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年的起點回望2006年的中國文壇，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當數易中天以“文化明星”的方式突兀崛起。説他突兀，是因為年近花甲的廈大教授易中天此前一直默默無聞，突然之間星相逼人，如日中天；説他突兀，還因為易中天不是因主業興旺，而是劍走偏鋒，靠講歷史名動江湖。他的一舉成名，攪熱了傳統媒體，也攪熱了第四媒體，攪亂了學術界平靜的書齋。追捧者稱之為“超級教授”，自發建立起好幾個關於易中天的QQ群，在百度貼吧裏設立了一個“易中天吧”；不屑者稱之為“學術超男”，認為他以這樣的方式崛起有辱斯文，太不公平。
    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10年前的余秋雨。10年前，一本《文化苦旅》，讓余秋雨突兀崛起，繼之以《山居筆記》和《霜冷長河》，在中華大地掀起“洛陽紙貴”。可是，與讀者的狂熱追捧相反，文化圈啟動了對余秋雨曠日持久的口誅筆伐，以致余秋雨不得不宣佈封筆。
    兩大令人嘆為觀止的“聲余討易”浪潮，驚險驚艷之處，直追當年關雲長“水淹七軍”、周公謹“火燒赤壁”，可稱為“水淹余秋雨，火燒易中天”！
    自從進入信息時代以來，造星與追星已經成為傳媒工作與大眾生活的一部分。走在大街上隨機訪問，不論男女老少，都能説出一長串明星的名字，從娛樂明星與體育明星，他們都有自己的發燒友。這些明星之中，一夜成名、身價鉅萬的比比皆是。為什麼偏偏“文化明星”就要忍受不能承受之重？“鮮花與群箭齊飛，秋雨共中天一色”，“易中天現象”和“余秋雨現象”發人深省。
   

水淹余秋雨
    從百度搜索“余秋雨簡介”，你會看到如下兩段文字：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藝術理論家，中國文化史學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在內地和台灣出版中外藝術史論專著多部，曾赴海內外許多大學和文化機構講學。198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
    作品包括：《千年庭院》、《小人》、《抱愧山西》、《一個王朝的背影》、《可憐的正本》、《蘇東坡突圍》、《這裡真安靜》、《夜航船》、《書海茫茫》、《莫高窟》、《遙遠的絕響》、《狼山腳下》、《寂寞天柱山》、《洞庭一角》、《江南小鎮》、《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西湖夢》、《廟宇》、《十萬進士》、《酒公墓》、《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等。每部作品的問世，都能在文壇及讀者中間産生熱烈的反映。
    這一類似春秋筆法的介紹，讓人産生客觀、厚實、祥和的感覺，沒有絲毫火藥味。可是，如果我們搜索“余秋雨現象”，看看得到的470000篇文章，就能明白，為什麼這麼一個大學者要絕望地封筆。
    “余秋雨現象”的一面是鮮花，一面是口水。
    下面一段描述，可見余秋雨被鮮花包圍的一面：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響，接著又有《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問世，累計發行量逾500萬?之多，還不包括盜版數在?，在1990年代的文學園地裏一枝獨秀。電視上也時常見到他露面，侃侃而談。展覽會上常有他對雕塑作品、攝影作品、繪畫作品等的點評，記者對他的現場採訪，發表觀感，成了家喻戶曉的散文學家和文史學家、文藝評論家。連他搬家，也有專門的電視報道，只見學生們排成長龍，把書本從汽車上一疊疊傳遞下來，形成一條人力傳送帶，從馬路越人行道，進入樓道，蜿蜒上樓梯，一層、二層…直至房間。
    而余秋雨被口水淹沒的一面，就有點慘不忍睹了。
