2001年中國成功入世，他的信心始終沒有改變。
沈覺仁：“也沒什麼特別激動，因為到底我們這15年的時間，我們就是每天都準備了，每天準備要談成的。”
記者：“時刻準備著？”
沈覺仁：“每天都準備要談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