    對余秋雨第一波攻擊是“水淹余文”。比如，黃敏在《〈文化苦旅〉“七氣”》一文中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歸納為七種“味道”。“霸氣”（文風霸道、態度霸道）；“商賈氣”（處處做廣告，兜售自己）；“小儒氣”（掉書袋、抖箱底）；“八股氣”（動輒上綱上線）；“童稚氣”（邏輯和語言功夫不到家）；“猥褻氣”（情節猥褻、語言猥褻）；“市井氣”（饒舌、刻薄與媚俗）。朱大可在《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一文中，痛貶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證據是某妓女的手袋裏有三件物品：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王強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學問及文章》中總評説，余秋雨這類散文的風行，正是中國文化沉淪的象徵，值得深思。
    對余秋雨的第二波攻擊是“水淹余格”。比如，有人稱余秋雨是個“文化騙子”。騙什麼？不外乎騙財騙色，還有欺世盜名。
    對余秋雨的第三波攻擊是“水淹余身”。最開始是説他是“四人幫”的御用文人，靠寫效忠與批判文章發家的“文革餘孽”，説他“拒不懺悔”，後來又説他愛出風頭、愛張揚、浮躁、甚至出鏡率太高……總之，違背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文人“行為收斂，夾起尾巴做人”的要求。
    “水淹余秋雨”前後持續10年，被媒體視為文化圈的“群毆奇觀”。這個曾經宣稱要把謾罵當掌聲的“文化明星”，最終還是無法承受水淹之重，于2004年宣佈封筆退出文壇。
    在接受記者採訪中，余秋雨表示：“我的憤怒和失望，要強烈地表達出來。對一個勤懇的文化建設者，10年來，日復一日地被這麼説，難以置信。”
    “我想很多年以後，大家終究會知道余秋雨這個不得不被十年罵聲驅逐的人，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是個從來沒做過壞事的人，一個從來沒有傷害過人、招惹過人的人，一個在荒漠地區拼命行走的人。”
   

火燒易中天
    “余秋雨現象”的明波暗流尚未平息，“易中天現象”又冒煙突火而來。
    公元208年，周郎赤壁一把火，燒出三分天下；2006年，易中天央視品三國，一把火燒出“半江瑟瑟半江紅”。
    首先是紅了《百家講壇》。在各大電視臺娛樂和體育節目點盡風頭的年代，《百家講壇》雖然開辦5年，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充其量只能算勉力維持。而自從《易中天品三國》出鏡，《百家講壇》好風憑藉力，從此上青雲。誰也不曾想到，三四年前甚至創下零收視率的《百家講壇》當下會如此火爆，在央視國際網站上的300多個欄目中，《百家講壇》點擊率排在第二，僅次於《同一首歌》。
    第二是紅了自己的腰包。由於想出版《品三國》的出版商太多，只得採取版稅競標方式確定版權歸屬。5月22日，由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主辦的《易中天品三國》圖書出版無標底招標會在央視梅地亞舉行。包括上海文藝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東方出版社等在內的國內11家知名出版社參加了競標，吸引了全國出版界人士約500人。上海文藝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東方出版社還都是老總坐鎮。該次招標會採用無標底暗標競標，評標會根據出版社給出的首發數、版稅、3年保底印量的最高指標決定中標單位。最終，連續出版易中天4部作品的上海文藝出版社，以首批印量55萬冊、14%出版版稅的超高標的，奪得《品三國》書稿的出版權。
    此前，國內出版界曾出現過3位版稅過百萬的作家。他們分別是韓寒、安妮寶貝和王蒙，版稅分別是200萬元。而這一次，根據上海文藝開出的起印數、版稅和定價，易中天也將贏得鉅額版稅。三國書稿共分三部出版，按每本定價25元計算，單本版稅額雖未有200萬元，但也達到了190萬元多。去除央視2％的策劃費，易中天將贏得500萬元的版稅額，破了中國出版界的紀錄。在他之前，只有二月河曾通過出文集拿到過400萬元版稅。
    而上海文藝出版社也沒有虧本之憂。據訊，就在競標成功不久，即有45萬冊的訂單從全國各地飛來。
    第三是火了自己著作的銷售。此前，易中天也出版過如《讀城記》等多部著作，可是銷售慘澹，有的4年也只銷售4萬冊。乘著“品三國”的東風，很多舊作也登上圖書銷售排行榜，《易中天品三國》更是榮登榜首。
    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舉行的一次圖書籤售活動中，三千“意粉”（“易粉”）助陣，由於讀者太多，簽售中途被迫叫停 。
    在上海書城舉行的簽售活動中，讀者從書城二樓一直排到三樓。從下午兩點到六點，易中天就沒有停過筆。每個讀者手裏都捧著一摞“易中天”：“品讀中國”書係4本、《解讀漢代風雲人物》1本、《帝國的惆悵》1本。新書搭上老書，有些讀者甚至還要個兩三套。這一下午，易中天簽售圖書5600多本，廢了8枝筆，直到雙手顫抖，拉不開易拉罐。
    第四是紅了自己。“如日中天”是當下人們對易中天熱最貼切的評價。易中天的“粉絲”遍及全國，網民為他建的“易中天吧”火得一塌糊塗，誰敢説易中天半個不字，保準逃不出“十面埋伏”，落得個“四面楚歌”。走在大街上，易中天甚至會被農民工認出、合圍，以致"乙醚"（“易迷”）們強烈要求，易中天上街必須戴上墨鏡。易中天還獲得了“魅力先生”、“第一先生”等雅號。最新一期的《魅力雜誌》盤點2006，評選出中國“十大魅力先生”，易中天以“溫文儒雅的另類教授”榮幸當選，將和黃健翔、竇唯等娛樂明星同臺領獎。除了“魅力先生”，易教授已經收穫到手的有《新週刊》頒發的“年度新銳人物獎”，《南方人物週刊》的“中國魅力50人”。此外，南方電視臺的《南方盛典》已經將“2006年度創意傳播獎”冠冕加給了易教授，同城的另一家著名媒體《南方週末》也將其鎖定為“2006年度人物候選人”。同在操作中的還有“新浪2006網絡盛典”，易教授將和郭德剛、趙麗華等名流同臺角逐“年度文化人物”。一個60歲的人能有如此魅力，不禁讓人感慨係之。
    在燒紅半邊天的同時，易中天也讓這把火把自己燒焦了一半。“要破曹公，宜用火攻”，當年周郎橫江一把火，燒得躊躇滿志的曹操倉惶北顧，而今“反易同盟”傚法赤壁故事，幾番火攻，直燒得快意恩仇的易中天草木皆兵。
    火燒易中天第一式：“火攻易學”。易中天的專業是文學和美學，卻堂而皇之地登上央視講壇，講什麼史學。用非所學，用非所長，對史學專家是班門弄斧，對觀眾是混淆視聽，甚至誤人子弟。
    火燒易中天第二式：“火攻易説”。有人説，易中天品三國“信口開河”、“胡説八道”、“滿嘴跑火車”。葛紅兵《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指出，學術的大眾化不是娛樂化，通俗不可庸俗，普及不能粗鄙。易中天卻犯此三忌，而且只講微言，不及大義。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土等民《學術小人易中天著品三國有罪十三宗》指出，易中天有十三大罪狀。第一，誤讀歷史，詆毀名著；第二，硬傷纍纍，錯誤百齣；第三，東拼西湊，嚴重“注水”；第四，語無倫次，毫無文采；第五，滿篇“據説”，治學不嚴；第六，觀念陳舊，了無新意；第七，大肆引用，涉嫌抄襲；第八，“笑談”歷史，媚俗惑眾；第九，境界不高，心理陰暗；第十，唯利是圖，斂財無道；第十一，狐假虎威，媒體炒作；第十二，趕鴨上架，濫竽充數；第十三，倉促出籠，愧對大眾。
    火燒易中天第三式：“火攻易德”。首先，易中天是大學教授，是教授卻不帶研究生，甚至很少上課，不務正業，到處參加社會活動，甚至跑到電視臺拋頭露面，為自己博取名聲和金錢，是職業道德欠缺的表現；其次，易中天品三國有很多硬傷，講述方式也有諸多隨意，會誤導觀眾，是不負責任的表現；第三，易中天帶來了一個危險的價值信號。中國的學術出版環境本來就不好，沒有專業的學術出版社，更沒有真正的大學出版社──多數的大學出版社只是校辦企業，更多地承擔起了贏利使命。倘若再以易中天為榜樣，要求學者進行迎合市場的包裝革命和取悅大眾的文體革命，學術出版難免被逼入死路。
    火攻易中天第四式：“火攻易名”。首先，作為學者，不是在書齋老老實實研究學問，卻依靠媒體炒作一夜成名，有悖學術精神，他的這種出名方式，對潛心書齋研究的學者不公平；其次，易中天就是個“學術超男”，甚至是“學術小人”，和“超級女聲”沒有什麼兩樣。梁曉聲表示，“易中天現象”是浮躁的標誌。有那麼多人喜歡易中天，是一種悲哀。
    對於種種攻擊甚至謾罵，當年余秋雨的態度曾是“把罵聲當掌聲”，結果是悲憤地封筆退出文壇；現今的易中天有所進步，他向記者直接表達了自己的憤怒，但也強不到哪去。他表達憤怒的方式是一句話：“我想反問一句，這樣問我公平嗎？”
    行文至此，記者不禁擔心易中天會像余秋雨選擇“封筆”一樣，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選擇“封口”。雖然，《易中天品中國文化》又在寧夏衛視如火如荼，但如果“火燒易中天”也像“水淹余秋雨”一樣持續10年，易中天還能扛得住嗎？
    拷問文化圈
    記者既不是“余迷”，　也不是“易粉”，關心的也只是“文化明星”這一新生事物。所以拿“水淹余秋雨”和“火燒易中天”説事，只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只有餘秋雨和易中天堪稱“文化明星”罷了。
    拋開針對特定人和事的是非恩怨，有助於我們看清“文化明星崛起之痛”的本質。如此，記者提出如下問題，希望能夠引起文化人和文化圈的思考。
    問題1：時代是否需要“文化明星”？文壇是否應該與時俱進，為“文化明星”的成長創造適宜的環境？
    以互聯網的推廣和普及掀起的信息革命為標誌，人類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進入了全新的信息時代。高度發達的信息傳輸技術，徹底改變了以往的時空概念，人際勾通效率提高，交往距離縮短，地球好像變成了村莊。各行各業依靠網絡等傳媒的支持，掀起了目不暇接的造星行動，社會流行仿佛進入了“明星導向”時代。一個航天英雄，就能掀起全民航天熱；一個姚明的受傷，就能左右廣大球迷的情緒；一個“超級女聲”的閃耀，就能引發全國少男靚女的明星夢。我們隨便訪問一個人，就能從他的口中聽到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明星的名字；如果訪問的恰好是個追星族，他還能説出明星的年齡、愛好、影響等詳細情況。但是記者敢説，我們訪問中能聽到文化人名字的機會並不多。
    我們都在抱怨青少年熱衷於追星，主要是追娛樂明星和體育明星，心浮氣躁，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是，我們卻忽略了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明星導向”的力量。我們拿什麼和明星導向對抗？用孩子們聽得耳根起繭的空洞説教嗎？告訴孩子們，讀書吧，書中自有黃金屋？可是孩子們看不見，摸不著，如此他能拋卻浮躁，靜心攻書嗎？
    而“文化明星”的崛起，讓孩子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書中的成功機會，看到了治學成就明星夢的機會，不好嗎？
    如此説來，在明星導向社會時尚方面，文化人、文化圈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所謂“智者因勢而利導之”，我們是不是應該適應時代潮流，扶持“文化明星”的成長？是不是應該為“文化明星”的成長創造好的氣候、寬鬆的環境？
    問題2：什麼是文壇好的環境？我們是不是應該建設和諧文壇，建設文壇和諧文化？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藍圖，十六屆六中全會又發出了建設和諧文化的號召。作為文化人，應該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做和諧文化建設的先鋒和典範。
    建設和諧的文壇和文壇和諧文化，首先應該把“和諧”作為道德標準。文壇的一些不和諧現象，比如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氣，是“文人相輕”的表現。曹丕《典論論文》説，“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今，我們是否應該用和諧的道德為標準，自覺地根除“文人相輕”的習慣思想，樹立全新的“文人相重”的道德觀念？
    在競技場上，我們經常聽到勝利者對失敗對手的讚美與尊重；在我們文人自己虛構的武俠世界，也經常聽到一代大俠對邪教高手武學修為的推崇；即便是在娛樂圈，明星之間也多是相互敬重，相互捧場。為什麼文化人就不能相互看重？讚美別人的長處，寬容別人的缺點，是一種美德，也是為人的高尚境界啊。
    建設和諧文壇和文壇和諧文化，還應該把“和諧”作為文壇的行為標準。
    千百年來，社會上就有“文人無行”的説法。現在，如果我們把探討當作挖苦的手段，把批評當作攻擊的利劍，甚至演變成謾罵和群毆，就會在“文人無行”的死衚同裏越陷越深，把“文人無行”的惡名越背越重。須知“文人無行”是最嚴重的“有辱斯文”。因此，我們説每一句話，做每一件事，都應該想一想，符合和諧的道德標準嗎？符合和諧的行為標準嗎？
    建設和諧文壇和文壇和諧文化，還應該把和諧作為文壇的審美標準。如果“文化明星”的崛起是時代的發展需要，那就是“文化明星”與時代的和諧；如果我們的著作能夠得到市場的肯定，甚至引發“洛陽紙貴”的熱銷盛況，那就是著作與市場的和諧；如果文化人能夠得到讀者的追捧、網民的擁護，那就是文人與民眾的和諧。舉天下之美集之於和，和諧為美。美的人、美的書、美的事，我們為什麼要和他過不去？
    最後，建設和諧文壇和文壇和諧文化，還應該把“和諧”作為文壇的制度標準。所謂“儒者以文亂法，俠以武范禁”，説明文化人有不尊法度的老毛病。文人散漫，世有公論。以文壇管理而言，就存在過於鬆散、制度缺失的弊端。“文化明星”的崛起，很多人大呼“不公平”，但是，想過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嗎？沒有！我們沒有制度，人家靠媒體成名，就不犯法，也不違規，更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擋任何人的道，有什麼不公平？在市場和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與其坐在那裏憤憤不平，不如適應時代，拋棄此前的學術權威思想甚至學霸習氣，建立扶持文化人成名成家的制度和程序，創造有利於“文化明星”崛起的環境。
    問題3：文化是否應該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延安整風時期，就存在過“雅與俗”的爭論，而且激烈程度不亞於對“文化明星”“媚俗”等的種種討伐。其實，幾千年的文化史證明，陽春白雪，下裏巴人，各擅勝場，這是不爭的事實。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新聞報道的“三貼近”原則，即“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記者認為，這一原則也應該適用文化圈。再先進的技術發明，如果不能轉化成現實生産力，只能是廢紙一張；再高深的學術，如果不能普及大眾，那也只能説是學而無用；好的文章，沒有讀者，算是白寫。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古老的中華民族正以復興的姿態崛起于太平洋之濱。要完成復興之路，本世紀最初的20年尤為關鍵。作為文化人，應該為民族復興大業做些什麼呢？
    我們知道，決定一個民族強盛的因素，經濟實力很重要，這時硬體。沒有實力，就要落後，就要挨打。所以我們黨和國家這些年不遺餘力地搞經濟建設，強調發展的硬道理。
    但是，一個民族的強盛更需要文化，這是軟體。沒有軟體，一台電腦就是一堆廢鐵；沒有文化，一個民族就沒有靈魂。
    新加坡前總統、內閣資政李光耀説，如果中國的崛起能以文化復興的形式出現，那麼全世界包括美國和日本，都會被她所吸引和影響。中國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她要打造的是21世紀版本的新中國。
    因此他建議我們，像鼓勵商品在市場自由貿易那樣，允許文化在自由的環境中發展壯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重建漢唐的文化盛世。他表示相信，如果不同流派的藝術、文化、哲學、政治思想可以自由地競爭，那麼文化的花朵將在中國盛放。屆時全球的中國觀察家、學者、媒體都會看到中國追求的不是稱霸世界，而是復興中華文明，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讓中國人都享受到高水平和高素質的生活。
    復興中華文明，正是文化人的時代使命。如果我們文化人不貼近這一實際，只能被時代拋棄；如果我們不貼近生活，只能被社會拋棄；如果我們不貼近群眾，只能被人民拋棄。拋棄到哪？拋棄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步伐之外，在沒有人關注的角落裏自吟自唱，自我欣賞。【來源：中國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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